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媚事契丹
石敬瑭虽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个儿皇帝并不好当，一再隐忍，有时候也觉得难受。当契丹的使者无礼骄横、横加斥责时，又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应酬。大臣中除了桑维翰等少数几个人外，都对契丹人有气，主张抵御契丹。对于这一切，石敬瑭都忍受下来了，但朝野上下咸以为耻，有的大臣也因此而拒绝出使契丹。如兵部尚书王权就是如此，石敬瑭派他出使契丹，向其主献徽号，王权耻于向契丹国主跪拜，宁愿丢官，也不愿出使。石敬瑭也曾动摇过，但看了桑维翰的长篇奏折，又觉得当儿皇帝好处较多，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扔下儿皇帝这顶帽子，还是他的儿子为他出了一口恶气。虽然石重贵最后由于主将投降而流亡契丹，但两次战胜契丹兵还是对于中原人民的抗辽斗争起了鼓舞和促进作用。石敬瑭卑事契丹，每年进贡帛三十万匹，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一点好处，他当皇帝的六年，在客观上为中原人民带来了短期的安定。但是，割让十六州又使他的这点小功劳化为乌有，因为他的儿子在抗击契丹时已经没有险要可守，终使中原又遭战火蹂躏。
在称帝之前，石敬瑭不管是自己还是治理地方政务，都很节俭，但作了皇帝后就开始奢侈起来，他的宫殿都用黄金、美玉、珠宝等物装饰得富丽堂皇，原来的都城在洛阳，后来又嫌其破旧，就将都城迁到了汴州（今河南开封），将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为了镇压百姓的反抗，他又下令制定了许多残酷的法律，施加的刑罚也多是一些令人惨不忍睹的方式：割舌头、将人肢解、灌鼻子、放在锅里蒸煮等等。此外，他对于士人也不信任，觉得他们不为国家着想，只知道为自己的子孙谋利，所以石敬瑭又像后唐那样重用宦官，使宦官势力重新抬头。
后晋的将帅们也多有不服石敬瑭的，他们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夺取天子之位。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是这样一个跋扈的武夫，他常对人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此话虽出自安重荣之口，却反映了当时藩帅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此人虽是野心勃勃的武夫，但比起石敬瑭来，多少还有些民族气节，史书记载说：他每见契丹使者，必指着鼻子大声谩骂。他不服石敬瑭，遂收聚亡命，收市战马，囤积粮草，准备将来起事。又联合契丹境内的吐谷浑等族以为援，招纳吐谷浑首领白承福等率本族三万余帐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契丹的实力。他还公然上书，指斥石敬瑭向契丹奉表称臣，贡献中国珍异财宝，并将此书散发给朝中大臣及诸镇藩帅，使得石敬瑭十分恼火。契丹对大批吐谷浑人的内迁也十分不满，接连遣使责备石敬瑭。石敬瑭内外交困，焦虑万分，亲自跑到邺都，连下诏书劝谕安重荣，却毫无效果。天福六年（941年）冬，安重荣大集境内军民，众至数万，向后晋的都城汴梁进军，由于石敬瑭收买了其部将，导致战败。安重荣兵败被杀后，石敬瑭为讨好契丹，竟将安重荣的头颅送给了契丹，表示自己的一片顺服之心。
其实早在安重荣起兵之前，后晋的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就已经举兵反叛过了，是在天福二年（937年）。当时义成节度使符彦饶、东都巡检使张从宾等，皆举兵响应。只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相互协调不够，才被石敬瑭各个击破。在安重荣举兵的同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利用后晋王朝全力对付安重荣之机，起兵于襄州，并进攻邓州，久攻不克，后来兵败身亡。
后晋诸镇藩帅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使得石敬瑭十分不安。武力镇压，显然实力不足，于是只好采取姑息政策，以保住石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后晋统治时期，各地藩帅中骄恣残暴者有之，残酷刻薄者有之，专横跋扈者有之，致使当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晋昌节度使赵在礼，靠兵变起家，聚敛财富，不遗余力。他先后历任十余镇，所到之处，开设邸店，经营商业，积财巨万。他在宋州任上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不久有诏移镇永兴，百姓听到后，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说：“此人若去，可谓眼中拔钉子，何等快哉！”赵在礼听到后，恼怒异常，特意上表请求再留任一年，昏庸的后晋王朝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下令境内按户每年增收一千文钱，谓之“拔钉钱”，并且严令各地官吏催督，如不按数交纳，则严刑拷打。
泾州节度使张彦骄横不法，憎恨慕僚张式的直言相劝，欲加杀害，张式逃走，朝廷为安其心，竟将张式判处流刑。但张彦还不满足，公然威胁说：“若不得张式，恐致不测。”言下之意，如不按其意办，将会举兵造反。后晋朝廷姑息藩镇，全然不顾朝廷颜面，竟将张式押回送给张彦，结果导致了张式被以非常残酷的手段杀害了。
因石敬瑭靠契丹的支持，也是靠武力得了帝位，原来和他一样的各地将领们也想坐这个皇帝宝座，所以反叛的接连不断。再加上石敬瑭称帝后，用人和施政措施不当，民心开始背离，这又给属将们作乱提供了借口和有利时机。镇守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觉得总被石敬瑭猜疑，为防以后生变，就先在魏州叛乱称帝了。石敬瑭派去的杨光远不但没有攻击范延光，反而和他合伙反叛，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被杀。最后叛乱虽然平息，但却失去了两个儿子，叛乱给石敬瑭的打击很大。再加上镇州的节度使安重荣在北方的叛乱，这两次大的叛乱使本来就为仰契丹人鼻息而憋气的石敬瑭更加急火攻心，对于其他的将领也无法信任了。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契丹又遣使前来追索南迁的人口，并声言要发兵问罪。石敬瑭早已卧病在床，一听发兵问罪，更是胆战心惊，病情加剧，饮食不进，苟延残喘了。
因外有契丹的不断索取和指责，内有不法藩镇的压力，石敬瑭终日处于紧张惶恐之中，郁郁寡欢。在安重荣叛乱的第二年，石敬瑭就去世了。石敬瑭临死时把儿子石重睿托孤给大臣冯道，但石重贵宫廷密谋，发动政变，废石敬瑭遗命，立自己为皇帝，篡权夺位。即位后仅四年，后晋就被叛降的将领和契丹一起灭掉了。
石敬瑭陵墓，位于今宜阳县城北12.5公里石陵村西，称“显陵”。显陵墓冢现高二十米，周长约一百米，封土保存基本完好。墓前原有清雍正二年（1724年）所立“晋高祖墓冢”石碑一通，近年被农民开拖拉机撞断，地下石碑残段尚可寻见。墓前原有石人、石兽九对，因地势低洼，泥土淤积，已埋于地下。
（二）后晋之亡
石敬瑭死后，他的兄长石敬儒之子石重贵即位，石敬儒早年曾经在唐庄宗部下为将，不幸早亡，所以石重贵被石敬瑭收养为子。石重贵称帝，史称晋出帝。
石重贵虽为皇帝，朝中大权却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掌控。景延广无勇无谋，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权以来，改变了石敬瑭对契丹的一贯政策，拘禁其使者，杀害契丹商人，抢夺其货物。石重贵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起契丹的不满，战争一触即发。景延广不做好战争准备，却口出狂言，声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天下笑，当成后悔矣！”契丹国主闻言大怒，连年进兵侵扰中原。而后晋王朝内部却有不少野心家也想乘乱夺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乱，如石敬瑭的儿女亲家杨光远，原后晋大将赵延寿、北面都招讨使杜重威、李守贞等，无不是此类人物。在契丹与后晋的战争中，幸赖广大军民的拼死奋战，才使契丹军屡次受挫而退，有时还败得很惨。但是由于后晋内部有这些只图个人权位，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存在，最后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国主耶律德光再次发动对后晋的战争。他指示降将赵延寿与瀛州刺史诈降，送假情报给后晋。出帝不辨真假，急于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为统帅，统领大军北上抗击。杜重威此次出征是有个人打算的，他想仿效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帝。所以借口此次出战深入敌境，必然要有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石重贵只好给他增兵，致使禁军皆归其麾下，京师空虚。杜重威到前线后，每日饮酒作乐，不议军事，只知一味地向晋廷要求增兵运粮。晋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对方，由于主帅没有任何作为，反被敌军截断粮道，形势极为不利。杜重威正要使晋军处于危险境地，以便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商议，派人与契丹联系请降。耶律德光虽然包围了晋军，但晋军毕竟人多势众，且战斗力较强，想获得全胜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当他得知杜重威率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许愿事成后立他为帝。于是杜重威招集诸将，伏甲于营中，宣布投降契丹，诸将中虽有不愿意者，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也只好连署降表。当杜重威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全军恸哭，震天动地。
杜重威投降后，耶律德光让他穿上赭黄袍，由于他早已许立赵延寿为帝，于是也让赵延寿同样穿上赭黄袍，将两个卖国贼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实际上根本无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皇帝。这一回他本人要当中原的皇帝了。
由于晋军主力已经投降契丹，所以耶律德光很快便进入了汴梁，俘获了石重贵及其全家，将他们迁往契丹境内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原为石敬瑭部将，这时担任太原节度使的沙陀人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为汉。耶律德光于947年，在汴梁后晋宫中即位。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到处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们聚集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不下千百，到处打击契丹军队，杀戮契丹派来的官吏。耶律德光无力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为帝，然后率军北撤，途中一病而亡。
契丹据有燕云十六州，使它成为南侵的根据地。后周时，契丹又帮助北汉进扰中原，北汉也勾结契丹，想仿效石敬瑭。周世宗柴荣曾于显德六年（959年）进行北伐，收复了瀛、莫、宁三州和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关。因周世宗病逝，北伐中止。
北宋建立后，统一了内地，形成了宋辽对峙的局面。宋太宗曾两次大规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故地，但都没有成功。由于失去北边险要地区，北宋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只好以兵为险，靠驻扎大军来守卫边防，这对北宋国家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