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公元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中国湖南湘阴人。1832年中举人,后三次人京会试,名落孙山,遂发誓不以进士为荣,企图“建功立业”,努力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对疆域沿革、历代兵事和农业经营亦颇有兴趣。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十分关心战局形势的变化,曾作《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诸篇论战制敌之书,推崇地主阶级改革派首领、爱国将领林则徐,愤感“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抒发了“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远大抱负。
1852年,时值太平军进攻长沙,左宗棠出山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守长沙,因“功”升知县,并加同知衔。骆秉章任湖南巡抚时,他为骆的幕僚,1856年得兵部郎中职。1860年,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由运筹帷幄的书生,一跃而为决胜疆场的大将。同年9月,他亲率楚军自长沙赴赣、皖交界地区与太平军作战,后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督率楚军攻陷金华、富阳、杭州和嘉应州,帮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军,被封为一等恪靖伯,诏赐黄马褂、双眼花翎。1866年7月,创设福州船政局,成为洋务派人物之一。同年9月,调陕甘总督,率军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后晋太子太保衔,加一等轻车都尉、东阁大学士。
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讨伐和歼灭阿古柏匪帮,迫使沙俄交还伊犁,使新疆重回祖国怀抱。1881年,左宗棠由新疆抵北京,命他在军机大臣行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同年9月,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中法战争中,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事务,指挥抗法军事。1885年9月5日病死于福州。
综观左宗棠的一生,他对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教育、科技发展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利用西方科学知识,促进中国军事力量近代化
左宗棠早年受到林则徐制造坚船、利炮以促使国防近代化的思想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取胜之道,自强之策,不仅在有赳赳之勇,而且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他还说:“查外洋之强,一则饷厚,一则令严,一则水陆器具精利。假使中国有厚饷,有精巧器械,慎择能将,申明军令行之,兵勇之强亦必不减外洋”,只有这样,“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在“求富”、“自强”的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亲自过问主办了三项近代军事工业;1866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于福建省闽江口岸开设了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即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从1869年至1907年共造各式轮船40只,它对海防、航运等都有一定作用;1869年创办西安机器局,仿造新式武器弹药:1873年,将西安机器局搬至兰州,命名为兰州机器局,翌年该局已能仿造西洋军器,修理改造本国枪、炮器械。这三项军事工业虽然规模大小不等,但它们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力所能及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左宗棠继承和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就认识到没有大炮和轮船,不能和外国作战,因此极力主张运用粤海关的收入来造炮造船。可惜当日朝野没有响应,以致孤掌难鸣。在林则徐等人先进思想和近代西方工业化潮流的推动下,左宗棠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他以东洋日本为例说: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指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强调必须发展近代军工。在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左宗棠的所作所为的确是颇有远见的。其次,左宗棠兴办军事工业,是符合当时国内外形势需要的。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海上入侵,加深了中国的社会危机,左宗棠认识到兵不能强,则民不能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在左宗棠等人的推动下,不但近代军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且对采矿、运输、纺织、商业等民用工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左宗棠办理的三个近代军事工业,在当时的战争中,特别是在抗击外来人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发挥了效能。如在讨伐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战争中,由兰州机器局制造、修理的军火不断送至前线,1876年,一次便供应清军子弹2万枚,使已经装备了相当多的洋枪洋炮的清军,在攻城夺地中“深得其力”。
左宗棠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建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对近代军事人才的培养。1866年,左宗棠在筹建福州船政局时,一面派人赴西方购置机器船槽,一面在福建马尾山上,开设了我国近代的第一所海军军官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在“求是堂艺局”中,学员既学西语,又学自然科学和理工学;既学制造方面的技艺,又掌握近代海军战术和驾驶等方法。由于注意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改变了旧的军事教育的传统内容,培养出了一批适应近代军事发展的优秀人才,如邓世昌、林永生、严复、萨镇冰、刘步蟾、林泰曾、詹天佑、郑清濂等,均就读于该学堂。左宗棠是按船未造出而先培养海军人才的路子行事的。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因为左宗棠考虑到,“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传受,为永远之利也”,“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才固不可胜用矣”。对此,林则徐的女婿、船政大臣沈葆桢深有体会地说: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
清政府也嘉谕“左宗棠大臣谋国,所见远大。”
总之,左宗棠在引进西方军事科学知识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序上促进了中国军事力量的近代化。
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收复新疆
1875年5月3日,清政府以钦差大臣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旨在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在这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左宗党率领的西征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使新疆全部归回了中国的版图。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命徐占彪部严守巴里坤至古城一线,防敌北窜;命张曜部固守哈密一线,防敌东犯;命金顺部驻军济木萨前线,待刘锦棠率主力到达后,即由北部向古牧地和乌鲁木齐进攻。他根据阿古柏及其党羽兵力分布情况以及清军赴新疆作战粮运困难、千里运输线易遭敌破坏等特点,决定采取“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6月,清军主力逾越天山,7月攻击济木萨,打响了收复新疆的第一枪。遂后突袭黄田,猛攻古牧地,并乘胜收复乌鲁木齐及天山以北的大部城堡。此后,冬季来临,大雪封山,左宗棠耐心说服“急思开拔”、进取南疆的将领,明确指出“大抵进兵南路,又是缓进争战之局”令部队利用冬季,肃清残敌,就地征集粮秣,进行休整,准备次年春天向南疆进军。
1877年4月,左宗棠以60个营、3万余兵力,从西北和东北两路向吐鲁蕃进攻。西北路指挥刘锦棠连克达板城、托克逊,与东北路徐占彪、张曜会师与吐鲁蕃城下,经激战,收复该城,阿古柏绝望自杀,白彦虎化装潜逃。至此,阿古柏在达板、吐鲁蕃、托克逊地区的所谓三角防御,全部被清军摧毁。在收复吐鲁蕃之后,左宗棠因天气炎热,未随即向南进军,而等至秋后天气转凉后,再进行下一战役。1877年9月,左宗棠将休整过的精锐部队组成两个兵团,由托克逊成梯次队形出发,“一月骤驰三千余里”,收复喀什噶尔等南疆八城,白彦虎等率残部逃人俄境。到1878年1月,新疆除伊犁地区外,已全部收复。
略定南疆八城后,左宗棠即全力实现收回沙俄侵占的伊犁的既定目标。他在新疆认真进行军事部署,准备以武力收复伊犁,使清廷代表在中俄谈判中,有军事力量为后盾,终于推翻了崇厚草签的卖国条约,收复了伊犁九城等地区,为祖国保全了新疆这一块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土。
主要的军事思想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拥兵重臣,他亲自参与谋划指挥了许多战事,军事言论涉及范围也较广,军事思想富有创建。特别是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