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他受两位蒋先生的邀请，回到台湾，在教育界服务，从校长进入“教育部”，成为“教育部副部长”，其间建立了台湾的专科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台湾国立科技大学。之后他进入政界，历任国民党“组工会主任”、“副秘书长”、“科技部长”、“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可以说是亚洲少数有教育、外交、情治、科技、经济、国防、监察经验的政治家，也是台湾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期的政治经济的主要推手。
印象中，那时候父亲非常忙碌，总在工作，谈的话题都是“国家大事”。他为社会国家所做的贡献，我们从小耳濡目染，虽然对我们有相当大的教育功能，但也给我不少压力，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像他一样，以下简谈一些他做的事，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一代承受的期待和压力。
由于父亲的判断力超强，记忆更好，人缘好、人脉广，加上超强的执行力，因此总是临危受命，负责推动最重要的改革和创新。
当台湾这个没资源的小岛大量需要人才时，他被延请进入“教育部”，建立了台湾的职业教育体系，创办了台湾科技大学，成为“教育部副部长”。
当美国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台湾人心惶惶时，他被任命为“组工会主任”，推动政治和政党改革。
当台湾经济需要升级时，他又被任命为“科技部长”，推动台湾高科技发展，包括现在最知名的新竹科学园区。他接手时只有7家摇摇欲坠的公司，现在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当台币被美国逼得快速升值了40%，大量企业面临危机时，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成功地帮助大量的台湾企业升级转型。
当台湾的安定成为最重要的主题时，他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负责将军事升级现代化。
当台湾富裕了，人心浮躁不安时，他又被任命为“监察院长”，整顿公务人员纪律。他代表着政府清廉的形象，在全台湾演讲五百多场，推动禅修净化人心。
1996年大选，他希望以身作则，建立一个清廉的选贤与能的机制。他很忧心，如果领导人没有兼顾能力与道德，会成为台湾全民的灾难。
之后他离开了政坛，全心投入社会公益和佛法修行。在将近三十年的修行生涯中，他博览经教，向四五十位大修行人学习了各种深入的禅修方法，投入很多年的时间大闭关禅修，对心性和觉性有很深的体悟。这些精彩的故事，且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再详述。
父亲不只养我、教育我，还以身作则，树立了人生榜样。他带了我入佛门，教了我修行方法，甚至引领我认识觉性、熟悉觉性、深入觉性。他不只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导师，甚至可以说是上师。我时常想，不晓得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能有这样完美的爸爸。
他今年76岁，或许由于禅修功夫很深，看起来很年轻，精力比我还旺盛，头脑更是比我灵敏千倍。他年初告诉我：“年龄是心理作用，人心不老，人就不会老，从现在起，我要把自己当成38岁，你也该把自己看成24岁，我要开始重新活出一个新的人生，总结我30年来的禅修经历，推广‘觉性科学’，帮助中国，帮助人类。”
他说现在是他“第三个人生”的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是他的第一个人生；他的学佛修行是第二个人生；现在推广“觉性科学”，是第三个人生的开始。我常觉得，人一生能活出三个人生来，是一件很美妙圆满有趣的事。76岁仍有赤子之心，乐观积极地利益众生，更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
不过，现在我父亲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父亲了，也不只是我们一家人的父亲，而是一位大家的大爸爸，关怀着所有的人。
近年来我投入很多时间协助父亲完成他的心愿。他正在用非宗教化的方法，把禅修科学化、现代化、生活化，帮助想学的人很有效率地学到正确的知识，在生活中尽快应用，很快便能达到身心健康快乐。也想帮助已经修行多年，但是摸不到路的朋友们，能够体验到心性的实相。
有如此的父亲，又有这样的机会日夜一起工作，实在是非常幸福的。
我的母亲
我母亲的父亲是位人格深受尊敬的老一辈银行家。他早年是中国农业银行的上海总经理，当时农业银行是中国四大发钞银行之一。后来去了香港，做华人银行董事长，兼海外信托银行的副董事长。外公人称“银行医生”，因为他正直诚恳，乐于助人，是一位谦谦君子，而且还有将面临危机的银行挽救回来的特殊专业能力。
抗战时，母亲的母亲带了孩子们从上海到香港，她还记得出发时有三艘大邮轮，但只有一艘到了，另外两艘被日机击沉，在火海中，伴随着人们的惨叫，沉入水中。
母亲在香港长大，受很严格的英式女子教育长大，英文非常流利。我时常提到我父亲的理解力和智商是非常高的，但我母亲的记忆力也超强，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我们兄弟几个好像都没遗传到这点，理解力和记忆力跟他们两个人都相差很远。
我母亲特别好学。在我从小的记忆里，每天晚上10点多11点，母亲把我们哄睡了之后，就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在一盏小小的灯下面读书。她不只英文好、中文好、广东话好，还会法文、日文，后来还学了台语，学了珠宝鉴赏、陶艺、花艺等。她总是在用功读书，甚至到凌晨一两点钟，时常就在桌前睡着了，没多久眼睛睁开，又继续学习。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时候当然就是照顾我们，她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妈妈。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中国女性，在台湾几乎所有见过我母亲的人都这么说。即使现在母亲75岁了，新遇到她的人，仍总会说，你母亲气质怎么这么好？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古典中国美女，有不少传统文化杂志会请她做封面模特儿。
她当初在美国读的是韦斯利大学，也就是宋美龄女士读书时的著名女子大学，她在韦斯利大学三年级时就嫁给了我父亲。毕业之后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微生物系，拿了硕士，攻博士，在洛克菲勒大学做生物研究。
后来妈妈生了我和二弟宇铭，占去了她很多时间和精力。1970年她决定跟着我父亲回台湾，从此她一直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一直到我父亲退休以后，她才开始自己出来做了一个中国女工的工作坊，专门推广中国母亲的艺术，还做了一个母亲的艺术协会，项目包括花艺、茶艺、针织，她花了很多工夫把这些中国传统艺术现代化，让这些传统手艺能在生活中使用，并且传承下来，让很多现代的妈妈们、太太们、年轻的女性开始学习针织。她常说手工针织最容易帮助女性安静下来，女人的心一静下来，尊贵、恬雅、温柔、贤淑这些气质，就会自然显现出来。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做这件事。
家庭教育
在成长过程中，父母亲从来没有对我们的课业提过很多要求，没说过一定要考什么分，一定要学什么东西，一定要读什么系。母亲会陪我们做功课，也会请家庭教师，但并没有特别在乎我们的成绩。我印象中，考得特别好没被表扬过，考得不好也没被骂过。
很小的时候父亲有时间陪我们，后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工作，偶然周末或者下班回来会和我们打篮球，也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太多过问和干涉。奶奶还在时，晚上睡前去和奶奶说晚安，吃饭大人一桌、小孩一桌，上初中的，才能坐大人桌。在家可以说是大人们过大人们的生活，小孩子在过小孩子的生活。
父母在孩子面前基本不谈公事，尤其从来不谈人的是非，不谈这个叔叔好那个叔叔不好，这个伯伯怎么样，那个阿姨怎么样，谁穿得怎么样，谁吃得怎么样，谁有钱，谁没钱，他们不谈这种事。只是问问我们的学校在做什么，课业怎样之类的事情。年纪大一点之后，父亲会跟我谈谈一些国家的大事，和他在做的一些事情。记得有一次他问我学生闹学运，我会怎么做。我说我会把美国最出名的歌手们请来，天天开音乐会、办Party，就没人去闹事了。他微笑着听了。
后来我了解到，我家这个氛围跟我爷爷的教育有关系，连年的战乱与烦杂的国事使我爷爷脾气变得很大，我奶奶和他结婚时就说，你回家在孩子面前永远不准发脾气，他真的就做到了，不管在外面多辛苦，不管战争、国家建设的压力有多大，我爷爷只要一回到家，就自动开心起来了，他们更从来不讲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也不让小孩子讲别人的闲话。他们对我父亲的教育也是没有打骂，永远非常温柔。
不过，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父母以身作则的力量。我父亲成长的过程中，其实很少见到我爷爷，我爷爷永远在外面打仗、处理“国家大事”，他身上的那种正气，是自然而然地传达给周围的人的，所以父亲从小就知道那是一个榜样，为国为民是正确、该做的，我父亲对我们也是一样。
也因此，我们几兄弟都不太懂得利益交换，更不太会为自己谋利益，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年轻时听父母谈的都是国家，之后就是佛法。考虑的是如何利益众生，怎样能让更多人认识真正的佛法，怎样学习，怎样推广。我们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做事业，但对怎么自己多分些钱一直糊里糊涂，所以兄弟姐妹生活都不错，但也都不特别富有。
我有些朋友来自商业家庭，高中时他们就跟我讲，他父亲从小就教他怎么用人，说你周围所有人以后都是你的手下，你要知道怎么用他们，怎样让他们为你做事，帮你赚钱。同时，你要能知道别人身上有哪些点是能为你所用的。听了这些话之后我全身都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这样一种上下尊卑的关系，大家都应该是一群朋友。
家世
如果自我奶奶的祖上算起，到我父亲已经是第五代政治世家了。
我的奶奶谭祥女士，是清末民初湖南的大家闺秀。她的祖父（我的太外公）谭钟驎先生是一位儒者，满清末年重臣。曾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位，政绩卓著。他是咸丰六年（1856）进士，曾任陕西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北洋大臣。和李鸿章同期等同为九位封疆大臣之一，平定了孙中山先生的第一次广州起义。
她的父亲（我的曾外公）谭延闿先生，也是清末进士，最后一批觐见慈禧太后的。曾经三次担任湖南都督，但却和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并成为中华民国主席（相当于总统）。1930年病逝，葬于南京中山陵旁，蒋中正先生为其墓碑题词。
他们的一生都相当传奇和精彩，都是动荡时代中，为国家民族做了很多事的人。但由于刚好处于几次大的改朝换代时期，使他们成了“前朝人物”，知道的人不多了。世间无常，生死轮回，本来如此，想到清朝《顺治皇帝赞僧诗》：“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不过，他们不只是位高权重的大官，而且是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人物，都是一生正直清廉、为国为民、文才武略兼修的儒者。
他们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影响着我们后辈。
家世对我的影响
印象中，父母从来没有对我们说教，但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自然会影响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平常心，不会有那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分别心。他们的身教除了为人处世的态度之外，还有他们对国家和社会所做的事情给我们后代带来的影响。我现在还记得小学一二年级时，就总有同学看着我指指点点。很多人一提到爷爷陈诚的名字，就会跷起大拇指。不只是同学，连老师们都一样。我常听到，“哪一个是陈诚的孙子？”小时候并不懂爷爷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贡献，但总是觉得长大了不能丢他的脸。
印象最深的是连上厕所排队的时候，别的孩子会问：“你是陈诚的孙子啊？他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伟人啊！”也总会有人问我：“你是陈诚的孙子，那你长大以后要做什么？”那时我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还要去问别人“伟人”是什么。犯错的时候，老师也会经常讲：“作为你爷爷的孙子，你不能太丢脸了，这种事你怎么能做得出来？”所以我就会对自己有很强的约束，不需要别人来要求。
现在我自己当父亲了，兄弟姐妹们也都为人父母了，更感觉身教比言传和其他教育形式都重要。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自己总是想着钱，想着心机斗争，跟太太总是讲是非闲话，小孩们学到的肯定就是这些。如果每天想的就是吃喝玩乐，回家就谈打球玩乐、时髦流行，小孩子就会觉得吃喝玩乐是人生最重要的。等到有一天你再来教育他，说做人、读书最重要，他根本不理你，因为你的身教已经在他小小的脑海里留下烙印了。所以，在真正为人父母之前，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等当了父母之后再在孩子面前装好人是来不及的，因为装是装不像的，一不小心就会犯错，孩子就都学去了。
我回头看时，觉得自己真是挺有福气的，能够投抬投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读书、做事、做人不论怎样，至少都是很正派的人，这个不是父母教出来的，是他们以身作则带出来的。
我爷爷和父亲还留下一点比较特别的身教，就是不讲心机。我爷爷人如其名，他名叫陈诚，人也是诚实、诚信、诚恳，他解决问题都是凭认真和晓以大义，国家民族永远第一，他一生一直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敌人，包括共产党周恩来总理都很尊重他，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老百姓都把他叫做陈诚伯，没有叫他“副总统”、“行政院长”、“总理”，这表示大家对他非常尊敬和热爱，甚至中南部有很多人会把他供在家里的佛堂上。他立身的“正”，就对我们形成了自然的约束力，让我们朝正大光明的方向学习。
看我爷爷和父亲的传记，都会有一种感觉，他们心中没有《厚黑学》之类的东西，没有鬼谷子的心机之术，不以政治的黑暗面规则去做事，他们一直用“正大光明”之心推动国事。如果需要统合不同类型的人，父亲教我们第一件事是放下自我，然后去了解每一种人，看他们需要什么，再想你怎样能够给他所需要的，这样，你就能把事情推动起来了。在成事的过程中，最重要一点是“无我利他”，没有自我，不去想自我利益，而是要照顾到别人的需求和利益。我们都习惯在这样一个没有心机的环境里，为了国家人类这样的目标去做事。
这样的成长环境，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我很幸运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