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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大雁塔与小雁塔的历史渊源(2)

明宣德年间,藏族僧人勺思吉上表明英宗:“见得本寺系古刹丛林,建立年远,殿堂废弛。逆思是古迹,于宣德七年发心,舍己衣钵及化缘修盖。”历时十七年(1432—1449年),重修荐福寺。在荐福寺修复工程完工以后,向明英宗写了一份修复经过的奏章,并请求皇帝钦题寺名。如今,在小雁塔慈氏阁重檐之间,仍然悬挂木匾额一块,长2.85米,宽0.6米,厚0.03米,云纹花边,正中书“敕赐荐福寺”,这就是当年勺思吉所乞之寺名,应为英宗皇帝亲笔。

在上奏章的同时,勺思吉还将荐福寺修复后的图样,随本进呈。后来又将图样刻在圣旨碑的南面上,这在当时也许是一种惯例,却因此而保存了关于小雁塔的珍贵文物资料。现在我们要了解小雁塔的原貌,了解它的塔顶原来的形状,除了个别的文字记载以外,这幅图样就是最完整、最准确的参考资料。

(三)两位高僧:玄奘与义净

评人判事非常严格的鲁迅先生把“舍身求法”者尊为“中国的脊梁”,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玄奘与义净。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和小雁塔所在的大荐福寺,正是这两位高僧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两位高僧从印度回国后住过很多地方,但在这两座寺居住时间最长、工作成就最突出。大慈恩寺与大荐福寺闻名遐迩,与这两位高僧有直接的关系。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袆,河南偃师人。13岁被朝廷破格录取,在洛阳净土寺剃度为僧,不久便升座述经。贞观元年(627年)他结伴上表奏请朝廷,申请赴印取经。唐王因建国之初,社稷未稳,下诏不许。其他人纷纷退缩,而他不为所动,矢志不改,并且利用出国前三年时间,在佛经研究、语言及物质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玄奘于唐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游学西域。他单人独骑沿着“丝绸之路”,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经过整整三年的艰难跋涉、五万余里孤征,终于到达佛教圣地——天竺,如愿以偿地就学于著名的那烂陀寺,拜戒贤长老为师。后又用了五年时间在天竺佛国寻道,遍游全印众国。当返回那烂陀寺时,已位居这座佛教最高学府的主讲,仅次于恩师戒贤。

在玄奘求法圆满欲回大唐之时,受邀参加了古印度规模空前、规格很高的佛教学术盛会。在会上,玄奘法师为论主,其辩才无碍、博学宏论折服了与会者,连续十八日无人能发论辩驳。大乘僧众称玄奘法师为“大乘天”,小乘僧众称他为“解脱天”(佛教之“天”,就是指菩萨众神)。

为回大唐译经弘法,玄奘说服劝阻自己回国的恩师、道友及各国国王,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携经卷657部、佛像八尊和大量舍利,载誉回到长安。并于次年奉敕于长安弘福寺译经三年。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大慈恩寺落成,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专心致力于佛经翻译事业。在朝廷支持下,玄奘主持的译经院规模空前。这支译经队伍以玄奘为首,由右仆射房玄龄和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奉敕具体组织、集中全国一流的佛教精英人才组成,要求高,分工严密。译经完成后,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为玄奘的译作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亦写下《圣教序记》以录此盛事。

由于玄奘精通三藏,深得佛经奥旨,广博各宗各派,梵文外语功力和学问根底深厚,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既忠实原著和源流变化,又能深会其意,补充疏漏。在长达二十年的翻译过程中,两次谢绝唐太宗请他还俗任相、辅佐朝政的要求,排除万难和干扰,全身心投入翻译大业。每天都自立课程进度,且用朱笔细心标注翻译进展记号,其一人就译出经文1335卷。玄奘译经范围之广、组织之严密、方法之完备、译笔之精妙,堪称译经历史上的第一人。唐麟德元年(664年),操劳一生的玄奘法师因病在玉华寺圆寂。其灵柩还京奉大慈恩寺并安葬于长安城东白鹿塬上。

唐永徽三年(652年),为了保存历尽千辛万苦取回的佛经和舍利,玄奘上表建造大雁塔,并亲自参加建塔劳动,搬运砖石,历时两年建成。

如同慈恩寺与玄奘关系密切一样,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

义净(635—713年)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十一年,又游学印度各地,历经三十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文经典四百余部。武则天亲自率领朝廷百官到洛阳上东门外迎接义净,举行了盛大的仪典,仪典隆重的程度,比当年李世民、李治之对玄奘有过之而无不及。义净先在洛阳帮助实叉难陀翻译八十卷本的《华严经》,此后奉诏自立译场,辗转于洛阳大福先寺、大内、长安西明寺。中宗李显复周为唐,第二次登帝位,朝廷迁回长安。大荐福寺本来是李显的旧宅,此时重新令工部大修,将国立译馆也设于寺内,以义净为译主。义净的这个大荐福寺译场是唐代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译场,超过了玄奘的大慈恩寺译场和之后不空的大兴善寺译场。译场直接由亲王监护,左丞相、右丞相监译,二十多位朝廷大臣润色,翻译人员由七个国家的高僧和学者组成。唐中宗李显效仿唐太宗,特别写了一篇《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颁示天下。

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期间,义净法师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义净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时光。他逝世后,诏令在延兴门外陈张村举行国葬仪典。

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佛经,义净法师上表请求朝廷出资修建荐福寺塔。

两位高僧的经历及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影响几乎完全一样,都有为人所敬仰的高尚品德,都给后人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译作和著作。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无怪乎宋代的赞宁在《高僧传》中奘、净并称,极为推崇。众所周知,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最著名的翻译家有五位,即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和不空。这其中只有玄奘和义净是中国人。这恐怕也是国人偏爱两位高僧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鲁迅之所以给“舍身求法”的人以“中国的脊梁”的巨大荣誉,着眼点大概是在中国佛教的特征上。中国古代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其根本的宗旨是“普度众生”。为了“普度众生”的目的而“舍身求法”,这种精神对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值得尊敬并大力倡导的。

知道玄奘的人很多,知道义净的人却较少,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玄奘与义净的专业不同。玄奘传法相唯识之学,师徒相承,形成了一个宗派绵延后世。义净传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继者寥寥,中国以《四分律》的传承为主流。玄奘译经时间早,数量多,创立了许多新法,有划时代的意义,被后世称为“新译”。另外,也与小说《西游记》的广泛流传有关,使“唐僧取经”的故事妇孺皆知。

(四)宫人捐资

大雁塔建造晚于大慈恩寺14年。玄奘为了保存从印度取回的经像,向朝廷提出在大慈恩寺建一座石塔。至于建塔的经费从哪里来,目前还未发现玄奘提出申请的有关文件。朝廷的态度在《三藏法师传》里记得很清楚:第一,“宜用砖造”。第二,“不愿(法)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法)师,足得成办”。可见玄奘的本意是自筹经费,只需朝廷批准即可。那么大雁塔建造的性质就清楚了,是“民建官助”。而这个“官助”也仅仅是以“七宫亡人衣物”相助,官府本身并不支出专门的经费。小雁塔的修建晚于大荐福寺两年,史籍中明确记载:“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长安志》卷七)“率”者,聚敛,网罗。“景龙”为唐中宗年号。显然,小雁塔也不是官修。从建造这两座塔的费用来看,大雁塔是用死去宫人的遗物所修,小雁塔则是活着的宫人集资兴建。

所谓的“七宫亡人”,指的是长安宫廷里那些已经去世的下等人,自然绝大部分是女性了。“宫人”,则指那些没有名分的宫女。唐朝虽称开明,但宫人的数量仍极多,常有数万。这些人是皇帝的奴婢,命运非常凄惨。如杜牧的《宫人冢》里所描述的那样:“尽是离宫院中女,苑墙城外冢累累。少年入内教歌舞,不识君王到老时。”于是,宗教信仰成为宫人的重要精神寄托。儒家的三纲五常里妇女的地位最低,道教的教祖李聃已被李唐王朝认作祖先,所以宫人改变命运——哪怕是“来世”命运的希望,就寄托于佛教。在三教里面佛教也最讲“来世”。当时,长安佛教的势力也比较大,影响广泛,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有不少是虔诚的信徒,舍散家财,“广种福田”。因此,当我们今天面对这两座塔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当初这塔是怎么修的,也不应当忘记这两座塔曾深深地寄托着古代女性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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