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
名人所以有名,七分业务三分机遇也。三分虽少,却是万万缺不得的,而且其中学问很大,“人事”是重要成分。我辈书呆子不可不知!
理科研究自然现象,文科研究人类社会,对象不同,内容各异;加以“吾生也有涯”,因而彼此来往甚少,是容易理解的。
有些学理的不很尊重文,认为那里科学性不够,学文的往往也觉得学理的太钻,皓首穷于一经,见树不见林。斯威夫特的大作《格列佛游记》中,有两章专写“科学院概况”,不少科学家读过后大概不会感到很舒服。
专家所以专,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片不大不小的耕地;熟于斯,精于斯,创造于斯。他不必,也不太可能同样地熟悉许多其他行业。不过,如果他能多少涉足于本专业之外,看看别人做了些什么,怎样做,还想做什么,对开拓他的视野,提高整体学术水平,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曾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短短两句话,胜过一篇大论文,把精与博的关系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学文的要知道一点理,以便适应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取得“现代人”的资格。但我感到,学理的更应学点文,其迫切程度胜过文学理。何以见得?人的社会实践,不外乎“做人做事做学问”。一般地说,科学家做学问都很高明,但做人做事就未必人人都行。老实人常常碰壁,甚至吃了苦头,挨了闷棍,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做人做事,都要涉及社会,涉及他人。而无论哪本数理化名著,决不会用一章去教学生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所以学理者,应该自觉补上一课,以免受骗上当。这是消极一面。积极方面,我发现许多大学者不仅业务超群,而且交际很广,诚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贾宝玉不喜欢这两句,所以落得去当和尚,其实这是大实话。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名人所以有名,七分业务三分机遇也。三分虽少,却是万万缺不得的,而且其中学问很大,“人事”是重要成分。我辈书呆子不可不知!
学一点文史哲,可以帮助我们审时度势,认清形势;陶冶性情,触发灵感;纵观全局,端正方向。
中华民族,名著如林。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雅俗共赏,童妪皆知,当数《三国》、《红楼》、《水浒》、《西游》。这是中华民族最伟大、最普及的教科书,无须老师讲授,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三国演义》添人聪明才智,《红楼梦》教人忠贞自重,《水浒传》使人见义勇为,《西游记》助人想象神奇。真是天赐神品,人间奇珍。少年时读,中青年读,到老年再读,随着读者年龄增长,入也愈深,见也愈奇。其怪,其妙,其趣,其巧,真令人不可思议。
任何一门严谨的科学都需要提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特别是搞起研究来,更是白天黑夜,没完没了。为了持久,我的办法是每晚11点必须睡觉,早睡早起,雷打不动。10点上床,看一小时的闲书,放松脑子,作为过渡。闲者,专业以外也,这时读书全凭兴趣,毫无压力。文、史、哲、科,看到哪里算哪里,懂多少算多少。海阔天空,不知所至,也不知所止,这是最大的精神享受。遇到诗文佳句或奇思妙想,随手记下。久而久之,居然累积了七本笔记。这对我后来写《科学发展纵横谈》很有帮助。思想枯竭,读之可使奇想自天外飞来者,首当数《庄子》。这部书哲学和文学上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如果有人问我,有三个超级诺贝尔奖,古今中外,该授给谁?我会毫不犹豫推荐庄子。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很喜欢读《庄子》。他说:
“书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吸引人们,但是我尤其喜欢那种著作,它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使读者聚精会神,手不释卷。对我来说,《庄子》就是这类书籍中的一个典型范例。”他还把庄子的两句话“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写在书的扉页上,作为现代物理学的指导思想及最高美学原则。
碰到哲学中一些大而无当的无休止的议论,或者一些类似绕口令一般的让人难懂的长句,我自愧天分太低,只好退避三舍。
但对一些言之有物,与科学有关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则很有兴趣。关于科学哲学,有许多名著值得阅读,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文集》、梅特里《人是机器》、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以及罗素《西方哲学史》等等。这些书大都不解决具体问题,甚至只是提出问题进行一些讨论而已,但却很有助于打开心灵里的智慧之窗,引导人们去思考关于茫茫宇宙的种种大而有趣的问题。
看看文科的一些大家如何治学,也是有趣的事。
鲁迅主张治学要先治史。他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分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这对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趋势是一条捷径。最近我在《新华文摘》
1992年第一期上,读到一篇好文章《诺贝尔医学奖九十年》。我只用了一分钟,对现代生物学的一些重要进展,便有一粗线条的了解。花时间极少而收获很大,可谓经济之极。虽然一知半解,甚至半解之半,但对非专业人员已很满足了。
王国维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科学家应该也应如此。为了研究某一事物,必须明确问题,提出假设,从事实验,给出证明。如此反复,这是入乎其内。遇到挫折时,需要跳出原定路线,登高望远,冷静思考,寻求新路;即使工作顺利,也要从各个方面,考虑所得结果的意义,它与前人工作的关系,以及还可能有什么新的发展。这些都是出乎其外。
德谟克利特曾说,诗人只有处于感情极度狂热或激动时才会有成功的作品。柏拉图接受了诗人必须迷狂的论点,他说:“在现实中最大的天赋是靠迷狂状态得来的。”如果削去迷狂源于神授的神秘外衣,把它看成为对研究对象长期的迷恋和追求,那么,不仅诗人,科学家也必须迷狂。有人说,天才就是入迷。长时期的始终高涨的研究热情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科学史上有许许多多研究入迷的有趣故事,例如关于牛顿大猫钻大洞、小猫钻小洞的故事。
拿破仑说:“战争的艺术就是在某一点上集中最大的优势兵力。”科学研究的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
文理的相互渗透使我们想起福楼拜的一段话:“越往前走艺术越是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个人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治学门径本相通,评文论史便神飞。
作者简介
王梓坤(1929—),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中国教师节首倡者,著名数学家。江西吉安县人。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获副博士学位。
著有《莺啼梦晓:科研方法与成才之路》、《评文论史便神飞》等。
心香一瓣
常言道:“文理不分家。”术业有专攻,学文学理本没有本质区别,但一个人如果只涉猎文科知识或者只学习理科知识,就好比只使用一只胳膊做事、用一只脚走路一样,会磕磕碰碰、不断栽跟头。
且不论当今高考文理分科现象的功过是非,就个人的成长来说,文理兼通越来越成为时代发展对于人才素质的要求,综合素质也成为考量人才的一个基本标准。“偏才”要成为“天才”,就不能不注意这点。
在强调科学技术重要性的今天,我们要像王院士提倡的那样“评文论史便神飞”,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人文素养又懂得科学技术的人,让我们的人文与科学事业比翼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