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梁漱溟（前排居中者）与祖母、父亲、长兄、大妹、二妹合影梁济夫妇生二子二女。梁漱溟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于清末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
梁漱溟自幼瘦弱多病：未到天寒时节，手足已然发凉。据说，他小时候不但瘦弱，而且很呆笨，约莫六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晨，他母亲在隔屋喊他，问为何还不起床。他却大声气愤地回答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因为裤子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引到前面来，打一结扣，他不会。这么大还不会穿裤子，引得家里人都笑了。
这一二年，梁漱溟时常头晕目眩，感到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躺下休息片刻；七八岁后，虽然嬉戏玩耍跳掷，却不如别人家孩子勇健活泼。上小学时，一次玩单杠头朝下跌倒，经用药才恢复苏醒，以后再不敢轻试；读中学时，经常羡慕地看着同学们打球踢球，人家不玩，他才一个人试试。参加活动较少却爱思考，神情严肃，少年老成，同学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小老哥”，颇有嘲笑之意。
大约是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梁漱溟拿着一串铜钱在院子里玩耍，忽然铜钱不见了，于是到处寻找并与家人吵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第二天，他的父亲打扫庭院，发现桃树枝上挂着一串铜钱，知道是漱溟儿丢失挂在这里的，于是仍把它放在原处，并不声张，也不责备他，用笔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梁漱溟。上面写道：“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了，到处向人寻外而内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梁漱溟看过字条，赶紧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丢失之物，不禁自怀惭意，正如其父所言真是糊涂得很！由于父亲采取启发教育，梁漱溟从小培养了一种自觉的精神。这对于他后来善于动脑筋很有帮助。
梁漱溟六岁开始读书，家里请了一位姓孟的老师给他讲《三字经》、《百家姓》，而后父亲让他读《地球韵言》，不像一般的家庭强调四书五经，而要孩子知晓外侮日逼，关心世界、国家大局。梁漱溟后来在《我的自传》里列举了一串事实：
清咸丰十年（西历1860年）英法联军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
清光绪十年（西历1884年）中法之战，安南（今越南）被法国占去。
又光绪十二年（西历1886年）缅甸被英国侵占。
又光绪二十年（西历1894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去。
又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
又光绪二十三年（西历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青岛）。
又光绪二十四年（西历1898年）俄国强索旅顺、大连。
梁济在日记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事实，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梁漱溟七岁时，其父将他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即“中西小学堂”读书。这所学校不仅教中文，而且还教授英文，其目的是想让学生扩大视野，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不料次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学校停顿下来，英文就没有继续学下去了。之后，他又转了两个小学，到十二岁时，又在家请塾师来教，十三岁又进“江苏小学堂”学习。
就家庭而言，父亲梁济做事认真，有豪侠气，但思想不够超脱。梁漱溟认为：“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但梁家的家庭环境是宽放的。梁家兄妹“成了开明教育方式的受惠者，不用怕挨打，不用担心说错话挨骂，甚至不用注意当时最起码的礼法，例如长辈坐上座，晚辈坐下座。在他们得到的这些自由中，最有意义的自由自然是言论思想自由”。父亲并没有规定梁漱溟应该读什么书，而是由着他“主动地瞎撞”，梁漱溟则“读书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的”，找到想读的书就关起门来“乱猜”。
到梁漱溟十岁前后，梁济对子女们的教育，主要有三项：一是讲戏，梁济把平日看京戏的戏中故事讲给儿女听。二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意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三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例如：
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看书多了，梁漱溟逐渐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而对于他读书学习颇有影响者，首先是父亲，“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逐成我之自觉的，完全是我父亲”，“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从不干涉。十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另一位重要影响者，是梁济的朋友，主编《京话日报》的爱国报人彭翼仲。梁漱溟后来说：“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彭翼仲创办的《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开荒时候”“为我准备”的“很好的课外读物”。“固然十岁时爱看《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几乎成瘾，已算是自学，但真底自学，必从这里（向上心）说起。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
梁漱溟在《我的自传》中谈到自学的根本是：一片向上心。谈到温厚明通的母亲赞助父亲和父执（彭翼仲）的维新运动时，指出：
一方面，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种世俗谋衣食求利禄的“自了汉”生活。另一方面，在那维新前进的空气中，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
1906年夏，十四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在此读了五年半的中学。这一阶段，他不但“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名者”，而且更重视和善于自学，对时事非常关心。当时北京出版的《北京日报》《顺天日报》《帝国日报》及上海出版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都是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此外，他还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及《国风报》等刊物。上述报刊对他了解世界形势及国家大事很有帮助，谈起时局来知识面很宽，不像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以上所述可见，他从小对政治就有一种特殊兴趣，与一般青少年大不一样。
具体反映在课程上，他不大喜欢国文，“国文教师教我们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兴；国文讲义，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欢空洞的议论，如苏东坡之万言书。至若庄子的文字，更叫我头痛痛恨。因为《庄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学意味，玄妙极顶；类如‘此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实在是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所有《庄子》《老子》一类书，我概不以为然。其他古文、词章、文选派之六朝文章，我无一不厌恶。我从来没有在国文上，下过工夫”，“此种狭隘之见解，二十余岁以后，才渐次解放”。
梁漱溟虽不喜欢国文，亦很少看中国旧书，但其国文作文成绩还不错，偶然还被评为第一名。他“总喜欢作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时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多半失败”。一位七十岁的王老师在翻看他的作文卷后，批有“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后来一位范先生比较赏识他，作文批语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班里，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相处甚好，经常在一起自学或玩耍；学校里年级稍后于梁漱溟的，亦有后来学术界知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
除了读书籍与报刊，这一阶段的梁漱溟喜欢用脑深思。他对人生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凡事要看它对人有没有好处和好处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那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转来说，如果于群于己都有极大好处，即便是天下的第一等事，就应该去做。这是他对人生问题的评判标准。至于他对社会问题，他也有一个看法和主张。他认为：在政治改造运动上，可以用种种手段，甚至于可以用暗杀的办法，都是可以的，但反对排满、革命。在他看来，走和平改良的路，不仅收效快，而且对国家破坏性小，国际上也可避免干涉，因此对社会问题他主张走和平改良的道路。然而，他的这种主张与当时形势发展是不合拍的。后来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许多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人，也转向革命派。
在梁漱溟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转进的年代，有两个朋友对他影响至深，这就是郭人麟（亦即郭晓峰、郭仁林）和甄元熙。
郭人麟，河北乐亭人，年长梁漱溟二岁，却比梁晚入校一年，虽为一校同学，朝夕相见，却无往来，一直到第三年方始交谈，交谈后，郭对梁的思想变化产生极大影响。梁后来回忆：自己那时虽有救国救世，建功立业的抱负，但其实在人生思想上却很浅陋。对于古今哲人高明一些的思想拒绝理会，且受先父影响，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认为“要做大事者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把人格修养当做方法手段看了。此时，“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他的谈话，有时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时顺应我要做大事业的心理而诱进我，使我心悦诚服。我崇拜之至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这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
当年冬天，梁漱溟应郭人麟邀请去河北乐亭乡间。旅店主人见他是北京来的学生，问他来乐亭做什么，梁回答说找同学郭晓峰（即郭人麟），店主人一听十分高兴地说：“郭晓峰，人不大，四海知名啊！”
另一朋友甄元熙，广东台山人，年长梁一二岁，同班（1910年插班）。本来郭人麟、陈子方（另一同学）在中国问题皆倾向革命，但不是特别积极。甄从广州、上海来北京前，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梁和甄皆关注时局，不久即成为好朋友。但两人政见不大相同，梁起先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观点见前页）；甄当然是革命派。两人私下开展笔战。后来，在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看到清廷腐败，而转为革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