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东道主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会，使我对印度式的豪华大开眼界。招待会在尼赫鲁家族某位成员的一家花园中举行（具体属于谁记不清了）。花园很大，除了自然的树木、花草外，许多树上结满了各式各样的橘子、苹果以及其他种种不知名的果子，实际都是电灯泡。招待会开始时夕阳尚未完全隐去。不久，到了华灯初上时刻，树上的果子一起发光，五彩缤纷，蔚为奇观。园中摆了一些长桌，精美的餐具中摆着印度式的食品。当然还免不了众多训练有素的服务员托着盘子穿梭于宾客中。对于食物，我没有多少印象，而且我天生不喜欢南亚食物中的一种香料味道。但有一点至今留下印象的是许多糕点外面都涂有金色和银色，闪闪发光。当然那金银都是可以食用的（不知按照现在的食品安全标准是否还能保留）。代表团成员后来常开玩笑说到印度去吃金、吃银。还有惹人注目的是女宾们的纱丽，美不胜收。当时中国女同胞在正式场合就穿旗袍，无论怎样讲究，在那飘飘欲仙的纱丽面前就相形见绌了。那纱丽令人想起白居易的诗句：“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恰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在众多女宾中有一位女士身着白色纱丽，一头乌云上戴茉莉花环，风姿绰约，我初见之下，惊若天人。她举止也特别得体，操流利英语，游走于宾客之中，无需人介绍，似乎与不同的人总有话题可谈。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是新德里有名的交际花，或称“名媛”，是这种高级社交场合少不了的人物，有一两位这样的“嘉宾”，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在这种场合的印度人，不论宾主，大多属于婆罗门种姓，身材高大，肤色偏白，与街头巷尾见到的不大相同。再想到白天街头所见，恍如两重天地。
泰姬陵与红堡
那一次除新德里外，也到了外地，最南到了马德拉斯。一路饱览热带风光，那山水树木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但是现在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马德拉斯的面貌与新德里大不相同，那里的人肤色要黑得多，身材也矮小，似乎不属于同一种族。旅途中既有坐火车也有坐飞机的经历。去印度前就听说英国在印度造了很长的铁路线，四通八达，比当时我国要发达得多。但是上车后发现车厢十分简陋，是对面两排长椅，很硬，不像我们接待外宾一定有舒适的软席。好像站点也不那么严格，像公交车一样随时有人上下。我们与大家一起挤挤攘攘上下车。还乘过一次国内航线的小飞机。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带领我们上飞机后，发现少一个座位。主人就走到前排一位印度年轻女子那里，叫她起来，她不太高兴地起来，把位子让给了我们的人。我大为惊讶，不知飞机是否对号入座。这位女士随即进入了驾驶舱。飞机摇摇晃晃地起飞后，驾驶舱门还半开着。只见她在里面和飞行员一路上不停地打情骂俏，原来她是飞行员的女友，来蹭飞机的。我们都很不安，但已经交给飞行员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今天的读者大概觉得不可思议。这类小飞机我还在非洲坐过，从哪里到哪里已经忘记了，也是很不正规，晃晃悠悠，大家只能幽默处之，提心吊胆也没用，我居然还能在上面睡着觉。
我们时间短，不及多访印度的名胜古迹。但泰姬陵和红堡是必去的。今天，国人对泰姬陵及其掌故已不陌生，其图片在很多杂志上都能见到。我当时初见泰姬陵，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种震撼的感觉，太美、太神奇了。中国的园林、庙宇，欧洲的教堂、古堡我也见过不少，但泰姬陵迥然不同，通体白得耀眼，走到里面，如入东方神话境界，引起无限遐想。可惜当时除了一张合影外，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自己也没有记下片言只字。事隔半个世纪，只有这一点主观的记忆了。红堡当然也是蔚为壮观的建筑，并有丰富的历史。不过我现在印象深的竟是另一件事：城楼甚高，下有一道护城河，如有恐高症的人下望河水会腿发软的。有一个旅游项目就是游客把硬币扔到河中，有人从高高的城楼跳入水中，潜入水下，找到硬币，再钻出来向上面的游客合掌致意，当然硬币就归他了（据资料称，城墙最低处16米，最高36米，我不知道跳楼人从几米跳下，反正不是最低处，因为望下去人脸已看不清）。主人给我们硬币，要我们也往下扔试试，但是我们终于不忍心，没有扔。后来大家议论纷纷，觉得那些人太可怜了，这种娱乐项目太残酷、太危险。但是又有人说，其实他们都习惯了，风险不大。如果取消，又会多一些人失去生计。不知道现在这一项目是否还存在。
中国使馆的宴会
国内来了高级代表团，照例驻在国的中国大使要招待一番。第一任驻印大使是，仲贤将军。第一批我国驻外大使多是将军出身。，大使曾是着名的英国“紫石英号”事件中出面与英方谈判的代表。一天晚上，全体代表团到中国驻印使馆用晚餐，好久没有吃这么美味丰盛的中餐，大家就像回家一样，精神放松，互相说笑，开玩笑，气氛十分热闹。我们也没有翻译任务了，可以自己自由扎堆，不过还是“长幼有序”，不敢太放肆，多数时间是饶有兴味地看热闹。记得郭老那一次特别兴奋，开怀畅饮，大声说笑，趁着酒兴，一个劲给一位女士祝酒，说“我平生最崇拜女性”！“和大”秘书长刘贯一在旁边直说：“郭老醉了，郭老醉了。”示意工作人员把他扶开。
还记得有一幕是申健参赞夫人带头会同其他几位外交官夫人一起走过来，向廖公祝酒，然后“请愿”，请求调回国内工作。她们抱怨说，在这里当“夫人”，每天梳妆打扮，参加各种宴会、交际活动，那叫什么工作？脱离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没有什么学习，时间长了，就要落伍了。在这里学什么？穿旗袍、穿高跟鞋倒是学会了！我的印象，大使夫人比较憨厚，少言寡语，这几位夫人很会讲话，大约原来工作也是独当一面的，在这里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一位夫人还开玩笑说，再不让我回去，我就要申请离婚了。廖公对她们“教育”安抚一番，大意是交际也是工作，梳妆打扮就像演戏，演好这台戏也是重要的，还有熟悉印度情况也是学习，云云。那时女干部出国担任独立的外交官的很少，即使领导干部也是负责馆内工作，对外还是以“夫人”面貌出现，而且一秘以上的外交官才有资格带夫人。女翻译不少，但翻译没有外交官身份，多是年轻的大学生。那个时期妇女独立的意识比较强，被人称为“××夫人”很不舒服，是普遍现象。后来有些人就越来越习惯，再后来，夫贵妻荣，“夫人”越做越有滋味（不是单指外交界）。社会进步，这方面却倒退了。
接待印度文化代表团
“亚洲国家会议”以后不久，印度文化代表团访华，由我们单位接待。那是音乐歌舞表演性质的团，人数众多，规格很高，由外交部副部长钱达亲自带队，好几位主要演员都是国内享有盛誉的艺术家。六月八日到达北京，在国内各地演出两个月，八月七日由广州出境。节目包括器乐、声乐、舞蹈，而且还有印度南北不同风格的剧种。这是中国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么高水平而内容丰富的印度艺术表演，我一路随团到各地，不但得以大饱眼福，也确实对印度的文化艺术增加了许多知识，体会到印度之为文化古国，有其特殊的底蕴。代表团的人员身份高，我们接待当然也是高规格的。到机场迎接的就有好几十各界人士（不是一般手持鲜花喊“欢迎”的群众）。他们在北京下榻和平宾馆。那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家新式宾馆，专为一九五二年在北京举行“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赶造的。设计者是与梁思成齐名的建筑家杨廷宝先生。除楼房外，还有保留并改造了一个中式小：附属于宾馆。建筑史家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受苏联影响之前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现代建筑之一，可惜已经被拆掉，现在还在原地的“和平宾馆”已是完全新盖的了。
在工作中有一件事铭记至今，就是因我的自作主张而挨过一次批评。我主要负责照顾一位着名舞蹈演员。她很有明星派头，对化妆室及舞台设备等有一定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她还有一项特殊习惯，就是每天必须用大量新鲜的茉莉花，从头上花环到全身其他装饰，一天一换，由花房专送。我知道在印度，茉莉花不算名贵，很容易生长，而在北京就很少，与江南也不一样。我感到天天如此，花销太大了。于是自作主张，自以为“婉转”地“暗示”她说，我很羡慕印度四季鲜花盛开，而北京就不是如此，例如茉莉花就很昂贵云云。她一听马上懂得了这一“暗示”。第二天就提出来不要新鲜茉莉花了。我向领导汇报了这件事，还自以为得意。谁知挨了严厉的批评：第一，违反纪律，因为我未经请示，无权进行这样的谈话，对接待规格擅自改变；第二，因小失大。这些都是在印度社会影响很大的人物，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花了这么多钱争取他们访问愉快，满意而归。何必在乎这点茉莉花钱？实在是头脑里没有政治。我才恍然大悟。最后的工作总结中专为此事谈体会，作检讨。当然，茉莉花继续天天送。从此更加注意，一路上无论到哪里，先嘱咐当地接待单位，这位小姐的茉莉花要绝对保证。
“我叫周恩来”
在北京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正式盛大酒会就在和平宾馆举行，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今天回忆起来，其场面极为随便，恐怕当代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周总理如何入场的，我毫无印象，肯定不是像现在那样奏乐，全体注目鼓掌。不知何时，他悄悄地就进来了。我相信警卫总是有的，但隐而不见。那是冷餐会，人数很多，大家走来走去，比较拥挤。我重点照顾的那位着名舞蹈演员，自己正与其他人在谈话，我也轻松一下，与几个中国同事准备到桌旁取食物，忽然抬头看见周总理拿着酒杯就在面前。他冲我们笑笑，说“认识我吗？我叫周恩来”，我们赶忙说“认识”！他随便问了几句，知道我们都是“和大”的工作人员，就走开去招呼别人了。这就是我初见周总理。当时的确没有感到特别紧张或兴奋，具体的时间也淡忘了。那时使我紧张的是工作，演出团与一般访问团不同，细节很多，生怕出错，这件事基本上没有放在心上。严格说来，这不是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大学毕业时，北京几家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学习，进行服从祖国统一分配的教育，听了一系列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周总理作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只是远远望见。在和平宾馆是第一次面对面，所以他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可能不认识他。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国家领导人多数不是那么凛然不可侵犯，见面交谈也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总之，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是中印关系最热的时期。除了官方关系外，民间友好往来频繁最早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印度亲善访华团”访华。以后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中印友协和印中友协之间有多次互访，规格高、人数多、时间长。双方都是一流的知名人士。印方尼赫鲁家族成员不止一人参加印中友好活动。我们在印度演唱的《印中友好之歌》的作者，着名诗人查托帕迪雅亚就曾于一九五三年访华，在中印友协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自编自唱这首歌。还有文化、电影代表团互访，互相举办电影节。记得一九五五年，中国二十个大城市同时举行印度电影周，放映《流浪者》、《大篷车》等电影，观众达三百万人次，掀起了一股“印度热”，一时之间满城争唱《拉兹之歌》。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中国演出期间，中国也派了演员随团学习印度歌舞，我只记得有崔美善。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周总理的指示。在那之后，印度音乐舞蹈也纳入了中国的演出歌舞节目，应算是若干年后成立东方歌舞团的最初的基础。此外，一九五六年还有赵朴初与一位藏族法师访印讨论纪念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年的筹备工作，等等。我本人有幸赶上了那一段热潮。一九五六年我被派往维也纳“世和”书记处工作，从此工作重点转移，远离印度。再后来，中印交恶。我最后一次访问印度是一九六三年，参加一次和平会议，气氛已经完全不同。
现在中印关系又在新的形势下回温。印度以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受到世界关注，也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媒体和书刊。回想起半个世纪前我与印度一段情缘，别是一番滋味。今天的印度一定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对这个国家又陌生起来。事隔多年，个人的记忆只是一鳞半爪，定有不准确之处，只能作为怀旧，不能据以为史。
2008年春于芳古园陋室
“照猫画虎”之类
陈四益
一九四九年以后，已经很少有人用文言写作。二十多年前，我用文言写了几篇寓言，后来结集为《绘图新百喻》，又增至《绘图双百喻》，引起不少人的好奇与猜测。先是以为从什么古书上抄下来的，继而以为作者是不知哪里冒出来的“出土文物”，及至知道其实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便多有人问及，是怎样打下的古文功底，是家学（源？是从小读经，还是别有秘诀？每逢这时，我都无言可对。我读小学的时候，已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私塾早已废止，小学语文第一课课文记得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第二课则是“大家来上学，大家去游戏。”纯粹的白话。我祖父识字不多，一辈子当个小职员。父亲只念到初中便要承担养家的责任，全凭自学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小时候我有限的一点古代文学知识，就是三五首唐诗。别说经书，连《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些称作“三百千千”的蒙学读物都没念过。就那三五首唐诗，也只记得那几个音，是哪几个字？什么意思？对不起，不知道。
有一次，王蒙先生也问起为什么能用文言写作，我老老实实回答说：“照猫画虎”罢了。王蒙听后说：“照猫画虎，也得看过很多猫才成。”我想，他说对了，我无非就是喜欢读读古文，渐渐地对那特别的声口也比较熟悉了。
读古文，对幼童实在是很不相宜的。你想，连口语白话尚且说不好的时候，一定要他“之乎也者”，怎么得了？我所知道孔夫子《论语》中的第一句话，不是读《论语》，而是看表演得来的。那是在抗战时期的四川，一出儿童歌舞剧的一个场景，是顽固的父亲，穿马褂、戴瓜皮帽，摇头晃脑地唱：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因为那形象特别滑稽，曲调也很简单，听了一遍也就会哼了，不过究竟是什么意思依旧茫然得很。所以我从不相信什么四五岁的孩子读古文能够过目不忘之类的宣传，也绝不赞成叫几岁的孩子咿咿呀呀读经来承继什么“国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