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他叹了一口气说：
“不过是十五天！倘使他们早告诉我是这样……”
他紧跟着又自言自语道：
“这几位先生，他们话说得太快。他们说是说的挺好，可就是太快。跟他们是没有法子分辨的……老总，你不以为他们话说得太快吗？”
但是那法警一个劲儿走，老是不开口，也不回头。
克兰比尔又问他：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法警依然不响。于是克兰比尔凄然对他说：
“人们对一条狗也是有说有讲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你总是不开口，不怕闷臭了嘴吗？”
四替庭长蒲里司先生辩解
判词宣读以后，书记官已在传讯另外一案，几个看热闹的人和两三位律师离开了法庭。走出去的人对于克兰比尔一案没有任何意见，这一案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他们此刻连想都不想它了。只有让·赉尔米特先生，那个铜板雕刻家，那天是偶然到法庭来旁听的，还在那里深思他刚才所听到的与看到的一切。他一手搭在律师约瑟夫·奥巴雷的肩上。
“应该夸奖蒲里司庭长的，”他说，“是他能拒绝我们脑筋里那种无谓的好奇心和事事都想知道的那股骄气。如果把警士马特拉与马吉博士彼此矛盾的供词对立起来，法官自不免要走上一条只有疑惑与踌躇的道路。引用批评的法则来考察事实的那种方法是与良好的司法管理法不相调和的。倘使法官不小心采用了那个方法，那么他的判断便须听凭他个人的观察力及人类的痼疾了，可是个人的观察力往往是薄弱的，而人类的痼疾又是永远存在的。那样一来，判断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我们不能否认，法官所需要的肯定性，历史的方法是绝对不能供给他的。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提起华尔德·拉赉的故事就够了。
“有一天，拉赉正囚居在伦敦塔里，跟平时一样在写他的世界史的下半部。这时在他的窗下有人吵架，他便走过去看那些人争吵。等他回身再工作的时候，他满以为已经把那些人观察得清清楚楚了。但是等到第二天，他和一位当时在场并且还夹在里面争吵的朋友谈起这件事来，他所说的话却没有一句不是和他朋友所说的相反。他于是考虑到洞悉遥远大事的真情的困难，因为对眼前发生的事他都会弄错，他便把他的历史稿子丢到火里。
“倘使各位法官都像拉赉先生那样谨慎，他们自不免要把他们的调查书全都丢到火里去了。可是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那便是否定司法，是一种犯罪行为。‘知’可以放弃，但审判是不能放弃的。那些主张法庭的判决应该根据事实来做有系统的探讨的人乃是危险的诡辩家，是民法和军法的阴险的仇敌。蒲里司庭长的头脑的确是司法头脑，所以他决不肯让他的判决书听凭那结果总离不开争辩的理性和科学的支配。他的判决书是根据教条的，是与传统相适合的，因此他的判断就权威来说，便等于基督教的十诫，他的判词便等于罗马教廷的法典。我认为他的判词简直是从某几条教规里归纳出来的。比方说，你看他把各种证据加以分类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情理与人间实况的性质，因为那是不确定的，会欺哄人的，他所根据的乃是一些内在的、永久的、明显的性质。他是凭武力的强弱来衡量一切证据的。还有比这更简单更妥当的方法吗？他认为一个警士既已按照最理想的警察制度的类别玄妙地变成了名册上的一个号码，他所提供的证据当然是无可驳斥的了。这并不是说在他心目中，生于科西嘉岛欠督峰的马特拉是不可能发生差错的人。他从来就没有认为马特拉是个具有很敏锐的观察力，会用一种精确的、严谨的方法来考察事实的人。说句实话，他重视的不是马特拉本人，而是六十四号警士。因为他是这样考虑的：一个人是可能发生差错的。比埃尔和保罗都会发生差错，笛卡儿、伽桑狄、莱布尼茨、牛顿、皮沙和克洛特·贝尔纳也会发生差错。我们大家都会，并且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差错。我们所以会发生差错的理由是数不清的。五官的感觉，头脑的判断原是幻觉的源泉，惶惑的原因。所以单独一个人的证明是不能信的：Testis unus，testis nullus。可是对于一个号码，我们却是可以信任的，生于欠督峰的马特拉是会发生差错的。不过六十四号警士，撇开了他的属于人的方面，是不会有错的。他是一种原质。原质身上是丝毫没有那些附在人身上骚扰人、腐蚀人、哄骗人的东西。原质是纯净的、不朽的，不掺假的。所以法庭毫不踌躇就推翻了马吉博士所提供的证明，而接受了六十四号警士的证明。因为马吉博士只是一个人，而六十四号警士乃是一种单纯的观念，就像上帝派到法庭上来的一线曙光。
“蒲里司庭长把案子这样处理，是替自己找到了一种绝无差错的方法，也就是一个法官所能希望获得的唯一的方法。如果作证的人是一个腰间挂刀的人，那么应该听信的便是这把腰刀而不是带腰刀的人。人是可以蔑视的，他是会弄错的，腰刀却是不可以轻视的，它是永远有理的，蒲里司庭长深深地体会了法律的精神。社会建筑在实力上头，所以实力便应当被看做社会的庄严的基础，受到人的尊敬。司法便是管理这种实力的东西。蒲里司庭长知道六十四号警士是国王的一小部分。而国王是存在于他所委任的每一个官员身上的。毁灭六十四号警士的威力便是削弱政府的力量。正如鲍许埃在他的名文‘圣经里面的政治思想’中所说，吃掉朝鲜蓟的一片叶子便是吃掉朝鲜蓟整棵菜。
“一个国家的武器原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如果使它们彼此对立起来，那么就要颠覆这个国家。所以依据六十四号警士的报告，被告克兰比尔便被判了十五天的监禁和五十法郎的罚金，这原是非常公道的。我好像听见蒲里司庭长亲自在那里解释他作这个判决时所根据的崇高而堂皇的理由。我好像听见他这样说：
‘我所以根据六十四号警士的报告来判定这个人的罪名，是因为六十四号警士是公共实力产生出来的。要明白我这种处置是否妥当，你们只需想一想倘使我反过来处理，该是怎样的情形，你们马上便会看出那是糊涂极了。因为倘使我逆着实力来判案，我的判决便不能执行。先生们，请你们注意，法官是只有在实力支持之下才能得到人们的服从的。要是没有宪兵，法官不过是一个可怜的梦幻者而已。如果对一个宪兵我也派他的不是，那便是我自己损害自己了，再说，法律的精神也反对这种行为。如果我真的锄强扶弱，那便是改变我责任上应该维持的社会秩序了。司法就是使一切已成为事实的不合公理的行为变成合法。你们几时看见过司法曾反对征服者和高利贷者？等到一种不合法的权力起来了，只在司法把它加以承认，它便可以变为合法，关键全在手续上，并且有罪与无罪所差的也只是一纸公文的厚薄。克兰比尔！你为什么没有权力呢？如果你喊了“该死的母牛！”以后，你能叫人拥戴你做皇帝、大执政、共和国大总统，或仅仅一个市政府参议，我敢对你担保决不会判你十五天的监禁和五十法郎的罚金。我会判你无罪，不给你任何处罚。我这话，你尽可以相信。’
“蒲里司庭长一定会说这样的话的，因为他是有法律头脑的，他知道一个法官对于社会的义务是什么，因此他有条不紊地、循规蹈矩地保护着社会的种种原则。司法是属于社会的。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愿意司法变成面慈心软的东西。司法是用一些固定的规则来管理的，动辄不寒而栗或靠智慧的光明来管理是不对的。尤其要紧的是你不可对司法要求公道。它用不着公道，因为它本身便是公道。并且我简直要对你说，‘司法讲公道，这种观念只有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脑子里才会滋生。不错，玛诺庭长曾作过公正的判决。但他的判决书被人们撤销了，这就是公道。
“真正的法官对于证据都是凭武力的强弱来衡量的。这种情形在克兰比尔这件案子和其他更著名的案子中都可以看出来。”
赉尔米特先生从法院候审室的那一头走到这一头的时候，说了以上的话。
奥巴雷律师是深知法庭底细的，他手搔着鼻尖回答道：
“如果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见，那么我要对你说，我真不相信蒲里司庭长竟会上升到这样一种深奥的形而上学的境界。据我看起来，他所以把六十四号警士的报告当作真情实话，无非是因为他一向就看见人家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也这样做了。人类大多数的行为，是应该在已往的旧例方面去搜求理由的。一举一动都能按着习惯，就永远能被人当作善良的人。所谓君子，也就是那些和别人一样行动的人。”
五服从共和国法律的克兰比尔
克兰比尔被人带回了监狱。他满怀着惊奇和欣赏，在钉住的板凳上落了座。他自己并不很知道法官们是弄错了。法庭仗着形式上的庄严并没让他看出内在的弱点。因此他不敢相信自己会对，而那些法官反倒会弄错，尽管他没听懂他们所举的理由。他不能想象在这样庄严的仪式里会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他向来不上教堂，不到总统府，他一生从没看见过开审违警案那样庄严的气派。他很清楚自己并没喊：“该死的母牛！”现在却因喊了这句话而判了十五天的拘留，在他脑子里，这是一件庄严的神秘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条信徒们纵然不了解却仍旧接受下来的教义，是一种暧昧而又光辉的、可敬而又可怕的上天的启示。
这可怜的老头儿自己承认犯了罪，不可思议地侮辱了六十四号警士，就如同听神甫讲《教理问答》的小孩子自己承认犯了夏娃所犯的罪一样。既然法庭的判词告诉他说，他喊了“该死的母牛！”那么，他准是用一种神秘的、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喊法喊过“该死的母牛！”了。他简直是被带到一个超自然的境界里去了。他所受的裁判在他看来是无法了解的一个谜团。
他对于所犯的罪固然不很清楚，对所受的处罚也不见得更清楚。他的判罪在他看来是一种仪式隆重的、根据古礼的、崇高的东西，是一种不能了解、不许争辩、既用不着庆幸也用不着悲伤的、光辉夺目的东西。如果这时他看见蒲里司庭长头上冒出一圈神光，张着一对白翅膀从半开的顶棚飞进来，他对于光荣的法律这种新的显示也是不会诧异的。他至多心里这样想：“你看我的案子还没完呢！”
第二天，他的律师来看他，对他说：
“喂，伙计，你还不很难受吧？鼓起勇气来！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咱们的结果还不算太坏。”
“提起这个，还得说那几位先生实在是很温和，很客气，一句粗话都没有出口。要不是亲眼看见，我真不会相信。再说，那位老总还戴着白手套，你没看见吗？”
“仔细一想，咱们老老实实地招认了，还是对的。”
“也许是的。”
“克兰比尔，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有一位行善的先生听我说起你的处境，交给了我五十法郎，替你付那笔判决的罚金。”
“那么，你几时把那五十法郎给我呢？”
“将来交给书记官。你就不用管了。”
“不过，我还是得感谢那位先生。”
克兰比尔想了一想，又喃喃地说：
“落在我身上的这件事实在不寻常。”
“克兰比尔，你不要夸大其词。你的案子并不是罕见的。一点也不算稀罕。”
“你不能告诉我，他们把我的小车手塞到哪儿去了吗？”
六舆论面前的克兰比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