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意识——基督教与文化
在光辉灿烂和光怪陆离的西方文明史上，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基督教留下的痕迹。基督教像一只巨大的蛛丝网，撒在西方文明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几乎每一位作家、艺术家、每一部作品和每一次文化史事件中，都留下了它的影子。人们常说，不懂得基督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认识西方文明，无论是历史的，或是当代的。
基督教的创立、流传及现状
那么，什么是基督教？
基督教是一种世界宗教，它主要流传于欧美。当今世界上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据1980年的统计，大约有十二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4。其中，欧美国家的基督徒大约有七亿五千万，占那个地区人口总数的1/2以上。
基督教创立于公元1世纪，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起初，它仅仅是巴勒斯坦地区在罗马统治下的苦难的犹太人信仰的一种宗教。后来，它通过地中海沿岸，逐渐传布到意大利以及欧洲各地区、各民族之中。同时从一个政治上反抗罗马帝国的群众性宗教组织，逐渐变成为依附于罗马统治者的宗教实体。在4世纪到19世纪的一千五百年中，基督教确立了合法地位，不断插手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从单一主教制发展形成为以罗马主教为主的教阶制度。罗马主教进而又成为罗马教皇，并于756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教皇国。12至13世纪，教皇国的势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占有当时西欧各国的1/3的土地，拥有大量农奴和依附农。1054年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正教”，即东正教，与西派的罗马公教分庭抗礼。在16世纪又出现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与罗马教皇相对抗的“新教”。从此，基督教分裂为三派，即：东正教、新教（我国习惯上称之为基督教）、公教（我国习惯上称之为天主教）。罗马教皇国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每况愈下。1870年意大利统一以后，教皇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1929年，正式成立梵蒂冈城国，建立了罗马教廷的政权，有法律、军队、金融和外交，并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至今仍参与着国际上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新教成立后，派别林立，主要的有圣公会、信义会、浸会、公谊会等，其中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会，信义会是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和冰岛等国的国教会，它们对于各所在国的政权大多有一定的影响。东正教是沙皇俄国的国教，十月革命以后被废除，但在前苏联以及东欧沿地中海和黑海的人民民主国家中，也仍有一些影响。希腊正教则是希腊的国教。
基督教三派同出一源，并且都以《圣经》（新、旧约）作为经典，认为它是上帝的启示，具有最高的权威，也是基督教教义和教徒行为的标准。各派的神学观点和信仰有不少区别，但仍有其共同之处，例如，相信上帝、圣子耶稣和圣灵“三位一体”，即上帝是创造和管理天地万物的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天父的启示者，在为世人赎罪时献身，将来还要复活，施行最后的审判；圣灵运行在世界和人类之中，使人知罪、悔改和成圣。其次，相信教会是基督所创立的团体，负有宣传福音的使命。第三，相信人是上帝创造，但因背离上帝而陷于苦难之中，不能自救，唯有信赖基督才能蒙救，获得永生，等等。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一）
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对于西方哲学、伦理学乃至文学艺术等精神形式都具有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中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态是经院哲学。不论是经院哲学的初期代表——教父哲学，或是托马斯·阿奎那（1224或1225—1274）的哲学，它们都从《圣经》出发，以基督教教义作为哲学思考和研究的前提，为系统阐述和论证教义服务。在他们的研究中，有许多如“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一根针尖上可能站多少位天使”等等的题目。因此，他们极端蔑视现实的存在，而把《圣经》视作认识的永恒来源。在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意大利的大学里只有三种科目：宗教法、民法和医学，其教学也掌握在教会手里。人类的文明在“神”的沉重枷锁下，步履维艰，发展迟缓。在文学领域里，教会控制着一大批僧侣作家，用拉丁文杜撰基督神迹、圣徒传，编写华丽的祈祷文、赞美诗等，宣传崇拜上帝、皈依天主等教义思想。题材单一，内容贫乏，技巧僵化。在美术领域里，由于8世纪的罗马掀起过持续一百多年的“破坏圣像运动”，认为任何偶像都是对于上帝和耶稣的亵渎，因而毁坏了大批古典时期遗留下来的和当时创作的艺术财富，严重地压制了艺术家的创作个性。现存的4世纪创作的“君士坦丁”雕塑头像，这位首任基督教国家的君王，双眼大睁，双唇紧闭，威严而冷漠，令人恐惧而压抑。在音乐领域里，中世纪罗马的音乐家都以音乐为基督教服务，致力于创作和推广合唱形式的以“颂调”为主的礼仪歌唱音乐。合唱中加上浩荡嘹亮的钟声，造成了肃穆庄严的气氛，感染着教徒们虔诚皈依的感情。6世纪，教皇格里哥利一世亲自领导改进教会音乐，确定了“教堂歌调”，但是，仍然是简朴优美的“颂调”风格，后人称之为“平调”。基督教提倡苦修，视一切乐器为世俗的娱乐，因此，教会音乐长期禁止使用乐器和器乐演奏。风琴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产物，但是，直到12世纪才开始正式使用于弥撒之中。
当然，基督教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繁荣，地主阶级的内部分化，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基督教内部一直也是矛盾重重，反映在文化发展中，充满着传统和革新、正统和异端之间的复杂斗争。正如费尔巴哈说过的，尽管经院哲学是为教会服务的，但“它却从科学的兴趣出发，鼓励和赞许自由的研究精神”，从而“给世界引入一种与旧教会的原则不同的原则——独立思考的精神的原则，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或者至少是为这一原则作了准备”。经院哲学中所谓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表面上看，它仅仅是关于个别和一般的关系的概念争论。但是，实在论却是教会的理论基础，因为只有把“一般”和“普遍”看成是实在的东西，才能保证“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普遍的神灵是“实在”的。而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一切种、属之类的“一般”和“普遍”都是名称，这就引起了人们对基督教的权威和“三位一体”存在的怀疑。因此，恩格斯评价唯名论者是“对教会权威的抵抗”，“对盲目的信仰进行永不松懈的斗争”。唯名论者，遭到罗马教皇的残酷迫害。但是，在13世纪末，实验的自然科学开始兴起以后，唯名论又复兴和发展起来，并且作为主要力量向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挑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异端神秘主义和异教运动，更是曲折地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以及市民和农民阶级中反基督教神学统治的进步力量的要求，它们的怀疑论、泛神论和异端神秘主义思想，是在中世纪神学统治下迸发出来的火花，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启蒙思想。尽管这些在哲学领域里的斗争都是在基督教内部进行的，但是，它对中世纪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文学、美术和音乐领域里，同样都出现了在基督教题材下的传统和革新、正统和异端的复杂而曲折的斗争局面。在美术领域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形成了所谓拜占庭艺术。拜占庭艺术虽然宣扬基督教教义，但由于也为世俗生活服务，因此，色彩缤纷、富丽堂皇，在建筑、工艺、金银饰物和图案装饰方面富于象征和装饰性。兴建于6世纪的索菲亚大教堂，宽敞高大，气魄雄伟，中间巨大的圆顶稳搁在四个拱形门上，内饰碎瓷、金属和石料嵌成马赛克壁画，人们说它们是“金色的水流”、“春天正午的太阳”。到公元11世纪，随着异教神学和拜占庭文化的不断影响，科隆大教堂里出现了《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木雕像。基督已经不再是庄严的神王形象，而是一个真正贫苦的受难者，消瘦、衰竭、沉重、脸上呈现难以忍受的痛苦。早期基督教并无专门举行仪式的教堂，成为罗马国教后才开始修建专门的教堂，形成了罗马式的风格，空间宏大，横厅宽阔，纵深的中殿使堂基呈十字架形，拱门半圆，内饰图案，给人以庄严而沉闷、肃穆而厚重的感觉。从12世纪起，哥特式建筑的教堂开始流行于欧洲的教堂建设之中。由于它以垂直的线条为主，高耸入云的尖顶有如挺立的蜡烛，因此引起人们虚幻缥缈、向往天国的情绪；加上它除了门窗外几乎没有墙壁，高大明亮而镶满彩色玻璃的大窗显得神秘辉煌。尽管哥特式设计是为宗教服务的，并且使人的宗教感情得到满足，但是，它的出现无疑是对于罗马式教堂艺术的革新。而且，其内部装饰由于无名工匠的创作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德国纳乌堡教堂中一对“捐助人”的雕像，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骑士和贵妇的形象，反映了在艺术思想上对于传统宗教艺术的革新。在音乐领域里，同传统的平调宗教音乐相异的是，出现了多声部的宗教歌曲，并且在“平调”之上加上装饰性的花腔歌调。尽管它们同样为仪式服务，但是多声部圣咏的使用，给当时的人们以新鲜的艺术感染。不过，新的音乐风格也引起了罗马教皇的激烈反对，认为“把神圣的歌词往世俗的曲调上移植”，就“扰乱虔诚，麻醉听觉，并且把听众引入邪路”（1325年，教皇约翰十二世语）。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二）
14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历了萌芽、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欧洲封建主义逐渐走向崩溃，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基督教神学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它的统治地位也岌岌可危。恩格斯曾经说道：“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灾难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时期。法国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清克维贵托，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伟大时代的内容充分地表现出来。”
恩格斯还说过：“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始，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1265—1321）是著名长诗《神曲》的作者。19世纪的布克哈特在他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曾说道：“《神曲》很久以来就是一切西方国家每天的精神食粮了。”但丁主张政教分立，反对教皇干涉世俗事务。在《神曲》中，他以“地狱”、“炼狱”、“天堂”为题材，用梦幻故事的形式，隐喻象征的手法，描写作者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情景，谴责教会统治的罪恶，指出教会“祈祷的房屋，现在变为兽窟了。那法衣也变为面粉袋了”，广泛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当时人民反对罗马教皇的情绪。然而，但丁并不是无神论者。《神曲》的布局和立意仍然是中世纪的，他追求的仍然是纯洁的基督教的理想。正如从十三至十五世纪出现的反经院哲学的思潮一样，正如在16世纪出现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样，这些思潮和改革都出现了许多具有世界观意义的新思想，它们都是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的哲学反映。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哲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对于基督教中世纪的神学思想都作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注重世俗生活，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追求人类真正的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断然否定罗马教皇的权威和教会制度，鼓吹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欧洲由中世纪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打开了道路。宗教改革是在基督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仍然认为，《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基督徒人人可以直接与神相沟通，教会应共和化和民主化，等等。宗教改革掀起了对于新教的狂热，而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的哲学思潮，大多又是在宣传建立新的符合他们的基本原则的新宗教。在美术领域里，同样如此。不论是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1445—1510）、拉斐尔（1483—1520）或是雕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他们都有许多充满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作品。像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中的维纳斯洋溢着青春生命的裸体，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感，但是维纳斯的眼睛充满着迷茫和哀伤，画面充满宗教的庄严和肃穆。拉斐尔的杰作《西斯廷圣母》，圣母怀抱着基督自天而降，丰健的体型，简朴的衣饰和赤裸的双足，似同人间的慈母，而她那温柔而带有哀伤的眼睛，充满着忧虑。但是，给人以美感：是神与人的统一，庄严与温柔的统一，神圣与贤良的统一。西斯廷教堂的天顶壁画是米开朗琪罗的杰作，它以《圣经》的“创世纪”为题材，描绘了他对于命运的反抗，对于解放人的力量的渴望，充满着悲剧的色彩。然而他所期待的仍然是同天使们一起飞奔来的上帝。他说过：“我服侍过三个教皇，而且不得不如此。”著名艺术家达·芬奇（1452—1519）受到过自然主义哲学的影响，并且常常以科学的态度怀疑和厌恶宗教。他不顾教皇的禁令，亲手解剖过几十个尸体。正是由于他对人身构造的了解，他所画的人物的肢体和表情达到了充分的和谐、清晰和准确。在《蒙娜丽莎》画像中，他把基督教会称之为邪恶和欲念的根源的人体画得温柔而和悦，欢欣而自然。达·芬奇视教会是“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可是仍认为“神”是善良道德的化身。在他的另一幅著名画卷《最后的晚餐》中，他把善良、仁慈和美都集中在基督身上，而在叛徒犹大的形象里集中了丑陋和邪恶，这寄托着他对于心目中的基督教的追求。在音乐领域里，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世俗音乐在欧洲逐渐得到发展，宫廷和民间都有经常的音乐活动。法国和意大利的民歌和民间乐器都进入了作曲家的创作领域，并且，影响到了基督教音乐。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导言中所说：“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方面的积秽，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方面的积秽，创造了现代的德意志散文，并且作出了那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圣歌的歌词和曲调”。路德创作的新教圣咏，大部分是从民间流行的歌曲中间挑选出来的，有些是德国民歌，有些是捷克民歌，并且废除了拉丁文歌词，改而采用本国语言。但是，大多数宗教音乐家仍继续沿着复调音乐的道路，创作经文歌曲，只是在宗教音乐中追求清晰、朴素的风格，表达人的崇高而富有诗意的感情。有的地方的教堂还设置大风琴伴奏，表演色彩绚丽，庄重堂皇。面对着宗教音乐的发展变化，罗马只得作出让步，规定举行仪式时“如配加花的音乐或风琴音乐，则其取材必须来自《圣经》和赞歌”。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三）
欧洲资本主义最初产生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到了17世纪，荷兰和英国又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资产阶级登上欧洲政治舞台，猛烈地冲击了天主教教会对欧洲的统治。在许多国家中，这一冲击都以新教同天主教会之间斗争的面貌出现。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带有浓厚的宗教斗争的色彩。不仅是封建王室利用宗教，搞换汤不换药，而且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领导的，以城乡劳动者为主力军的反封建阵营内部各派，也都提出了不同的改革宗教的主张，反映着复杂的利益和要求。罗马教廷为了维护其在中世纪确立的统治地位，曾经采取了一系列顽强的抵抗、让步、再抵抗、再让步的措施，同世俗国家发生了多次冲突，包括同威尼斯共和国、法兰西王国、奥地利等等。但是，新兴的思潮，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过，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在哲学领域里，不论是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或者是法国的笛卡儿、德国的莱布尼兹，他们在对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的批判的同时，都“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即使象霍布斯这“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也主张要为人民群众保留宗教。与哲学领域相一致的是，在文学领域里，启蒙文学继承了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和拉伯雷（1494—1553）的《巨人传》的锋芒，也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罗马教会，主张天赋人权，反对宗教专制和迫害。英国的卓越诗人弥尔顿（1603—1674）是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清教和代表王室贵族的长老派斗争中进行创作的。他的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都是以《圣经》的“创世纪”为题材，描绘了地狱、人间和天堂的广阔的背景，借用基督教的词句、热情和幻想来表达他的革命思想，鼓舞人们去同代表王室贵族的旧势力斗争。法国启蒙学派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老实人》以及狄德罗（1713—1784）的《修女》和《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都揭露了天主教会的残暴、教会人士的虚伪和无耻。英国的启蒙作家斯威夫特（1667—1745）还在《木桶的故事》中，用隐喻的手法讽刺英国的天主教、国教和清教三派的纷争。在他们的笔下，神父、修女和修道院长们都是一些宿娼、同性恋、迷信却又同警察、法庭和主教们相勾结的家伙，干着陷害具有纯洁信仰的人的勾当。在美术领域里，这一时期除了宗教题材以外，还出现了大量表现人的多方面生活要求的神话、历史、风景、肖像、静物等题材的名画。意大利的贝尼尼把建筑和雕刻结合在一起，在为维多利亚教堂所做的雕塑群像《圣苔列莎的幻觉》中，把圣女笃信上帝时狂迷状态的幻觉处理成正在接受“上帝的甜蜜抚慰”，在神圣的宗教题材中表现对于人性的追求。西班牙画家鲁本斯（1577—1640）为法国皇太后玛丽·美第奇制作的21幅大型组画《玛丽·美第奇的一生》，把天上和人间、幻想的神祇和现实的人物融合在一起，以动感很强的构图形式给人以眼花缭乱的富丽感觉。鲁本斯竭力表现对于人的生命力的赞颂。独立的荷兰画派在新教加尔文派思想的影响下，追求简朴，于是小幅的风景画、静物画和肖像画便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在欧洲美术史上。不论是霍贝玛的《林阴道》或是希达的《餐桌》，都追求生活本身的美感，用物来反映画外的“人”的存在和个性。著名的荷兰画家伦勃朗（1606—1669）一生画了许多《圣经》故事，但他都是把它当做不幸的下层人民的故事来描绘，包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在他的《圣家族》中，画上的圣母是一位穿着粗布长袍的农家少妇。她腿上盖着衣服，脚踏着暖炉，正对着柴火读书。她关切地转身掀起摇篮里的盖衣，观看襁褓中的耶稣是否熟睡。如果说拉斐尔画里的圣母是云端下凡的高贵的少妇，那么伦勃朗的圣母却是地地道道的普通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伦勃朗是按照荷兰农妇来画圣母的”。法国和英国的画家在追求表现“人”的过程中，有的倾向于表现世俗社会上层的纵欲生活，例如：布歇（1703—1770）、弗拉戈纳尔（1732—1806）和雷诺兹（1723—1792）；有的则倾向于表现平民的艺术风尚，例如：夏丹尔（1699—1779）和乌顿（1741—1828）、贺拉斯（1697—1764）。中世纪时形成的宗教题材一统美术作品之天下的局面，在启蒙主义文艺思潮的冲击下彻底崩溃了，而宗教题材的作品中也洋溢着人性的暖流。在音乐领域里，在启蒙主义进步思想活跃的国家里，音乐也成为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独立的艺术形式。意大利创造出新的音乐体裁——歌剧和奏鸣曲，德国找到了用音乐表现哲理和刻画心理的形式。罗马上演的第一部“罗马式”歌剧是1662年的《阿多尼的锁链》，舞台豪华，充满枯燥的宗教道德说教，但是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那波里却产生了优美的田园式的歌剧，它们的题材和市民生活密切联系，真实地、戏剧性地表现人的生活和感情。在意大利歌剧的影响下，法国和英国、德国的歌剧都有了发展，并且各自形成了同本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相融合的艺术风格，当然，其中也仍然有许多宗教题材的作品，例如：德国的泰勒（1646—1724）取材于《圣经》的歌剧《亚当与夏娃》等。清唱剧是一种宗教音乐的体裁，在16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演唱的都是《圣经》的故事，例如：《所罗门的裁判》和《耶稣在十字架上》等等。德国作曲家亨德尔，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起创作了许多部清唱剧，他利用合唱和管弦乐伴奏的庄严宏大的表现力，以强烈的感情讴歌《圣经》中的英雄故事，热情地歌颂新教的伦理精神。巴赫（1685—1750）的音乐创作和新教有密切关系。他的宗教康塔塔几乎占据了他全部音乐作品的一半。在许多作品中，他直接采用新教圣咏和民间音乐的旋律，表达他追求坚强的意志、崇高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的新教思想。《宗教改革》康塔塔（第80首）就是以路德的圣咏《我们的上帝是坚固的堡垒》作为素材。巴赫把它写成战歌，充满了战斗气息。巴赫也有一些清唱剧和受难乐，但他都是把耶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悲剧来创作，以鲜明的音乐形象歌颂为拯救人类的苦难而牺牲的耶稣。他们的音乐作品与中世纪的宗教音乐相比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从4世纪到17、18世纪，欧洲基督教经历了从确立统治地位到统治崩溃的过程。其间，它对于欧洲的政治、社会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深入的。这是因为基督教作为一个统治的政治实体，不仅需要利用各种文化形式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巩固统治服务，而且也需要控制从事各种文化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本身。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一切同基督教这一政治实体进行斗争的政治力量，也只能在改革宗教的口号和旗帜下进行斗争，他们也需要利用各种文化形式来宣传自己某种经过革新的基督教教义，以此来表现对于人性的追求，并以此来影响和团结民众。而人民群众在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时期里，对于不可知的力量无能为力，因而也需要宗教及宗教文化来作为精神慰藉。因此，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西方各种文化形式都充满着基督教题材和基督教思想的作品，尽管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力量。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作品，人类的文明传统才得以继承，文化的历史长卷才得以展延。归根结底，这些有宗教色彩的作品同样是人民大众千余年劳动创造的结晶。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四）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1796年6月，拿破仑率领法军进攻教皇国，攻入罗马并俘获了天主教教皇。1870年9月，意大利王国又进占罗马，意大利获得统一，教皇国灭亡。天主教皇又一次成为意大利王国的臣民。天主教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地位，直到1929年。而基督教新教从来是以一个信仰团体的面目出现。因此，基督教对于人和文化的控制已经相对地大为减弱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飞速发展、自然界的进化和人类的起源的事实，使《圣经》关于创世的说法破产，于是“原罪”和“救世”的教义核心也相继动摇。尽管，天主教采取了现代化措施以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基督教新教由于其分散性和革新的神学解释而具有适应现代生活的灵活性，但是，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和五彩缤纷的社会思潮，它们乃至世界的各种宗教都无法阻挡宗教地位的沦落。在当今欧美世界里，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只是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即使是信教的人，有的也很少去教堂参加弥撒和礼拜。宗教对于欧美社会的生活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但却已相当有限，决不能和中世纪时期同日而语了。当代基督教神学思潮五花八门，例如：基督教社会主义，天主教的解放神学，新正统派神学，世俗神学（上帝已死神学），普世神学，历史神学，希望神学和过程神学等等。而对于当代各种思潮和文化有较大影响的是新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是从1879年起，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和比利时红衣主教曼尔西埃的倡导和支持下形成的。它是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联系某些现代科学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哲学体系，主张调和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把创世说与进化论相互补充，把本体论与存在论相互结合，企图改变传统神学的面貌，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达到理论服从于信仰、科学服从于宗教、哲学服从于神学的目的。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日进（1881—1955），他既承认世界是进化的，却又认为进化是在上帝的指导下实现的；进化只是一种过程，而在进化中的创造则是在一种内在的有生命的动力下完成的，这种动力就是上帝。在新托马斯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现代派文学，不论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或者是超现实主义、神秘主义，都追求一种“彼岸”的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些流派的作家心目中，诗歌表现的是上帝的光辉；人的心理则是永恒的上帝之声的反映或投影；文学是由彼岸射来的一道看不见的光线照射于作家心灵的产物；悲剧则是上帝的启示，是人们接近或偏离上帝时的摇摆不定的步伐和忐忑不安的忧虑。新托马斯主义的文学批评家雅克·马利坦（1882—1973）力图把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观点贯穿于文艺理论。他在《艺术和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中，把诗的创作说成是对上帝的创造性的直觉，因为诗属于上帝的启示。美国的艾略特（1888—1965）则认为文学批评，“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伦理和神学立场”，并以明确的伦理和神学的“标准”来仔细检查作品。在美术领域里，风行的抽象派和超现实主义派的作品尽管很少采用宗教题材，他们作品的画面大多是简单和复杂的线条和板块以及各种对比强烈的色彩，但是它们体现的厌世的艺术观却是和宗教世界观一脉相承的。因此，教皇庇护十二世（1876—1958）曾以通谕评价抽象派作品是“以更深刻的方式，表达了人类本质的神秘主义性质”。在音乐领域里，当代基督教对于宗教音乐的观点，各派的见解各异。有的主张干脆不用音乐，有的却在世俗化进程中，采用具有明显的时代和地方特色的音乐，美国的“福音圣歌”则完全是宗教内容的民歌，其风格接近当代流行歌曲。作曲家们以宗教题材写作的音乐作品，例如：法国的弗朗克（1822—1890）的清唱剧《赎罪》和《幸福》以及德国的玛勒尔（1860—1911）的第二、三交响乐等，数量已经很少。但是，如同美术领域里的一样，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潮也有很大的影响。有的作品以不稳定的节奏、支离破碎的曲调、不调和的音程表现作曲家对于不可知神秘力量的恐惧、迷茫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向往。
由此看来，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小，乃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是，只要当代西方社会仍然存在基督教赖以存在的根源，即人们对于不可知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恐惧和依赖感，那么基督教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并且将继续对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乃至各种文化形式发生时大时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