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个孤独的地方完全清醒之前，
有那么一段时间脑海里一片空白，
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竖着耳朵仔细听周围的动静，
但是除了我偶尔移动时铁链发出的碰撞声，
周围一片死寂，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大声叫喊，却被自己的回声吓了一跳。
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我摸了摸口袋，
发现自己不但被剥夺了自由，
连钱和自由证明也都不见了。
两个陌生人——马戏团——离开萨拉托加——口技和小把戏——纽约之旅——自由证明——布朗和汉密尔顿——匆忙赶路与马戏团会合——抵达华盛顿——哈里森将军的葬礼——突发疾病——口渴难耐——灯光渐暗——失去意识——镣铐和黑暗
1841年3月末的一天早上，闲来无事，我一个人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闲逛，想着在忙季到来之前，能去哪儿找点活计。像往常的法庭开审期一样，安妮去二十英里外桑迪希尔的谢里尔咖啡馆厨房帮忙。伊丽莎白和她一起去了。而玛格丽特和阿朗索去了萨拉托加的姨妈家。
在国会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拐角处，靠近莫恩先生酒馆的地方，也可能是在那对面，我遇见了两位穿着体面的绅士。我并不认识他们，只记得我的一位朋友向我介绍过他们，并向他们提起我很会拉小提琴，不过我怎么也想不起到底是哪位朋友了。他们立刻和我攀谈起来，问了我很多关于演奏小提琴方面的问题。显然，我的回答让他们很满意，他们说我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还提议让我为他们工作一小段时间。后来得知他们一个叫梅瑞·布朗，一个叫亚伯拉罕·汉密尔顿，但我很怀疑这是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梅瑞·布朗大概四十岁，身材矮短粗壮，看上去精明干练。他当时穿着一件黑色礼服大衣，头上戴着黑色帽子。他说自己平时住在罗彻斯特或者锡拉丘兹。亚伯拉罕·汉密尔顿是一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年轻小伙子，据我猜测应该不到二十五岁。他又高又瘦，穿着花纹典雅的马甲，外面套了一件咖啡色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时尚的帽子。他整个人打扮得极其时髦，虽然看上去有点阴柔，却能让人产生好感。他的身上透出一股轻松的感觉，让人觉得他混得如鱼得水。他们告诉我，他俩都在华盛顿一个马戏团工作，去北方游历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回马戏团的路上，偶尔在路上靠表演挣点钱以供花销。他们还告诉我，因为很难找到适合他们表演的伴奏音乐，所以如果我愿意陪他们一起去纽约的话，他们愿意每天付我一美元的酬劳，晚上表演的话再另加三美元，而且还会支付我从纽约回萨拉托加的车费。
听到如此诱人的条件，加上自己很想去大城市看看，我立刻就答应了他们。他们急着赶路，建议立刻出发。考虑到不用太长时间就能回来，我觉得没有必要写信告诉安妮这件事。事实上，我想也许我能和安妮同时到家。于是我带上一套换洗的衣服，拿着小提琴就出发了。他们坐着一辆带篷马车，由两匹品种高贵的红棕色马拉着，看起来气派非凡。行李架上绑着三大箱行李，高高凸起，快要抵到车夫的座位。他们坐在车子后面，我赶着马车走在从萨拉托加通往奥尔巴尼的路上。当时我对这份新工作十分欢喜，心里异常兴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穿过巴尔斯顿崎岖的山脊路，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奥尔巴尼，在博物馆南边的一家旅馆停下来。当天晚上我有幸观看了他们的演出——整个旅途中唯一的一场演出。演出时汉密尔顿站在门边上，我负责拉小提琴，布朗负责表演。他们表演了抛接球、绳上跳舞、帽中煎饼、偷学猪叫，以及其他口技和小把戏。观众稀稀疏疏，没有几个人真正对此感兴趣，表演结束时汉密尔顿几乎分文未得。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赶路。他们一直担心无法及时赶到马戏团，于是不断催促我赶路，没有再停下来演出，最终我们按时到达纽约，在市西面的一所房子前停下留宿。那座房子位于百老汇通往河边的大街上。我本以为旅途到此结束，准备最快在一两天内回到萨拉托加，回到家人和朋友身边。然而，布朗和汉密尔顿却请求我继续陪他们前往华盛顿。他们说夏季就要到了，一到那里就会随马戏团往北去，并向我保证只要我愿意陪他们同去，会支付我更高的酬劳。他们花言巧语，开出各种诱人条件，最后我动了心，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第二天早上，他们说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个蓄奴州，最好在离开纽约之前为我开一张自由证明。我觉得这确实是个谨慎的建议，如果他们不提的话，我根本想不到这一点。我们立刻去了海关处。他们宣誓证明我是一个自由人，随后我们拿到一份起草好的证明，又按照指示拿到政府办公室。我们付给办事员六个先令，他在证明上加了一些东西。随后，我们回到海关处，办理了一些其他手续，付了两美元。最后，我终于拿到了自由证明。我把证明装进口袋里，就和这两个朋友回到了旅馆。不得不承认，当时我觉得根本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去办这张证明——我从未担心过自己的人身安全。我还记得政府办公室的那位办事员当时还在一个大账本里做了备案，我猜这个备案现在应该还在。现在我才明白，他们在1841年3月底或4月初那天带我去办理自由证明完全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以便实施后面的计划。
到达纽约的第二天，我口袋里装着自由证明，和他们一起渡河来到泽西城，之后取道前往费城。到达费城之后，我们在那里停留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继续赶往巴尔的摩。最后我们按照预定时间到达巴尔的摩，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这家旅馆是一位名叫罗斯本的先生开的，或者名字就叫作罗斯本旅馆。从纽约一路赶来，他们愈发急于和马戏团会合。我们在巴尔的摩改乘火车前往华盛顿，黄昏时分到达那里。当晚恰好是哈里森将军葬礼的前夜，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盖德斯比旅馆住下。
晚饭过后，他们把我叫到房间，付给我四十三美元，这远远超过预定的工资。他们向我解释说，由于从萨拉托加出发以来，他们并没有像约定的那样停留演出，多给的钱是对我的补偿。随后他们还告诉我马戏团原计划第二天一早离开华盛顿，但考虑到第二天是哈里森将军的葬礼，他们决定在此多停留一天。此时他们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对我非常亲切，不时对我大加赞赏。而我从一开始就对他们怀有好感，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与他们推心置腹。他们同我的交谈以及对我的谦恭态度——他们颇有远见地提议开具自由证明，还有其他各种微小的细节，在这里不一一赘述——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们把我当作真正的朋友，真心实意地为我着想。不管他们有没有伙同绑架我的人——那些狡猾、惨无人道的魔鬼——但他们的确为了金钱故意设计圈套让我离开家人，失去自由。当时我并不知道，但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是后来我惨遭厄运的罪魁祸首。我相信读完我的故事，人们一定会认同我的看法。如果他们是无辜的，我在突然之间消失又该如何解释？反复思考了所有细节之后，我更无法相信他们是善良之辈。
我收下他们的钱，猜想他们肯定相当富有。他们说因为我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晚上最好不要上街。我答应他们会记住这一点，之后被一个黑人奴仆带到了旅馆一楼靠后面的一个房间。我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着相隔万里的妻儿，之后便沉沉睡去。可惜那晚没有善良的天使来叫我逃离，梦中也没有一个仁慈的声音警示我即将发生的悲剧。
第二天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游行，大炮轰鸣声、丧钟声不绝于耳。许多房子都挂上了黑纱，街上人头攒动。送葬队伍缓缓出现在大道上，马车一辆接着一辆排成了长龙，成千上万的人走在队伍的后面，在悲哀的乐声中人们抬着哈里森将军的遗体向墓地缓缓前进。
从清晨开始，我就一直和汉密尔顿、布朗待在一起。他们是我在华盛顿唯一认识的人。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观看送葬队伍经过。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每当墓地大炮轰鸣时，窗户玻璃似乎都要被震碎了。我们走到国会大楼，在那附近转了很长时间。下午，我们又步行去了总统府，一路上他们都让我紧跟左右，不时指我看一些名胜古迹。不过，一路上我连马戏团的影子都没看到。事实上，那天我兴奋过了头，压根儿没怎么去想这件事。
下午汉密尔顿和布朗好几次跑进酒吧喝酒。但据我所知，他们不像那种嗜酒如命的酒鬼。每次他们给自己倒上酒之后，都会给我倒上一杯，但我并没有喝醉，这一点可以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推断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又喝了一杯，不久我就开始感到异常难受，头也开始疼起来——那是一种麻木、沉重的疼痛，简直是说不出的痛苦。晚餐时我毫无胃口，食物的样子和味道都让我反胃。天黑时分，前一天晚上的那个仆人送我回到房间。汉密尔顿和布朗建议我早点休息，对我表示同情，希望我睡一觉后能够好起来。我只脱了外套和靴子就重重倒在床上，却难以入眠。头疼得越来越厉害，最后几乎无法忍受。不一会儿，我感到口干舌燥，嘴唇都干裂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水——湖泊、河流、曾经弯身饮水的小溪、从井底提起盛满凉水的木桶不断浮现在脑海里。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实在口渴难忍便起身去找水喝。但我初来乍到，对这个旅馆一点儿也不熟悉，其他人都早已入睡，我只好一个人跌跌撞撞胡乱摸索，最后终于找到了地下室的厨房。厨房里有两三个黑人奴仆在忙活，其中一个女人给我倒了两杯水。但这也只能缓解片刻的口渴，我才回到房间又觉得如火焚身，口渴难耐，甚至比之前的感觉更加强烈。再加上头痛愈演愈烈，我痛苦万分，这严酷的折磨让我整个人都快发狂了。那晚遭受的痛苦我到死也不会忘记。
从厨房回来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进了我的房间，从混杂的声音来判断，应该有好几个人，但我不知道具体是几个人，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至于汉密尔顿和布朗究竟在不在他们之中，我也无法确定。我只依稀记得有人让我去医生那里开点药，于是我穿上鞋子，连外套和帽子都没拿，就和他们一起穿过长长的走廊或是小巷来到大街上。这条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垂直相交，街对面的一扇窗户里亮着灯光。我记得当时有三个人和我一起，但整个记忆非常模糊，犹如一场痛苦的噩梦。我们朝着灯光走去，我以为那就是医生的诊所，但往前走着却觉得灯光在慢慢变暗。那是我昏迷之前的最后一点模糊记忆。之后我就失去了意识，也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究竟只昏迷了那一个晚上，还是昏迷了几天几夜。当我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处在一片漆黑之中，手脚都被锁进镣铐。
这时头疼已经不太厉害了，但我仍然十分虚弱。我坐在一张用粗糙木板做成的矮凳上，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我的双手被铐，脚踝也被笨重的镣铐锁上了。镣铐上连着一根铁链，铁链的另一端被锁在地板上的一个大铁环上。我试图站起来，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从痛苦的恍惚中清醒过来，我一下子还理不清思路。我在哪儿？这些铁链是怎么回事？布朗和汉密尔顿去哪儿了？我做了什么，他们要把我关在这样的地牢里？我一时弄不明白。我在那个孤独的地方完全清醒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我竖着耳朵仔细听周围的动静，但是除了我偶尔移动时铁链发出的碰撞声，周围一片死寂，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大声叫喊，却被自己的回声吓了一跳。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我摸了摸口袋，发现自己不但被剥夺了自由，连钱和自由证明也都不见了。随后，我渐渐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但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这是个不幸的错误。我这样一个自由的纽约公民，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未曾触犯任何法律，怎么能受到如此不人道的对待。越想我的处境，我就越加肯定自己的猜测。想到这里，我顿时备感凄凉。想到那些冷酷无情的人根本没有怜悯之心，我只好向上帝寻求帮助。我将头埋在被铐住的双手中，放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