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纪念册之类的旧簿子，但狭长狭长的却又像本祈祷书，书里粗糙的纸页都已经泛黄了。当他来到某小城上中学的时候，他就请城里的钉书匠做了这个本子，以后便随身携带着，走南闯北地到过不少地方。本子里时而是诗，时而是日记，全都系受到外界的某种刺激或者出于内心的冲动而写成的。在日记里，他本人喜欢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也许是为了如实地描写不致伤着他那个“我”，也许——我是这样想的——他感到有必要运用他的想象，以填补经历中的某些空白。记的大多是些无甚深意的小故事，或者甚至连小故事也说不上：一次月夜的漫步，一次父母花园中的小憩，常常就是全部的内容。而诗里呢，就更是有许多生硬粗糙以至于押错韵的地方。可是，由于我爱他，只要他许可，我还是经常喜欢翻阅这些诗和日记。
如今，他又把它藏在背囊里，带到前线的战壕里来了，它在黑夜的战斗里陪着他，也成了战争的参加者，在它的最后几页上，画满了掩蔽体和碉堡。
我们的连驻守在第一道防线上。眼下，我们又躺在自己那间小土屋里。外面尽管下着雨，里头却仍然十分干燥。
他掏出擦枪布来，准备擦掉枪上的锈迹；我则坐在背囊上，仔细读着他的全集，也就是作为我们战地图书馆全部藏书的那本样子十分古怪的日记。尽管我已经翻阅过不少遍，但每遍都能在里面发现一些过去忽略了的新东西；这次也是一样，我的眼睛被夹在里头的一片榉树叶子吸引住了。树叶旁边写着一首诗：
夏天的一绿叶，旅途中我将它采摘，让它将来帮我回忆，那夜莺的歌喉多么甜美，那可爱的树林青翠欲滴。
“叶子都已变成棕色的了。”我说。他摇摇头：“先读读后面一页吧。”我翻过来，念道：
看样子是个大学生，或者是位年轻的大夫，在横过草原的小路上走着。那支他用皮带挎在肩上的步枪，似乎使他越来越感到沉重。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把枪从肩上取下来拿在手里，或者从一个肩上换到另一个肩上。他脱掉了帽子，午后的太阳把他的头发晒得发烫。在他周围，到处是六月里草原上繁生的各种小动物，全都生机勃勃，有的跑到他的脚前，有的在乱草丛中爬着，闪着光，或在他眼前成群地飞旋，一步不舍地紧跟着他。草原上开满了野花，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各样芬芳的气息。
这时候，那旅人停住脚步，瞭望这向四面延伸出去的无际的草原。草原上布满闪闪发亮的红色斑点，显得凝滞而单调。只是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带绿色的树林，树林的边缘上，一缕白色的炊烟袅袅升入蓝天。这，就是一切。
在他身旁，小路的边上，有一个爬满了草莓藤丛生着野蔷薇的小土冈——一座这里的原野上很多的野坟。他登上土冈，从上面再一次眺望那无边的原野，但除了树林边上有间孤零零的土屋——适才看见的炊烟就是从它的屋顶上升起的——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从坚硬的泥地里拔起一丛野草，注视着上面星星一般的小花，然后，他卸下肩上的步枪，在温暖的草丛中躺下来，一只手托着头，眼睛出神地凝视着远方，直到他的思想像轻烟一般，慢慢儿在那灼热的、微微颤抖的空气里飘散开去，飘散开去。
现在，那伴随他来到这里的自己的脚步声也沉寂下来了，他听得见的，只是草原远处蝗虫的唧唧声，围绕着花萼的蜂儿们的嗡嘤，以及从望不到的高处传下来的草原百灵的鸣啭，于是，那无法克制的夏日的疲倦战胜了他。他仿佛觉得，眼前有一群蓝色的蝴蝶在上下翻飞，同时空中有一道道玫瑰色的光线照射着他。石南花的清香，宛如一抹轻云，覆盖了他的眼睛。
夏风拂过草原，吹醒了一条在离他不远处的尘土里晒太阳的小蛇。它伸展开盘蜷着的身体，慢慢儿滑过坚硬的泥地。野草擦着它带鳞的身躯，发出簌簌的声音。睡着的人转过头来，似醒非醒地望着从他头边溜过的那条蛇的小眼睛。他想抬起手来，然而不能，那小生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就这样躺着，在清醒与入梦之间。终于，仿佛隔着一层纱幕似的，他看见一个模糊的少女的身影朝他走来。她几乎还是个孩子，但身体十分结实，金色的头发编成了两条粗大的辫子。她拨开草蔓，在他旁边坐了下来。这时那条小蛇的眼睛离开了他，不见了。他再也看不见什么，接着就做起梦来。梦境里，他重又成了小时候经常装扮的那个童话里的汉斯，为拯救中了魔法的公主，此时正躺在蛇洞跟前。蛇从洞里爬了出来，唱道：
灰色的小脸儿，啊，我这条小蛇真可怜！
他吻了那蛇。接着，奇迹发生了。美丽的公主把他搂在怀里，可是——奇怪得很——她的头上竟梳着两条金黄的辫子，身上也穿着只有乡下姑娘才穿的那种紧身背心。
姑娘两手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眺望着草原远方。周围一片静寂，只听得见睡觉的人的呼吸，偶尔从空中或沼泽地里传来的一两声鸟叫，和绿毯似的无际的青草在微风中摇动时发出的一片柔和的沙沙声。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向他俯下身去，长长的辫子落在他的脸上。他睁开眼，看见一张年轻的脸在自己头上晃动，但仍然像在梦里似的，他说：
“公主，你的眼睛真蓝呀！”
“非常非常蓝！”姑娘说，“我母亲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你的母亲？——你真有母亲？”
“你这人真傻！”姑娘从地上跳了起来。“我怎么会没有母亲？只是她在几个礼拜前和村长结婚了，所以我才跟我爷爷住在一起。”
这时候，他才完全清醒过来。
“我迷路了，”他说，“在自己的故乡迷路了。你得帮我找到路，你——你叫什么来着？”
“蕾齐娜！”她说。
“蕾齐娜！……我叫加布列尔！”姑娘睁大了眼睛。
“不，不是那位加布列尔天使！”①
“你别笑！”姑娘说，“关于他，我知道得比你更清楚！”
“清楚得多哩。这么说，你准是一位教书先生的小孙女啰？”
“我爸爸是教师，”她说。“他在去年就过世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加布列尔站起身来，对她说，他必须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回小河对岸的城里去。她用手指指前面的树林，说：
“我和爷爷就住在那儿，你可以先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然后我再给你指路。”
加布列尔对这个建议表示满意以后，她就离开小径踏上草地，朝树林的方向走去。年轻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跟着她的两只脚，它们是那么轻捷，那么稳当地跨过草丛，每迈一步，都把藏在前面野草里的蟋蟀惊得蹦了起来。就这样，他们在那像金色丝网一般洒布在野草尖儿上的阳光中走着。微风拂过草原，像呼吸一样暖洋洋的，使他们周围越发充满了野花的香味。这时已经听得见树林里花鸡的啼叫，还有野鸽子在高大的榉树顶上胆怯的扑翅声。加布列尔一边想着他将去的地方，一边唱起歌来：
树林和草原，
静躺在阳光里。
我们热爱和平，
但和平不是天赐的，
必须在斗争中争取。
战争开始了，
出发的时刻已经来临。
让我们步伐整齐地走上战场，
为保卫我们的祖国，
献出自己的生命。
再见了，亲爱的母亲！
战鼓召唤着我们，
激动着我们的心灵。
然而在我的心的深处，
同时却响起德国摇篮曲的声音。
“战争？”蕾齐娜停住脚步，回过头来问唱歌的加布列尔。加布列尔点点头。
“请你别对爷爷提起这个，”她说，“他不会相信的。”
“那你呢？”加布列尔问，“你是不是也不相信呢？”
“我吗？——战争跟我们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年轻人再没有说什么，两人一言不发地继续往前走着。眼前，山毛榉和橡树叶簇的轮廓，已经清楚地从模糊一片的树林里显露出来。不多时，他们就走在篱笆外边的树荫下，一直走到了园篱的门前。这儿已是草原尽头，午后的阳光里，立着一间小小的土屋。低矮的茅草屋顶上，有一只小猫在晒太阳，见他们到来，便从屋顶跳到地上，然后把身子在半开着的门边擦着，发出喵喵的叫声。他们走进一间窄小的前屋，屋里的四壁上挂满了空着的蜂房和一些种菜的用具。蕾齐娜打开靠墙角的一扇门，加布列尔从她肩上望进去，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但除了一座黑森林造的旧式摆钟，②以及在火炉的铜球上嬉戏的阳光，房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到院子里去吧。”姑娘说。加布列尔把枪倚在墙角，然后和她一起走进窗外的菜园。一跨出门，他们就到了一棵高大樱桃树的叶顶下，樱桃树的枝干一直伸到了屋顶上面。窄窄的菜畦之间，一条笔直的小径穿过园子，然后再通向一片不大的草坪，在这草坪当中，又有四四方方的一小块由榉树枝条编的矮篱隔了开来。篱门非常之矮，虽然关着，加布列尔仍然能从上面望过去，看清里面的情形。走近了，他看见对面的叶墙上，在树荫的半明半暗之中，挂着一个木制的蜂房，蜂房上整齐地叠着两行草编的蜂巢。旁边的矮凳上，坐着一个当地农民打扮的老年人，阳光照着他完全白了的头发。一个绳子编的护脸具，空篮子和其他一些养蜂的用具搁在他旁边的地上，他手里拿着根草茎，好像正在细细地观察。定睛望去，加布列尔才发现草茎四周爬满了蜜蜂，而其中有一些正从叶片爬到老人的手掌上去。
“是你爷爷？”他问姑娘。
“算起来，他该是我的曾祖父了，”她回答说，“已经老得没法想象。”
她拉开门。“是你吗，蕾齐娜？”老人问。“是我，爷爷。”
“蜂王昨天又无缘无故地哼了一个晚上，所以今天一早我又得守着它。”他说，同时转过头来，望见了来人。“只管请进吧，年轻的先生，你只管进来好啦。蜂儿今天已经停止采蜜了。”
加布列尔走进篱笆里去。蕾齐娜拾起地上的空篮子和其他不再需用的东西，送回房间里。老人轻轻拂去了手上的蜜蜂，说：“蜂儿也跟人一样懂事的，你对它们只要有耐心就行。”然后，他把草茎放在蜂巢前面的草地上，向加布列尔伸出手来。他让加布列尔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随即对他聊起自己养蜂的事来：
他从小就爱养蜂，眼前这座矮篱，还是他七十多年前建的。后来，他就靠养蜂，靠蜂儿们带给他的上帝的恩赐，维持着一家的生计。随后，老人又讲到了他的儿女和他的孙子，以及孙子的孩子们，然而与此同时，他却一刻也没忘记提到他的蜂儿。——老人的话语，就像一股潺潺的细流。随着他娓娓地讲述，一代人的宁静的生活接着另一代人宁静的生活，便慢慢地展示出来。加布列尔把头托在手掌里，一边听，一边看着此时还三三两两地从叶墙那边飞过来的蜜蜂。从园子那边的房间里不时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间或，也有一只小花雀钻过叶丛，用好奇的眼光朝他窥视。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姑娘重又从外面走了进来。她用手肘倚着门，悄悄地听祖父的故事。她那少女鲜艳的脸儿衬在叶簇中，看上去就像一幅嵌着绿色框子的动人图画。
空气里的骚动渐渐平息下来，绿色的矮篱中已是一片阴影。加布列尔朝姑娘望了望；老人呢，仍旧慢腾腾地讲着。自然，他有时也记错了时间，把儿子的事当着孙子的讲，又把孙子的事说成是重孙的事。这时姑娘就插进来说：“您弄错了，爷爷，那是我舅舅；您现在讲的是我母亲。”可老人却严厉地回答：“他们的事我全记得，我的记忆还没有坏到这步田地。”
终于，由于天气开始转凉了，老人才站起身来。“咱们进屋里去吧，”他说，“天黑啦，蜂儿都已经回窝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