像往常一样，屏幕上出现了人民公敌埃曼纽尔·高德斯坦因的脸。观众纷纷发出嘘声，淡茶色头发的女人还尖叫起来，叫声中混杂着恐惧与憎恶。高德斯坦因是叛徒，是堕落的人。很久以前（没有人记得究竟有多久）他是党的领导者，几乎和老大哥平起平坐。然后他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但他又神秘脱逃，销声匿迹。两分钟仇恨会的内容每天都不一样，但每次都把高德斯坦因当做重中之重。他是头号叛徒，是最早玷污党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行为、一切破坏行动、一切异端思想和违规越轨的行为都是他教唆的。他仍然活着，仍在策划阴谋，他也许在国外，躲在外国人的庇护下，也许在国内，藏匿在某个地方——时不时就会传出这样的谣言。
温斯顿觉得自己的心脏正在缩紧。每当看到高德斯坦因的脸，他就心情复杂，这让他非常痛苦。高德斯坦因长着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面孔，白发蓬松，还蓄着一小撮山羊胡——这是张聪明人的脸，但这脸又惹人生厌，鼻子又细又长，鼻梁上架着眼镜，看上去既衰老又愚蠢。他的脸让人想起绵羊，甚至连他的声音也和绵羊相似。高德斯坦因对党进行攻击，他夸大其词，蛮不讲理，言辞恶毒，这套把戏就连孩子都能看穿，可听上去又有几分道理，人们不得不提高警惕。若头脑不够清醒，很容易就被他蛊惑。高德斯坦因辱骂老大哥，抨击党独裁，要求立即和欧亚国和谈，还要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情绪激动地叫喊着，说革命遭到了背叛——在讲这些话时，他语速极快，多使用多音节词。这分明是对党的演说风格的拙劣模仿，他甚至使用了新话——毫无疑问，比任何党员在日常生活中讲到的新话都要多。在他说话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人被他似乎有些道理的花言巧语蒙蔽，电屏上，他的脑袋后面可以看到数不清的欧亚国士兵正排着纵队前进——这些身材壮硕的士兵都长着典型的亚洲人的脸，都面无表情，他们一队接一队地走着，绵绵不断地出现在电屏上，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他们用沉重又富有节奏感的脚步声衬托着高德斯坦因的那类似绵羊的喊叫。
仇恨会只进行了半分钟，房间里就有一半人按捺不住愤怒发出咆哮。那扬扬得意的绵羊脸以及这绵羊脸后欧亚国震慑人心的力量都让人无法忍受。另一方面，只要看到高德斯坦因的脸，或者仅仅是想象一下他的样子，人们就不禁恐惧、愤怒。相比欧亚国或东亚国，他更频繁地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因为无论大洋国和这两国中的哪一个开战，通常，它都要和另一国保持和平。但奇怪的是，虽然所有人都仇恨、鄙视高德斯坦因，虽然他的理论每天甚至一天上千次地在讲台上、在电屏内、在报纸里、在书本中遭到批驳、攻击、嘲弄，被当做毫无价值的垃圾。他的影响似乎从未减弱过，总会有一些新的什么人上当受骗，每天思想警察都会抓到受他指使的破坏分子和间谍。他是影子部队的领导者，这支部队由试图推翻政府的阴谋者构成，是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即传说中的“兄弟会”。此外，还有一种秘密的说法称有一本收录了各种异端邪说的可怕的书在暗中散发。这本书由高德斯坦因撰写，没有名字，人们提起它时只会说“那本书”。不过，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一般的党员都尽可能不去提兄弟会和那本书。
仇恨会进行到两分钟时，人们陷入狂热。他们跳起来，在座位上尽情叫喊，试图盖过电屏里传来的发狂一般的羊叫声。那个浅茶色头发的矮个子女人涨红了脸，嘴像离开水的鱼一张一合。就连奥布兰也满面通红。他坐在椅子上，身体笔直，本就厚实的胸膛膨胀起来，像被电击一般颤抖不已。在温斯顿身后，黑头发的女人大喊着“猪猡！猪猡！猪猡！”还突然捡起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屏砸去。词典击中高德斯坦因的鼻子，又弹了起来，他的讲话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仍在继续。某个瞬间，温斯顿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人并无两样，他跟着大家一起叫喊，还用脚后跟使劲去踢椅子腿。这正是两分钟仇恨会的可怕之处，没有人被强迫着参加，但是没有人能避开它不参加。不出三十秒，人们就会抛开矜持。混杂着恐惧感和报复欲的快感，对杀戮、虐待、用大铁锤痛殴他人面部的渴望如电流一般通过人群，促使你背离自己的本意，变成一个面容扭曲、高声叫喊的疯子。但是，人体察到的这种愤怒只是一种抽象的、盲目的情绪，类似喷灯的火焰，可以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因此，有那么一会儿，温斯顿不再仇恨高德斯坦因，而正相反，这仇恨之情转移到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上。在这一刻，他的心倒向了电屏上这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里捍卫着真理和理智。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和周围的人融在一起，认为那些攻击高德斯坦因的话语都是正确的。此时，他对老大哥的厌恶又变成了崇拜，老大哥的形象愈发高大，他成了一个所向无敌、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宛若一块高高矗立的、与亚洲人对抗的巨石。而高德斯坦因虽然孤立无援，虽然连是否存在都尚存疑问，但他看上去就像个阴险的巫师，只需运用话语的力量就能让文明的结构毁坏殆尽。
有时，人能将仇恨的目标换来换去。温斯顿在转瞬之间就把对电屏中人的仇恨之情转移到身后的黑发女子身上，其速度之快，其情之猛，就好像噩梦惊醒后猛地把头从枕头的一侧扭到另一侧。他的心中出现了“生动美丽”的幻觉：他会用橡皮棍将她打死，他要把她脱光了绑在木桩上，像处死圣·塞巴斯蒂恩那样，让她乱箭穿心。他还要强奸她，并在高潮时割断她的喉咙。他比从前更清楚，为什么自己那么恨她。他恨她，因为她年轻漂亮却不性感，他想和她上床却永远不会如意。她柔软的腰肢似乎在诱惑你伸出手臂搂住她，但上面围着的却是令人讨厌的红色腰带，一个咄咄逼人的贞节的象征。
仇恨达到顶点，高德斯坦因的声音真的变成了羊叫，而他的脸也一度变成羊脸。然后这羊脸又和欧亚国士兵融为一体。那士兵身材高大，样貌慑人，手中的冲锋枪正在咆哮，他似乎在冲锋，整个人好像要从电屏里跳出来。这吓坏了坐在第一排的人，一些人甚至开始向后靠去。但就在这一刻，电屏上，欧亚国的士兵变成了老大哥，他巨大的脸占满了整个屏幕——黑头发、黑胡子，面孔充满力量，安详沉稳。所有人都安下心来，没有人听见老大哥究竟说了什么。他仅有的鼓舞人心的话语被淹没在吵闹的战斗声里，难以听清，但他讲话本身就可以让人们恢复信心。在这之后，老大哥的脸隐去，电屏上出现用黑色粗体的大写字母写的三句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然而，老大哥的脸又在电屏上停留了几秒钟，也许它给人们的眼睛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不能立即消失。浅茶色头发的女人扑在身前的椅子背上，颤抖着轻声呼喊：“我的拯救者。”她向屏幕张开双手，接着又用双手捧起自己的脸。显然，她在做祷告。
这时，所有在场者都慢慢地、有节奏地、一遍又一遍地用低沉的声音喊着：“B—B！……B—B！”他们喊得很慢，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有长长的间隔。这低沉又模糊的声音很奇怪地带着野蛮的气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好像听到了赤脚踩地的声音和咚咚的鼓声。喊叫大约持续了30秒。在那些情绪盖过理智的时刻，人们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叫声。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老大哥英明和权威的赞颂，但更多的，它是一种自我催眠，人们故意用有节奏的声音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由内而外地感到寒冷。两分钟仇恨会上，他无法控制住自己，他和大家一起陷入狂热。这非人的叫喊声“B—B！……B—B！”让他惊恐。
当然，他也和大家一起呼喊，他不可能不这么做。这是人的本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控制自己的表情，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但有那么几秒钟，他的眼神可能出卖了他，就在这一刻，颇具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它的确发生过。
那一瞬间，他捕捉到奥布兰的目光。当时奥布兰站着，正准备用他特有的姿势将之前摘下的眼镜戴上。就在他们四目相交的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温斯顿明白了——是的，他明白！——奥布兰和自己正思考着相同的事。一个不容置疑的信息传递过来，就好像两个人的大脑都敞开，彼此的思想借助目光传递到对方那里。“我和你一样，”奥布兰似乎在对着他说。“我完全清楚你的感受，我知道你蔑视什么、仇恨什么、厌恶什么，但别担心，我站在你这边。”之后这心意相通的时刻过去，奥布兰的表情又变得和其他人一样深不可测。
过程就是这样，温斯顿开始怀疑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会有后续，所有这些只不过让他保持信念、怀抱希望——除了他自己，还有人是党的敌人。也许关于庞大的地下网络的传言是真的，也许兄弟会真的存在。尽管诸如逮捕、招供、处决类的事一直在发生，但人们仍然没法确定兄弟会存在，有时温斯顿觉得它有，有时又觉得没有。没有任何证据，除了那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它们可能谕示着什么，也可能什么都不是：无意中听到的谈话，厕所墙上胡乱涂写的模糊语句，甚至陌生人相遇时所做的也许是“暗号”的小动作。统统这些全是猜测，很有可能都出自他的臆想。他又回到他的隔间去，没有再看到奥布兰。他几乎没想过继续和奥布兰那样接触。这太危险了，就算他知道怎样做，他也不能去做。他们只不过在一两秒的时间里混混沌沌地交换了目光，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而即便如此，对生活在自我隔绝中的孤独的人来说，它依然值得铭记。
温斯顿坐直了身子，打了个嗝，杜松子酒的味道从胃里泛了上来。他注视着本子，发现自己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直在写东西，就像自动动作。并且字迹也不同于以往的潦草。他的钢笔在光滑的纸上用大写字母整整齐齐地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张纸。
他不由得一阵恐慌。其实毫无必要，因为这些字并不比写日记一事更加危险，有那么一会儿，他想把写了字的纸撕掉，就此放弃记日记。但他没有，他知道这毫无用处。不管他是不是写“打倒老大哥”，不管他是不是继续写日记，都没有什么不同。思想警察仍会抓住他。他已经触犯了——就算他没用笔写在纸上，他仍犯了——包含其他一切罪行的根本性的大罪，他们称它“思想罪”。
思想罪无处遁形，你可能成功地躲上一阵儿，甚至几年，但他们早晚会抓到你。
总是在夜里——抓捕总发生在夜里。他们突然将睡梦中的你惊醒，一面粗暴地抓着你的肩膀，一面用灯光直射你的眼睛，你的床边围绕着一堆凶恶的面孔。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审讯，也不会有报道。总是在夜里人们消失了。你的名字将从登记簿上移除，你的所有记录都将被清除，你的存在遭到否定，接着你就被遗忘。你被除掉了，被消灭了，人们通常将之称为“被蒸发”。
有那么一会儿，他变得歇斯底里，开始在纸上胡乱地涂写：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的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害怕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你的脖子后面开枪我不害怕打倒老大哥。
他向椅背靠去，稍稍觉得惭愧，放下了笔。突然他一惊：有人在敲门 。
已经来了！他像老鼠似的一动不动，徒劳地祈祷不管是谁敲一会儿就离开。但是没有，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不开门最糟糕了，他的心像鼓一样怦怦地跳着，不过，习惯成自然，他也许仍面无表情。他站起来，脚步沉重地向门走去。
汉文二
握住门把手的瞬间，温斯顿发现日记还摊在桌子上，上面尽是“打倒老大哥”，字体大到站在房间的另一端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简直愚蠢透顶！但他知道，这是因为哪怕身处慌乱，自己也不想让未干的墨迹弄脏洁白的纸。
他吸了口气，将门打开，顿时放下心来，感到一阵温暖。门外站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她脸色苍白，头发稀疏，皱纹满面。
“哦，同志，”她用沉闷的声音说，“我听到你进门的声音，你可以帮我看下厨房的水池吗？它好像堵住了。”
原来是帕森斯太太，同层楼某个邻居的妻子。（党不大赞成使用“太太”这一称呼，认为对所有人都应称“同志”，但人们仍然会对某些女人使用这个词）她大概三十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脸上的皱纹仿佛嵌着灰尘一般。温斯顿跟着她向走廊走去。这样的修理工作每天都有，让人心烦。胜利大厦是始建于1903年的老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天花板和墙上的灰泥频繁剥落，天气一冷水管就开裂，一下雪屋顶就漏水，即使不是为了节约而将暖气完全关闭，也只会提供一半的热量。维修之事除非自己动手，否则必须经过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批准，可就连换玻璃这样的小事，委员会也会拖上两年才解决。
“汤姆刚好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含含糊糊地说。
帕森斯的屋子比温斯顿的大一点，是另一种形式的阴暗。所有东西都像被殴打过一样，就好像刚才有猛兽闯了进来。地板上散落着各种体育用品，曲棍球棒、拳击手套、破足球、翻过来的汗渍斑斑的短裤。桌上放着脏碟子和折了角的练习本，墙上贴着青年团和侦察队的红旗以及巨大的老大哥的画像。房间像这幢大楼的其他地方一样弥漫着煮白菜的气味，不仅如此，还有浓烈的汗臭味。随便是谁一闻就闻得出来，但不知为什么，这气味来自一个当时并不在场的人。而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吹用梳子和厕纸做成的喇叭，试图和上电屏里传出的军乐声。
“是孩子们。”帕森斯太太忧虑地向那扇房门看去，“今天他们没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话只说一半。厨房的水池里溢满了绿色的脏水，味道比煮白菜还难闻。温斯顿跪下来检查水管的拐弯处，他不愿意动手，也不愿意弯下身子，这会诱发他的咳嗽。帕森斯太太什么忙都帮不上，站在一旁观看。
“当然，如果汤姆在家，一会儿就能修好。”她说，“他喜欢做这个，他的手很巧，汤姆就是。”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胖胖的，人有点儿蠢，带着一腔愚钝的热情，在各方面都很活跃。他是那种不问为什么，有献身精神又劳劳碌碌的人，党要凭借他们维持稳定，他们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思想警察。帕森斯三十五岁，就在不久前刚刚不情愿地脱离了青年团，而在进入青年团之前，他曾不顾规定在少年侦察队多待了一年。他在真理部的职务是附属性的，对智力没有要求。但另一方面，他同时还在体育委员会和其他组织负责领导集体远足、自发游行、节约运动和义务劳动等活动。他会在抽烟斗的工夫用平静的语气颇为自豪地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年里，他每天晚上都会去集体活动中心。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把汗味带过去，那汗味倒成了他精力充沛的证据。
“你有扳手吗？”温斯顿说，他正摸着水管接口处的螺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