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他大叫起来：“孩子，他们来啦！他们来啦！我听见他们在屋子底下说话哪！现在他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啦，没人听得见他们。”
我对我爹说：“别怕，我这儿有刀，爹你那儿还有枪哪。”
他没听。
他叫着：“现在黑啦，小子啊。太黑啦！太黑啦！”
我爬起身，来到桌前正想把油灯拿得近一些，这时，一个炸雷像是就在屋顶上炸开了。雷声轰鸣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又一扇窗户被刮开了，狂啸的风雨扑进黑洞洞的屋子里。油灯灭了。
我爹又尖叫了一声：“哦，上帝！黑暗！”
我在黑暗的深渊里迷失了方向。我不停地喊，直到雷声渐远，暴雨也已变得淅淅沥沥。我把给我爹准备的小戏法统统抛在脑后了。本来，我是把肥皂涂在掌心，等肥皂干了，它们就会消失不见的。
大伙儿都认为我跟我娘该离开这儿，而西班牙港则是最安全不过的地方了。许多人嘲笑我爹。看样子我在余下的日子里不得不背负起这样的耻辱：我有一个给自己活活吓死的爹。但不出一个月我就把他抛在了脑后。我开始把自己当成没爹的孩子。这听起来挺自然的。
事实上，等我们搬到西班牙港，我发现人家父子之间的正常关系无非就是一个揍人一个挨揍而已。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对我爹十分感激。
我娘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把我关在我该待着的地方，要把我爹教我的那些乌七八糟的鬼玩意儿从我脑子里统统赶出来。我不晓得她干吗不再费点神儿。她很快就对我丧失了兴趣，听任我在大街上疯来疯去，只是时不时会冲上来揍我一顿。
不过，偶尔她也会像过去那样凶巴巴地对待我。
一天，她把我关在屋里。她跟我说：“今儿个你也甭上学了。每天都让我给你系鞋带我可受够了。今儿个你怎么着儿都得给我学会！”
我觉得她真不公平。再怎么说，在这块儿地方我们谁都不穿鞋，更何况我也不习惯穿鞋。
那天，她不停地揍我，揍我，让我打一个个的结，可到头来我还是没学会。许多年后，我仍然以此为耻，觉得自己连这样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真够丢人的，就像我不会剥橘子皮那样丢人。但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从不让我娘给我买尺码合脚的鞋子。我总是会装作鞋挤脚，然后让她给我挑一双大一两号的。等售货员给我系好鞋带后，我就再不解开它们，就直接把脚捅进鞋子里再拔出来。为了能让鞋跟脚，我还往鞋尖里塞了纸团。
听我娘说起话来，你肯定会以为我是个小废物。她知道的那些小孩子几乎个个都比我棒，比我聪明。有个小孩会帮他妈妈刷房子，还有个小孩会自己修鞋，还有个13岁的小孩每个月能挣20美元的钞票。而我呢，总是游手好闲，靠着她的血汗钱养活。
然而，有些时候，她还是会流露出一丝令我吃惊的关爱。
比方说，有一次，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正帮她清洗一些大玻璃杯子。有个杯子从我手中滑脱出来，掉在地上摔碎了。我还没来得及做点啥呢，我娘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
她问我：“咋整的你，好端端个杯子碎了？”
我说：“它滑，掉地上了。”
我娘说：“用玻璃杯子喝水就是不中啊。这么容易破。”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开始担心起我娘的身体来。
她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
在她看来，世界上没有用泻盐治不好的病。每个月我都得应付一次这苦差事。那玩意儿完全破坏了我周末的好心情。要是我出了什么问题连她也搞不清楚，她就会把我送到特拉格瑞特路上的卫生处去。那儿真是个鬼地方！在进门看医生前得等啊，等啊，等个老半天。
进了门，还没来得及说自己啥地方疼呢，医生就已经在写方子了。然后又得去等着拿药。卫生处开的药方都一个样儿：半英寸厚的粉红色沉淀物配水吞服。
哈特这么数落卫生处来着：“政府只搞些信仰疗法。”
我娘却认为卫生处对我是个好去处。我得早上八点就去那儿，直到下午两点以后啥时候才能回来。这样子她就不会担心我调皮捣蛋了，一年也不过花她24个美分而已。
不过，你也千万别以为我就一直安分守己。我才没呢。有时候当我不想听某个人的话，尤其是我娘的话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觉得，要是什么人的吩咐都听从的话，我就会给自己丢尽面子。的确，生活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有时我发起脾气来，正是在我娘急着想待我好些的时候。
有一次在多克赛特我差点淹死在海里，幸亏后来哈特把我救了上来。第二天，我就拿这事儿写了篇作文交给校长，题目叫《海滨一日》。我想还从没有哪个校长收到过像这样的一篇文章。我在里面写到自己怎样差点淹死，写到自己如何在冷静地面对死亡时，脑子里异常清醒地想着：“唉，小子啊，这下儿一切都玩完了。”校长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他给我打了10分，满分是12。
他对我说：“依我看你真是个天才。”
等我回到家告诉我娘“今天我那篇作文得了10分，就差2分满分”时，她却骂我：“你咋还敢有脸在我跟前儿扯谎呢？你是想让我抽你一耳光还是咋的？”
最后我总算让她相信了。
我娘一下子软了下来。她坐在吊床上，跟我说：“过来，儿子啊，坐我旁边儿来。”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起脾气来。
一股无名怒火直冲我的脑门。我冲她喊：“不！我才不跟你坐一块儿哪！”
我娘笑了。她接着引诱我过去。
这让我更生气了。
慢慢地，友好的气氛消退了，变成了一场两股意志间的对抗。我宁肯淹死也不愿意照她的话做，让自己丢面子。
“我叫你坐过来！”
“我不坐！”
“把你腰带解下来给我！”
我解下腰带，递给她。她狠狠地抽我，抽得我鼻子都冒血了。但我还是没有坐到床上去。
碰上这种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哭叫：“要是我爹还活着，你肯定不会这样对我！”
因此，她还是我的对头。一旦我长大了，我就要从她身边逃开。实际上，这也是长大对我最主要的吸引力所在。
那些日子里，西班牙港的面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美国人在特里尼达投了不少钱，英国人也经常讲起殖民地的发展和福利措施来。
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公共厕所的消失。我讨厌公厕，有时候我会对那些在夜里开着卡车过来拉走粪便的人感到惊讶和好奇。我还总是害怕自己会不小心掉到粪坑里。
第一批拥有宽敞的独立卫生间的人家里就有哈特一家。我们商量着要干一桩大事儿—把他家的老公厕推掉。所有男孩和男人都跑去帮忙。我太小帮不上手，但我还是去看热闹。墙壁一面接一面地给推倒了，最后只剩下一面还立在那里。
哈特吆喝着：“小的们，让咱们把这家伙也整块儿掀个个儿吧！”
他们动手了。
墙壁摇晃起来，开始往下倒。
那一刹那我肯定是发了疯！我做出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举动：
我跑了过去，试图阻止墙壁倒下。
我只记得耳边传来一阵惊呼：“哦，上帝啊！小心！”
我在一辆汽车里。车子是美国人的急救车，绿色的，正开在从西班牙港到小峡谷医院的路上。车里坐满了老太婆，她们都披着闪亮的大头巾，身边带着大筐大筐的青芋、山药、香蕉，四下还有一些小鸡仔。突然间她们都开始聊起天来，小鸡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的头疼得好像要裂开似的，但当我试图朝那些老太婆们喊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张不开嘴。我又试了一下，却只能听见那持续不断的闲聊声，只是现在更清楚了些。
有人正往我脸上泼水。
我平躺在一张毯子上。眼前有许多张面孔在朝我看。
有人在喊：“他醒了。已经没事了。”
哈特问我：“你感觉还好吗？”
我努力朝他笑了笑：“我觉得还行。”
巴库夫人问我：“你身子疼不疼？”
我摇摇头。
但突然一下子，我浑身上下都开始疼起来。我试着挪动我的手，可它疼得厉害。
我说：“我恐怕我的手断掉了。”
但我还能站起来。他们搀扶着我走进屋子里。
我看见我娘来了。她目光呆滞，满眼泪花。
我记不清是谁对我说：“小子啊，这回你可把你妈急坏了。”
我看着她的眼泪，觉得自己也快要哭出来了。我发现，原来她竟可以这样为我焦虑和担心。
在那个时刻，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位印度教的神灵，长着两百只胳膊，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胳膊都掰断，以尽情地享受那一刻，以重睹母亲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