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一对新婚夫妇住在对面炕上。在他们来之前这对新婚夫妇已经把炕烧热了。他们迅速把东西大致整理好，这对新婚夫妇已把烧的柴准备好并把外面灶台上的大锅洗得干干净净，并帮他们挑水把水缸放满。这对小夫妻非常和善，大约二十岁左右，称他们为大叔和大婶。
第二天他们走访了各户人家，第三天他们就上工了。小村的村头挂了一段铁轨当做钟，队长敲钟为号，大家慢慢走出来聚合，人逐渐来齐了，走到地头，坐下来再抽上一袋烟，然后干活。他因为以前在地里干过，所以颇得农民的称赞。上午干两个多小时。下午再干两个多小时。农活并不累，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神聊一通。不久他们就深深地爱上这里的纯朴憨厚的农民了。
这里每人有三四分自留地，他与妻子加上孩子也分了大约一亩自留地。小村子各家的自留地里庄稼长得整整齐齐，决找不到一根杂草，蔬菜也是绿油油的，而公家地里则是杂草和庄稼比高低。农民编个顺口溜：“自留地里打冲锋、公家地里磨洋功。”几个老农告诉他，才土改时可不是这样，几辈子没有自己的地，才分到地，各家各户都“顶着星星上工，戴着月亮回来”。老婆、孩子齐动手，中午老婆回家做饭、送干粮来，男人在地里干活舍不得这点时间。老农民还叹口气，说：“好日子没过够啊！”
老农民还告诉他，这阵子已经好多了，五八年大跃进，吃大锅饭，命令家家杀猪，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杀猪后狠吃一阵子，猪杀光了，鸡也宰光了，以后几年可把人饿坏了。
这里是极为肥沃的黑土地，他这个“老九”，一年下来一亩自留地还产粮千斤以上，公家地里每亩只产一二百斤。还荒了大片的地。他想，在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适应的状况，中央到底知道不知道？
他下放这个地方叫下夹河公社、岗东大队、大央小队。这个大队共有四个生产队，第一生产队就在大队所在地，大央是第二生产队，在半山腰上，另两个小队在更高处。整个大队共有二十多户五七干部，每隔一个月开一次会，学习文件和谈谈体会。五七干部全都是来自沈阳市和抚顺市，有一半以上是技术人员，另一小半是原行政干部。大家都在落难时期，互相关照，相处得较好，年龄最长的一位已五六十岁，是冶金工业部的一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最小的一位是个女士，二十出头，还没有成家。
这是一个很美的小山村，远处是青山，大家都到这个山上去打柴。山上流下的泉水清清，村民到这里来洗衣服。除冬季外，男女还都到这里来洗澡。这里的民俗比较开放，老太太的丈夫死了一样改嫁，男女平等，民风甚佳。
这时不许养猪、养鸡的禁令已经停止了，他和妻子还养了一窝鸡和一口猪。秋收以后，冬季很快到来了。和他们同住的年轻夫妻随父母一道在秋收以后迁到黑龙江省。据说黑龙江相对富裕一些。他们自己住在小房里，外面是灶台、厨房，里间是卧室，两人就在这里迎接东北地区严冬的到来。
小山村各户住的都是草房。更要命的是窗子没有玻璃，南窗钉的塑料布，北窗是糊的窗纸。这里冬季基本上没有农活儿，叫做“猫冬”。各家串门、走亲戚。他和妻子商量，妻子冬季回上海，看看母亲和儿子，开春以后把儿子带来，也参加“锻炼”同时也培养儿子与父母的感情。商定后他再一次送妻走上半天的路，上了长途汽车，到了本溪市再上火车。几经周转才能到上海。
他一个人在农村度过了严冬。
在“五七战士”中，多数知识分子还相信总有一天还要回城，参加祖国建设，也有些人对前途彻底悲观失望了。他属于前者。时间是宝贵的，他下决心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学点知识，他最后决定攻读日文。日本战后经过一段艰难时期，六十年代经济起飞了。多学一门外语总会有好处。此时他已掌握英语、俄语下决心再攻下日语。他白天抽出大部分时间学，晚上经常在油灯下攻读到深夜。他还买了一个可收听短波的小收音机，晚上收听日语广播。当然是用耳塞听的，那时“收听敌台”也是一条罪状。
伴他度过漫漫冬夜的是一条大黄狗。这条大黄狗就是搬到黑龙江的那家农户留下的。主人走后他收养了这只可爱的大黄狗。那是一条很漂亮、健壮的雄狗。他至今还记得有几次他下工回来，天色已很灰暗，妻子坐在小板凳上，在灶台前做饭，闪闪的炉火把妻子的脸照的比什么都美丽，那条大狗坐在妻子的旁边，狗鼻子比妻子的还高一点，那真是一幅美丽的油画、他有时要在外面欣赏几分钟才进来。妻子走后，每晚他看书时那条大狗卧在他椅子的旁边，伴着他到深夜。
傍晚时他常到各户串门，有两户人家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姓刘的四十多岁的老贫农，在文革期间因为一句话被红卫兵套在麻袋里打了一顿。老刘的妻子身患心脏病，惊吓使她当场昏倒了，被送到县城医院。老刘受伤不重，一瘸一拐的走到县医院看妻子，可怜妻子已不能说话了。临去医院时老刘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妻子口袋了，并说不论花多少钱都要把命保住。这次见面妻子只是看着丈夫泪如雨下，已说不出话了，老刘也泣不成声，没有几分钟妻子就走了。放在妻子口袋的钱也被别人偷走了。老刘说：“自己人财两空，回到家里看到自己四个孩子，怎么活下去？”一个壮汉，说到这里也流下了泪。
老刘有两儿两女，老大是儿子，有智力障碍，只能当半个劳力。另外三个还都在读书，生活非常艰难。老刘说自己在地头闲聊时说过“有的公社干部对农民比地主狗腿子还狠”，批斗的罪名是老刘想“翻天”。老刘还说：“我是想翻天，翻到土改后的那几年，谁会想翻到当长工的那时候？”说到土改后的那几年，老刘说：“那时全村的地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家家都养好几口猪，养几窝鸡。”并说“人民公社好”不是咱农民说的，是“上面”说的。
他对老刘说：“一个男人带四个孩子太难了，你再娶个老婆吧！”这话引起老刘讲了一段自己辛酸的“罗曼史”。老刘说：“别人提亲，那个女人就来了，老刘到汽车站接的。那个女人长的挺俊的，还带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儿，女人的丈夫两年前去世了。那个女人和老刘及五个小孩睡在一个大炕上。老刘和那个女人紧紧地搂抱着谈了一夜，可是那五个孩子也断断续续地“战斗”了一夜。第二天在村子里走走看看，老刘的四个孩子这期间还不断向新来的小女孩发动进攻。老刘和那个女人又亲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那个三岁的小女孩拉着她妈妈手说：“咱们走吧。”女人叹了一口气说：“咱们结了婚，你一个人养这一大家也太难了”，又说：“村子不富裕，孩子又合不到一块儿，往后的日子也不好过，我还是走吧！我忘不了这两天你对我的好。”老刘说：“听了这话我哭了。”他们就是这么拉着手走到长途汽车站。老刘给她们买点路上吃的东西，又要给女人买车票，女人说什么也不答应，说：“我自己买车票，你那点钱自己留着用罢。”老刘说着眼睛又湿润了，自言自语的说：“真盼着那个女人能找个好人家。”
1972年开春以后妻子回来了，还带着九岁的儿子。他在一个小站上了火车，在车厢里看到了妻子和久别的小儿子，全家又团聚了。他事先把炕烧得暖暖的。全家回到山村半山腰的茅草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小山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夜，但这里没有叹息，没有争吵，听到的只是笑声。
家是亲情的小窝
我们一生都为家
倾注了自己的爱
家是琐碎的
但每一个琐碎
就是一个爱的情结
无论是走遍天涯海角
家连着我们的牵挂
连着我们的思念
无论是拖着疲惫的身驱回来
无论是带着忧伤回来
第二天
又带着笑脸
去面对艰难的人生
1972年秋季上级决定将“五七战士”调回工作岗位。他们当时有四个选择，一是回到原单位，即后来的石油部洛阳炼油设计院，第二是去安庆炼油厂，第三是抚顺市市政府石化厅，再就是“东北八三管道工程建设指挥部”（简称东八三）。他们商量了一夜决定争取去“东八三”，因为管道工程正在大上，也早听说“东八三”是个干活的地方。他们商量一夜决定立即行动。因为原单位有“优先权”，所以必须赶在洛阳院下调令之前去“东八三”。当夜商定由妻子动身去“东八三”联系。妻子日夜兼程，有时不睡觉、不吃饭，一周以后一切联系妥当。
“东八三”派组织部的一位科长来到了新宾县，在县城住了几天并拿走了我们的人事挡案，这样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1972年10月来了两辆解放牌卡车，把他们接走了。老乡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挥泪告别了可爱的小山村。那蓝蓝的山冈、那清清的小溪、那一座座茅草房，那些纯朴的人们和那条和当地农民一样纯朴的大黄狗多次来到他的梦里。
“东八三”
“东八三”是东北八三指挥部的简称。六十年代末在祖国的东北地区发现了“大庆油田”，当时原油是用火车外运的，由于运力有限，大庆油田只能“以运定产”。1970年8月3日政府决定上一条输油管道将大庆原油外运。此项管道建设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八三工程”，该单位简称“东北八三”或“东八三”。指挥部设在辽宁省沈阳市，由沈阳军区领导，军区副司令肖全夫任总指挥。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东八三”是难得的一块净土，许多有志之士都投奔了“东八三”。这些人来到这里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只是想干点正经事。来到“东八三”，他们夫妻均被分配到“管道勘察设计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各科室及家属宿舍均暂设在沈阳市地质楼的一个楼层内。所谓家属宿舍是大房间用纸板隔起来的。晚上隔壁邻居打呼噜都能听到。办公条件也很差，他们分配到机械室，该室均集中在一个大房间内，隔壁是出版室，由于家属宿舍及办公楼都在一个楼层内，孩子们有时也来看望自己的父母。虽然物质条件差，大家都能互相关照、苦干实干、与当时社会上假大空成风、人整人成了鲜明对照。
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参加几条东北输油管线的调查。原来“东八三”有一个好传统，管线建成投产运行一段时间后、设计部门要去回访。回访时进行实际数据的测试并征求操作工人的意见，查看运转数据，回来后总结经验以利下一次设计的改进。这个小队一行五人，最大的已六十有余。他与另外一位姓李的技术人员均因妻子出差，只能带着孩子同行。一辆中吉普一行八人上了路。他们先沿庆铁线（大庆至铁岭）北上，然后再南下沿铁秦线（铁岭至秦皇岛）最后至秦皇岛进行总结。他们不仅调查了泵站，还挖开了一些有弯管处的管线，调查弯管处的变形。一路数千公里、日夜兼行，赶到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多次住进大车店，在路边小摊上进餐。同行一位老工程师已六旬有余也与之同甘共苦。两个孩子一路添了不少乱，但也增加了一些情趣。在秦皇岛总结时，调查小组提出不少可贵的意见，包括建议购买冷弯机，加大热弯弯头的曲率半径等等的建议，这些均被以后设计所采纳。
这次调查有两重意义，一是解决了实际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在假大空成风的状况下，石油队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实事求是的观点。
返回不久他又被派到庆铁线嫩江穿越事故现场处理一起在气压试验过程中发生的爆破事故。在他返回以后写了详细的事故分析报告，并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把固体力学领域中一个最新的分枝——断裂力学及断裂动力学引入油气储运领域，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及专著，有些被国外选为优秀论文。
1975年他参加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油罐5万米3浮顶油罐的设计，并到当时我国最大油库大连市鲇鱼湾油库施工现场参加施工技术指导，为时两年多。他到了施工现场很快和广大工人和管理人员（主要是由军队来的）打成一片。他首先给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讲了几堂课，主要讲述了技术要求，并说明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要求，如不遵守会产生什么样的质量缺陷，所以广大工人都能自觉遵守。
白天工地里热火朝天，可是下班后，大家谈起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又都摇头叹息，想起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大家心头像压了块铅板。一天，工地上许多人交头接耳，传说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大连军分区吴参谋长是工地总指挥，也是他的知心朋友。一天晚上十一二点钟吴参谋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倒台了”，又说：“要暂时保密”。听到这个消息他兴奋得难以入睡，当时起身到工地去找好朋友老韩。他对老韩简单说了几句话，老韩二话没说进了工棚，拿了一瓶“二锅头”就跟他去了宿舍。他拿出白天工人帮他在海边打来的海虹、海螺，放在脸盆里煮着，老韩打开酒瓶，两人边吃边聊，谈到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复兴、个人的志向、一时踌躇满志，不觉月已西沉，老白干也喝光了。转眼30年过去了。老韩（后来做了大连机电安装公司经理）因患癌症在北京住院。他抽空去看老韩，看到老韩消瘦的身形心里很难受，他对老韩说：“听说国家石油储备库就要上了，好好养病，咱们要像当年那样再大干一场”，老韩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多想像咱们当年那样再干一场啊”，说着眼泪落下了。他的两眼也模糊了。两个月以后老韩离开了人世。
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有时也会吹来几股阴风。
一天大连军分区高参谋长来工地视察。高参谋长抽空把他叫到一边，由口袋拿出一封信，说：“你看看，这个笔迹你认识么？”原来那封信上写着他的名字，说：“此人是摘帽右派，政治上不可信，而鲇鱼湾油库已投产，只要一把火就会把油库烧光”，并建议把此人调回。高参谋长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看过你的档案，你当时的话是正确的，你是一个好同志，将来一定会平反”，并说：“我们相信你，这里广大工人、干部都非常热爱你。”还说：“你好好想想这是谁的笔迹，对这种人可要警惕啊！”他当时很感动，但怎么也说不出这是谁的笔迹，但又何必去猜想呢？！这样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投机分子在任何时代都是会有的，防不胜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