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还不妨来点戏剧手法，与园丁对对话什么的，经过这样的分解，写起来就容易了，可以更好地把对象方方面面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相反，笼而统之、一包在内的大作品总是难弄，很少能做到完美无缺。”
1823年11月10日，星期一
（病中说诗；器重吕克特）
最近几天，歌德身体一直不太好，似乎患了重感冒。他常咳嗽，虽然咳得又响亮又有劲儿，但却非常痛苦，因为总是用手扪着心口。
晚上去剧院之前，我陪他待了半个小时。他坐在一把靠椅中，背沉陷在垫子里，说话显得吃力。
我们谈了一会儿，他说希望我念一首诗，说着翻开了新一期正在编辑中的《艺术与古代》。他仍坐在靠椅里，告诉我诗在哪一页。我端来一盏灯，坐到离他不远的写字台前，准备念诗。
这诗味道挺特别，我读了几遍仍吃不透含义，但却特别震撼，异常感动。内容为对印度贱民的赞美，形式为三部曲，主要音调让我觉得来自异域，表现手法让我难以完成对内容的生动想象。加之歌德近在身边，也妨碍我专心致志，我一会儿听见他咳嗽，一会儿听见他叹气，便不时地走了神，分了心，我这一半在念诗，另一半则感受着他的存在。因此，我得一遍又一遍地读，为了勉强能读进去。可我越是往里读，它便越是让我感到意义重大，艺术高超。
读完后，我对歌德谈了对题材和艺术手法的感想，经他略加点拨，有些个情景立马变得鲜活起来。
“诚然，”他接着说，“手法很是简练，要想真正把握就必须钻进去。我本人也感觉它像一把用钢锻打成的大马士革长剑。这个题材存于腹中走南闯北了四十年，结果自然便有时间清除了所有的杂质。”
“如果在观众面前朗诵，”我说，“肯定效果不错。”
“唉，观众！”歌德叹了一口气。
“难道不行么？”我说，“为了解释一幅画，使眼前的画面鲜活起来，便可以描述一些先前的情景，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帮助诗的理解不是。”
“我不这么看，”歌德说，“画是另外一码事，诗呢原本由词语构成，一个词儿会取代另一个词儿。”
歌德这样讲我觉得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诗歌的阐释者通常都在这里触了礁。不过似乎还可以问有无可能绕过这个暗礁，在丝毫不损及诗歌柔弱的内在生命的前提下，仍能通过语言帮助对它的理解呢？
我走的时候，歌德希望我把《艺术与古代》的那些稿子一齐带回家，继续研究一下那首诗，此外还有吕克特的《东方的玫瑰》。对吕克特这位诗人，他看样子很器重，并且寄予厚望。
1823年11月12日，星期三
（普鲁士国务部长洪堡来访）
傍晚我去看歌德，在楼下就听说普鲁士国务部长洪堡在他那儿。这让我高兴，坚信一位老友来访会使他精神振奋起来。
我随即去了剧院。《布拉格的姐妹》演员阵容强大，演得也异常精彩，让观众从头笑到了尾。
1823年11月13日，星期四
（观察自然，预言地震）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天气晴好，我正走上通往艾尔福特的大道，这时来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看外表是位富有的市民。我们还没聊上几句，话题便转到了歌德身上。我问他认不认识歌德本人。
“你问认不认识！”他应道，口气颇有几分得意，“我当他的贴身仆人快二十年喽。”接着便打开了话匣子，对他过去的东家赞不绝口。我请他给我讲点歌德青年时代的事，他乐于满足我的愿望。他讲：
“我刚去他那儿时，他看样子二十七岁光景，人精瘦，行动灵活敏捷，斯斯文文的样子，我要抱起他来不用费劲。”
我问歌德初到此地是不是很快活。他回答，和快活的人们在一起他自然快活，但是从来不过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通常都会变得严肃。始终勤奋地工作和研究，心思全放在文艺和科学上面，一般说来，这就是他主人不懈的追求。晚上公爵常来拜访，往往一谈起学问来就谈到深夜，害得他这个仆人也跟着硬撑着，心里一遍又一遍念叨：公爵该走了吧，公爵该走了吧。“那个时候，”他补充说，“他就已经迷上研究自然啦。”
“一次，”他接着讲，“歌德半夜三更拉起铃来，我跑进他的卧室，见他已把带轮子的床铺从房间最下方推到了上边的窗前，他自己正躺在床上观察天空。‘你没在天上发现什么吗？’他问我，我答没有。他又说：‘那你快去守夜人那儿，问他有没有看见什么！’我去问了，守夜人也什么都没看见。我回去报告主人，他仍旧仰卧着，目不转睛地凝视天空。‘听好了，’他随即对我讲，‘咱们正处在紧急时刻，要么眼前就会遭遇一次地震，要么有一次地震即将爆发。’接着他命我坐在他的床边上，听他给我讲解他作此判断根据哪些征候。”
我问老先生那天夜里天气怎样。
“云很多，”他回答，“没有一丝丝风，空气凝滞而闷热。”
我问他是否立刻相信了歌德的预言，连一个字也未怀疑。
“是的，”他说，“我一字一句全相信。因为他过去不管预言什么，通通都应验了。第二天，”老先生继续讲，“我的主人在宫里谈起自己夜里的观察，这时一位夫人对她的邻座咬耳朵：‘听！歌德又在说胡话啦！’可是公爵和大人们却相信歌德，事实也很快表明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因为没过几个礼拜便传来消息：就在那天夜里，墨西纳城的一部分遭到了地震的破坏。”
1823年11月14 日，星期五
（哲学思辨有碍席勒的文学创作，感伤的诗与质朴的诗）
傍晚歌德差人来邀请我，说洪堡到宫里去了，如果我能过去他会很高兴。我看见他跟几天前一样还是坐在他那张靠椅里。他亲切地跟我握手，说起话来语音语调优雅之极。他身旁立着一块很大的护炉板，它同时挡住从写字台射过来的烛光，使他处在了阴影里。这时缪勒首相也走进来，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坐到歌德身边轻松地交谈起来，以便他只是坐着旁听。一会儿宫里的御医雷拜因也来了。他摸了摸歌德的脉搏，说跳得很欢快，逗得大家挺高兴，歌德甚至开了几句玩笑。“只要心口这边不再疼痛就好啦！”随后他抱怨说。雷拜因建议在那里贴一片膏药，我们都说这样的治疗很有效，歌德看样子也倾向这个意见。雷拜因把话题引向玛丽温泉，这一来似乎唤起了歌德的幸福回忆。大伙儿计划明年夏天再去，并且讲大公爵也少不了参加，如此美好的前景令歌德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还谈到了斯奇玛诺芙斯卡夫人，大伙儿回忆着她逗留此地的那些日子，说男人们都争相获取她的青睐。
雷拜因走了，首相开始读那几首写印度的诗。这时歌德便和我谈他的《玛丽温泉哀歌》。
八点钟首相起身告辞，我也想走，歌德却请我再待一会儿。我重新坐下来。话题转向戏剧，谈到了第二天要公演《华伦施坦》， 于是讨论起席勒的创作来。
“席勒让我感觉得特别，”我说，“我是怀着真正的热爱和赞赏，读了他那些大剧本的有些个场次，可是接下来就遇到违反自然真实的情况，叫我读不下去了。就连《华伦施坦》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没法不相信，是希腊的哲学倾向损害了他的文学创作。他的哲学倾向使他走得这么远，竟把观念看得高于整个自然，以至于消灭了自然。凡是他想得到的，就必须发生，也不管这符合自然或是违反自然。”
歌德说：“一个如此才华出众的人，从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得不到丝毫好处，反而长期为其所苦，看着真是叫人痛心啊。他在受玄学思辨困扰的时期给洪堡写过几封信，洪堡把信给我捎来了。从信里可以看出当时他如何伤透脑筋，想把感伤的诗和质朴的诗截然区别开来。可结果找不到感伤的诗根基何在，他自己因此也陷入了难言的困惑。他这么干给人一个印象，”歌德微笑着补充了一句，“仿佛感伤的诗没有其所产生的质朴基础，单单本身也可以存在似的！”
“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仅凭直觉行事不是席勒之所长，”歌德继续说，“相反，他做任何事情都要反复思考。不管原因何在，他总是没完没了地琢磨自己的写作计划，把它们谈过来谈过去，以至晚年的所有剧作都跟我一幕一幕地讨论过。
“我生性正好相反，从不和人谈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即使是和席勒。我把一切悄悄藏在心里，通常是不到大功告成，谁都什么也不知道。想当初，我把已经成书的《赫尔曼与多罗苔》放在席勒面前， 令他着实吃了一惊，因为关于写这部叙事诗的打算，事先我未曾对他吐露一个字。
“不过我挺好奇，想知道明天你对《华伦施坦》会讲些什么！你将看见一些高大形象，剧本会叫你印象深刻，深刻得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
1823年11月15 日，星期六
（看《华伦施坦》演出）
晚上看戏，第一次观赏了《华伦施坦》。歌德讲过的话不多，印象强烈，内心深受震撼。演员们大多数还是席勒与歌德时代成长起来的，曾受二人言传身教，所以也成功塑造了一群伟人，我在阅读剧本时却未能想象出如此富有个性的人物，所以演出对于我极富震撼力，以至当天夜里我做梦仍在看戏。
1823年11月16日，星期日
（《玛丽温泉哀歌》与歌德写诗的方法）
晚上去歌德家，见他还坐在靠椅里，身体显得有点虚弱。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华伦施坦》的演出。我向他详细报告了这出戏在舞台上给我的印象，看样子他听得很高兴。
索勒先生由小歌德夫人领进来了，他待了差不多一小时，受大公爵的委托送来了金质奖章。展示和谈论这枚奖章，看样子令歌德挺开心。
小歌德夫人和索勒先生去了宫里，我又与歌德单独待在一起。
他想起曾经答应在适当的时候让我再读一次他的《玛丽温泉哀歌》， 便站起身来，摆了一支蜡烛在书桌上，把那首诗给了我。我幸福极了，能再一次读它。歌德重新坐下休息，让我不受打扰的独自品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