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互文性作为一个学术术语诞生于西方，其在国外的研究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强于中国，因而对其本身进行研究仍然是至今以来最为重要的问题。以中国为视角来研究无疑会补充西方研究的不足，也为中国学者勾勒了一个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动态过程，这对于双方都是有益的。
国内学者最早接触到互文性是通过张寅德翻译的发表在《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上的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一文。该文在开篇明确提出：“隐存在这一定义中的主义理论概念都出自朱丽雅·克丽斯特娃：意义活动、生产力、意义生产过程、现象型文本、基因型文本以及互文性。”从此文发表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这期间国内关于互文性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200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该书由邵炜翻译，对国内读者接受西方互文性理论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2005年9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瑾的《互文性》一书则标志着国内的互文性研究进入新的阶段。近年来，互文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高校课堂、文艺理论教材、学术研讨会、高校学报及各类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上。据期刊网的统计，国内至少有五百多篇学术论文以互文性为题发表在国内各类的期刊杂志上，至少有4431篇论文在文章中提到了互文性，而将互文性作为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互文性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和接受，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类和总结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但可以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及时总结，促进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建构，而且可以提升学术含金量，对国内接受互文性过程进行较好的体认。然而，国内尚没有一篇论文或著作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这正是本文的选题原因及目的所在。
本研究以西方理论为起点，研究互文性在中国的穿行过程，不仅可以规避本土文论研究的一元性和惟民族性，还可以为西方文论研究提供一个他者视域。全面考察互文性在中国的翻译、介绍、研究、接受、变异等亦可以为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提供一个个案。所不同的是，以往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探讨的是一部作品或文学形象在国外的流传情况，本研究则是谈论一个理论的流变。为了更为形象地说明自己的设想，有必要引用赛义德的一段著名的话：“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文化和智识生活经常从这种观念流通中得到养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维系。无论观念和理论的这种由此及彼的运动采取的形式是意识到的影响还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的借鉴抑或全盘照搬，它都既是一种生活事实，也是促成智性活动的一种很有用的条件。然而这样说还不够，应该具体说明那些可能发生的运动类别，以便弄清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动的情形是很有趣的……”
二、国内外互文性研究现状
1.欧美有关互文性研究综述
20世纪的法国是西方文艺批评的黄金时期，其间涌现了大量对人类思想领域有着重大影响的著名的思想理论家，拉康、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萨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德勒兹和加塔利……保加利亚裔法国著名女学者克里斯蒂娃不失为其中一员干将。互文性理论的提出，克里斯蒂娃有着首发之功。她先在刊登于《如是》(Tel Quel)杂志的《词、对话、小说》(1966)中第一次提出，之后在刊登于同一杂志的另一篇文章《封闭的文本》(1967)中作以下重申：“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的和现有的表述的易位”，继而在她1969年的著作《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中又重新提及。克里斯蒂娃强化并突出了巴赫金的文论有关文本的思想。除了上述有关理论的表述，还有一著名论断被后来的研究者广泛征引：“横向轴(作者—读者)和纵向轴(文本—背景)重合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词(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词(或文本)的再现，我们从中至少可以读到另一个词(或一篇文本)。在巴赫金看来，这支轴代表对话(dialogue)和语义双关(ambivalence)，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分别。是巴赫金发现了两者间的区分并不严格，他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提到：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之后，互文性首先得到罗兰·巴特的热情推崇与介绍，旋即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关键术语，其所受到的关注渐热，得到了索莱尔斯、里法特尔、热奈特、安东尼·孔帕尼翁、洛朗·坚尼、米歇尔·施奈德、德里达等著名理论家的热烈探讨。
2005年3月24日登陆中国国家图书馆键入“Intertextuality”一词，外文文献出现80项记录。2008年2月19日新增31项，出现111项馆藏记录。关于互文性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当推格雷汉姆·艾伦(Graham Allen)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书。该书分五章。第一章的论述将互文性追溯到索绪尔和巴赫金，前者对符号的论述及后者对话语的论述皆蕴含着有关互文性的思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直接促成了互文性一词的诞生。第二章以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为大背景，论述了从德里达到巴特的文本理论，着重探讨了巴特《S∕Z》的文本分析法，并指出其理论的不足之处。第三章论述了热奈特和里法特尔的诗学理论，认为结构主义的最终走向乃是互文性，其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客体之间的关系。对关系的注重正是互文性的基本特质之一。第四章论述了布鲁姆诗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互文性的关联。第五章考察了互文性在电影、绘画、摄影、音乐、建筑等非文学领域的表现。后现代诸理论家的相关论著也与互文性有着思想上的关联性，如本雅明(Benjamin)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鲍德里亚(Baudrillard)的“类像”、詹姆逊(Jameson)的“拼凑”、巴斯(John Barth)的“枯竭的文学”以及哈芹(Hutcheon)的“历史编撰元结构”等，最后落足于万维网下的互文性特征。该著作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看做是后结构主义的，将热奈特和里法尔泰的研究称为结构主义的。2002年，法国出版了一部互文性资料汇编性著作，将互文性分为“定义性的”和“操作性的”，前者是对文学及文学性的思考，后者则是对具体文本的研究。德里达的互文性思想与他的两个重要术语“差异”和“踪迹”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其著作《立场》(Position)中说：“无论在书写语还是口头语中，如果没有与另一个本身并不简单地在场的因素的联系，那么就绝无人和因素能够作为符号起作用。这种联系意味着每一个‘因素’——音素或字母——是参照其中的踪迹由序列或系统的其他因素构成的。这种联系、这种交织，就是文本，它只是通过对其他文本的转换才产生出来。在诸因素或系统中，没有任何简单地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有的只是差异和踪迹之踪迹。”
玛丽·奥尔(Mary Orr)的《互文性：讨论与语境》(Intertextuality：debates and contexts)也是一本关于互文性的重要书目，该书从互文性、影响、模仿、引用四个论域进行论述，涉及克里斯蒂娃、巴特、里法特尔、布鲁姆、理查德·道金斯、热拉尔·热奈特、勒内·基拉尔、保罗·利科等学者的有关互文性的诗学理论思想，以及关于模仿的美学思想及模仿、变形、伪造和假冒等反抗经典的形式，涵盖了互文性、跨学科性、超文本、影响、引用、反抗经典等论题。法国蒂费纳·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皮埃格雷·格罗的《互文性导论》、萨姆约的《互文性：文学记忆》及拉博的《互文性》都是这方面的专题著作。
此外，互文性思想还散见于巴特的著作中，在其名著《S/Z》中，“编织物”、“星形裂开的文”与“声音的编织”等小节中呈现出了互文性的思想，如“符码是引用的透视远景(perspective)，是结构的蜃景；我们只知其出发和回返；那些从符码产生出来的单位(我们为其编制了清单)，它们本身始终是文的种种门，是内在蕴含的旁逸蔓衍(digression)的征兆、路标，指向清单目录的其余部分(绑架指涉每个曾被写过的绑架)；它们是这么一大堆永远已经读过、看过、做过、经验过的事物的碎片：符码是这已经的纹路。符码引用已写过之物，也就是说，引用文化这部书，生活这部书，将生活看作文化这样一部书，它把文转变成此书的简介。更确切地说：每个符码都是一种力量，可控制文(其中文是网络)，都是一种声音，织入文之内”。由此可观，巴特所持的是一种广义的互文观，文与文化、生活之间具备引用的关系。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50)、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1975)、乔纳森·卡勒的《符号的追寻：符号、文学、解构》(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 1981)中亦蕴含着诸多的互文性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