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月初四这一天，赵匡胤率军到达开封，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宰相范质等人这时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后悔不该仓促出兵。范质握着王溥的双手说：“没有加以考虑，匆忙之间派遣赵匡胤出征，导致赵匡胤造反，这都是我们的失误！”直握得王溥双手几乎出血。王溥因为事发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惊惶地从皇宫飞骑奔出，打算集结部队，但还没有召集到军队，在回家的路上被赵匡胤的部将散员都指挥使王彦升见到，王驱马追赶到韩通家中，杀死韩通和他的妻子儿女。韩通和赵匡胤一起管理皇家禁卫军，而遇到事情多半由韩通做主。韩通性格刚强，却没有心机，所以很多时候说话都会得罪人。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韩瞪眼”。韩通儿子韩微对赵匡胤的阴谋有所察觉，曾经向其父献计，要趁其入府辞行的机会，乘机将他杀掉，以免后患无穷。但韩通没有听从，最终使自己身死人手。
赵匡胤在将领们的簇拥之下登上明德门，他命令将士回到军营，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地点，脱下黄袍。没过多久，将领们挟持范质等到达，赵匡胤痛哭流涕地说：“我得到世宗皇帝（后周世宗柴荣）的厚恩，可是今天将士们强迫我做皇帝，到了现在，我感到愧对天地，我该怎么办呢？”范质等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有指挥官衔却没有实职（散指挥都虞候）的太原（山西省太原市）人罗彦瑰按住宝剑，声色俱厉地说：“我们现在没有君主，今天，必须推举出一个君主来！”范质等人听到这句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候，王溥“降阶先拜”，向赵匡胤叩拜表示臣服，范质看到这样的情况，深知已无回天之力，也随之叩拜赵匡胤，一齐跪拜在地，口呼“万岁”。临终顾命大臣就这样对向篡权者屈服了。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穀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禅位诏书念给百官听，宣布周恭帝退位。皇宫事务总监（宣徽使）昝居润，引导赵匡胤到御前台阶的北面接受诏书，然后宰相扶着赵匡胤上崇元殿，戴上皇冠，穿上龙袍，正式宣布当上皇帝，官员们纷纷祝贺。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
太祖即位后，改封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赵匡胤对于王彦升没有经过命令而杀死韩通非常生气，但是鉴于王朝刚刚建立，为了安抚人心，因此没有发作。正月八日，追赠被杀死的后周王朝的韩通为中央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以隆重的葬礼安葬。同时，赦免天下有罪的人。对所有的军人，都根据级别进行赏赐，同时命令相关官员分别禀告天地、社稷。派遣太监乘坐政府专用马车把改朝换代的事情昭告天下。但是，对于那些还在割据的节度使，颁布的又是另外一道诏书。华山隐士陈抟骑驴出游，得知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赵匡胤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王朝，成了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通过陈桥兵变，赵匡胤最终实现了从流浪汉到皇帝的梦想。
（四）兵变成功的背后
在中国历史上，陈桥兵变是最为成功的政变，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没有发生残杀，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没有发生掠夺，没有惊扰京城的百姓，没有对前朝的小皇帝进行杀害，甚至于对后周皇室又加以特别的保护。可以说，赵匡胤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以一介武夫身份登上了皇帝宝座，最终位登九五跃居帝王之尊，建立赵宋王朝。在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开来，似乎是在证明他能够登上皇位是上天的安排。
事实上，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赵匡胤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陈桥兵变，代周建宋，一方面是与其才能及政治谋略分不开的，但同时也与唐末五代时期的混乱政局以及当时社会的一些变化紧密相连，正是这种社会环境，为此次政变的发生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唐末五代时期，汉魏以来影响中国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正所谓“五代以还，不崇门阀”，“五季以来，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随之带来的是门阀政治的终结，世家大族世代垄断政权的局面完全改观，封建政权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以往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庶天隔”的局面被打破了，一般的庶族阶层，甚至更为贫寒的社会底层成员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向上层社会流动。因此，唐宋之际出现的“乱世英雄”，再也不像汉魏之际和隋唐之际那样多为名门豪强，而是几乎全为贫寒、低微的社会底层成员。如五代名君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等，这一批新时代的帝王将相在其发迹之前，没有什么家世背景，甚或是出身于养猪的家庭或从小就是战争中的流浪儿，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不知道。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白手起家的坎坷经历，却创造出大大小小的奇迹。如后周郭威出身贫寒，他从普通士兵做起，十余年后竟成为后周的开国皇帝，与后来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相映照。“十国”的皇帝国主也大致是如此。至于将相大臣也几乎清一色地来自寒门贫贱之家。
随着社会底层成员在政治上的广泛崛起，促使五代时期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较为推崇白手起家，自我奋斗，较为看中个人的才干、功绩，而门第、血缘、家世观念则大为淡泊。五代十国时期的各国各朝的最高统治者在考虑皇位继承时，更多地着眼于接班人的功业、才干、经验和阅历，通常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家族、身世乃至血缘的局限。一般来说，皇帝的同辈兄弟在功业、才干、经验和阅历等综合指标方面要优于低一辈的皇子，同样，年长的皇庶子，尽管在血缘上不如年幼的皇嫡子正统，但在功业才干、经验、阅历上一般来说都会较胜一筹。如朱温有六位亲子在世，且大都成年，但他却始终坚持传位于最年长而有才干的养子朱有文。传位观念的上述种种变化，虽然不能对封建家天下构成绝对性的否定，但对五代十国时期的高层政治必然发生影响。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周世宗去世后，其年幼的儿子柴宗训即位时，因为功业和威望都不具备，当时的人们才会纷纷说“天下无主”。这也充分反映出当时一种不重血缘身世，而重功业才干的判断标准，同时反映出了某种社会心态，而这对陈桥兵变的发生无疑会有较大的帮助。
同时，随着五代十国时期门第、血缘观念的淡泊，也相应地冲淡了“龙生龙，凤生凤”、“真命天子”、“君权神授”之类的观念。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时曾经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五代军阀安重荣曾经有一句更为豪横跋扈的名言：“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这其实是从另一种角度表达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观念。在南汉皇帝刘岩看来，本无“真命天子”，皇帝纷纷然人人可做，他曾说：“中原纷纷，孰为天子。”既然如此，自己又有什么不可以做皇帝的呢？到了后晋、后汉之际，甚至是“不无人思为天子也”。同为乱世的汉魏之际，飞扬跋扈、兵众将广者也很多，但敢于贸然称帝者却为数不多，即使是像曹操这样的人，也把称帝看做是畏途。而在唐末五代时期则已不然，在“不无人思为天子也”的心态驱使下，兵变成为极为平常的事情。假如一个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拥有了一定的财富，控制了一些兵马，实力有所扩张和发展，就可以崛起，并面南称帝。因此，在五代十国时期，称王称帝者如雨后春笋一样，没有选择地随地而生。于是，在那兵变如麻的时代，“主少国疑”，兵变可能性很大。赵匡胤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使五代十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兵变取得了成功。
一般以为，这不过是兵权与实力威慑的结果，事实上，兵权、实力等等这些绝对的优势，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的政治见识，能够将大事化于无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这一意义上看，除了上述大背景外，赵匡胤的一些具体做法也有助其兵变不经历大规模杀戮即可成功。
从“黄袍加身”后赵匡胤所讲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严令军士，不要偷盗抢劫，这样做的结果，既严肃了军纪，又利于赵匡胤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制止了暴掠群众财物的恶习，照顾到了百姓的利益，从而取得了百姓的好感。据记载，在赵匡胤领兵进入开封后，“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这与五代某些“纵兵大掠”的兵变相比，赵匡胤的“严敕军士”无疑表现出一种政治见识。事实上，严肃军纪，争取民心，这是一般的政治常识，五代时的其他兵变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其次，在禁止偷盗抢劫的同时，停止了残暴的大屠杀，要求对后周的太后及少帝，所有的文武官员，基本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即所谓“毋得辄加凌暴”。而五代的“兴王易姓”，改朝换代，都是伴随着一场大屠杀，除掉异已，把敌手的财产掠到自己手中。赵匡胤的这一政策改变，减少了北宋建立过程中的阻力，取得了社会上层集团的有力支持。
最后，赵匡胤是亲自参加过拥立郭威兵变的人，深知拥立他的那些将兵是“自贪富贵”的。那么如何满足他们呢？他提出的办法是“厚赏”，即把国家府库中的财物分赐给这批拥立他的将兵。这样做基本上可以满足将兵们的要求，又可去掉他们中间不必要的摩擦与火拼，从而取得了拥立者们的许诺，使军队进城时“秋毫无犯”，只有韩通一家因反抗被杀，算是一个例外。此外，对于民间乘机抢劫者，进行坚决镇压，“闾巷奸民往往乘便攘夺，于是索得数辈斩于市，被掠者官赏其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