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有技术实力做DNA亲子鉴定的都是公检法系统内的相关鉴定机构，带有一定的垄断性质。那时的亲子鉴定，大多与离婚抚养、财产分割等官司直接相关，相关机构的鉴定结果通常都会作为司法证据提交法庭，对法官依法做出判决起到关键作用。
但随着中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由公检法系统内部机构做出鉴定，再由人民法院采信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进入21世纪后，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将一些司法鉴定项目，向具备相关技术条件并且通过有关部门严格审核的社会机构开放，也就是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也可参与到这个领域，它们出具的鉴定结果同样可以作为司法证据被法庭采纳。
而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就是国内最早一批通过司法部授权的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之一，邓亚军自2003年起开始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
但在2003年之前，邓亚军从没有想过自己未来会跟亲子鉴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她也从来没想过，自己所从事的亲子鉴定工作会影响这么多人的命运，会改变这么多家庭的走向；她更没有想到，这种影响和改变后来会引起那么大的非议和争论。
“DNA亲子鉴定只是一项技术，”邓亚军经常这么告诉自己，“谁也不应该拿道德的标准去要求一项技术。”但实际上，这种看似“错位”的要求，从她接待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时就已经体会到了。
1.第一桩亲子鉴定委托
2003年10月底，位于顺义空港科技园区的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迎来了获准向社会提供亲子鉴定服务后的第一个委托人——正因为是第一桩委托，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但邓亚军对其中的很多细节仍然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一位女士，30岁出头的样子，留着短发，穿着一件浅蓝色套头毛衣，深色西裤，一双当时很流行的半跟高跟鞋，看上去非常干练。她后面跟着一个男人，40多岁，比她大不少，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头发有点乱，很木讷的样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女士后面。
那天接待的正是邓亚军，她本想在窗明几净的接案室接待两人，没想到那女士看了一眼，小声说：“这里有点亮。”于是三个人又去了一个有沙发的接待室。
这次女士没有再说什么，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坐下来，喝了口水，问：“这亲子鉴定……测得准吗？”
邓亚军解释说：“孩子的DNA一半遗传自父亲，一半遗传自母亲，孩子不可能带有父母没有的DNA，这是遗传的基本规律。只要样本合格，就能够非常准确地判断孩子与大人之间是否具有亲缘关系，至少目前还没有别的什么方法能比这个更准确。”
那女士点点头，又问：“那还没出生的胎儿能不能做？”
她这么一说，邓亚军才注意到对方的手一直抚在自己的小腹上，“怀孕多长时间了？”
她说：“刚两个多月。”但是神色间并没有即将当母亲的欢愉。邓亚军一愣，对于亲子鉴定来说，采集才两个多月大的胎儿样本难度非常大，而且能否得到准确的鉴定结果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邓亚军问对方：“能不能等孩子再大点，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再来？这样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鉴定结果也会更加准确。”
女士很坚决地摇了摇头，“不行，只能现在做，我必须尽快知道孩子是谁的。”女士看看邓亚军，大概是没从她脸上看出什么特别的表情，才慢慢说：“我想知道，孩子是我丈夫的，还是……我朋友的。”
邓亚军还是很平静。那女士继续说：“我不是北京人，这次是费了很大功夫才找了个出差的机会来北京。其实我跟丈夫感情很好，我们结婚已经七八年了。刚结婚那两年，因为忙工作，怀过两次孕最后都没要。后来想要的时候，却怎么都怀不上了。”
那女士告诉邓亚军，为了要孩子，夫妻俩到处看医生，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药，折腾了好几年，还是没能怀上。尽管如此，丈夫和公婆对她还是很好。邓亚军听着有些奇怪，既然这样，她怎么还会跟其他的男人有瓜葛？
女士看出了邓亚军的疑惑，叹了口气，说：“因为一直没孩子，我只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有的时候在外地一待就是一两个星期，丈夫不在身边，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时间长了难免觉得寂寞，后来……就有了我的那个朋友。”这个朋友，也就是女士的情人，其实就是她的生意搭档，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两个多月前，这女士照例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当时医生告诉她，这个月她的身体条件可能还是无法适孕。因为此前有过身体具备适孕条件，但最终还是没能怀上的情况，所以她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在做完身体检查的当晚，她与丈夫同房。第二天出差，又与情人同房。
让人完全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这一怀孕，乐坏了丈夫和公婆，立马什么都不让她做，只让她安心养胎。可是她心里却非常忐忑，因为按时间推算，自己怀孕的具体日子正好就是上次身体检查前后，而两次同房的情况令她自己都不知道肚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
更为关键的是，她和丈夫都是O型血，两人的孩子只可能是O型血，而她情人是B型血，如果孩子出生后也是O型血还好，万一是B型血，就肯定不是丈夫的孩子，那她有情人这个秘密也将随之被曝光。
考虑再三，她还是决定弄个明白，所以千方百计说服丈夫和公婆，同意她到北京出趟差。之所以选择北京，其实就是想给肚子里的孩子做DNA亲子鉴定。“我实在无法承担孩子出生后家庭破裂的后果。”她告诉邓亚军，“所以请你帮帮我，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邓亚军猜测，在来到华大方瑞之前，这位女士应该已经去过不止一家鉴定机构，可能都是因为样本采集难度太大，无法接受委托，她才找到了这里。
其实邓亚军也没什么把握，哪怕是过了好几年之后的现在，成功采集怀孕早期胎儿DNA样本又不影响胎儿正常生长发育，依然是业界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但是那女士的哀求又让她于心不忍，尽管婚外情这件事与邓亚军本人的道德观念并不相符，但是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鉴定师，职业操守都不允许她对上门求助的委托对象有任何主观的评判。
无论怎么样，在邓亚军看来，一个30多岁迟迟未能怀孕的女人，想要孩子和保留家庭这两个想法其实都可以理解，所以邓亚军决定尝试一下。她对那女士说：“我可以试试看，不过难度很大，也可能最终做不出来，你真的想好了？”
那女士斩钉截铁地说：“做，一定要做，而且希望结果出得越快越好！”
邓亚军说：“那可能会多抽你点血。”女士的神色很坚定，“没问题，只要能做出来，抽多少都成！”
邓亚军又问：“那……男方的样本呢？”女士指了指身后，说：“这就是……我朋友。”她说的就是那个看上去老实木讷的中年男人。
这倒让邓亚军很意外，因为那男人看上去普通极了，从进门到现在就一直没说过话，所以邓亚军一直以为他是那女士的哥哥或者父辈亲戚，不放心当陪同来的，没想到他就是那位情人。
邓亚军安排两人分别采集了血样，给那女士采了15毫升，男人那里采了2毫升。末了，女士问：“多久能出结果？”
邓亚军答复她正常委托结果7天后出来，如果她等不了，可以申请加急委托，一天就可以出结果。正常委托两个样本鉴定费用1200元，加急委托的话费用翻倍。那女士听了，想都没想就选择了加急，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如果鉴定结果做出来，一定要尽快通知她。
2.那女士非常的纠结
采集尚在母体内的胎儿DNA样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不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一般都得到怀孕四个月以后方可采集。而这位女士的情况就更困难了，她怀孕刚过两月，尚处于怀孕早期，母体内胎儿成形细胞很少，如果采集不到合适的样本，就无法做出准确的鉴定结果。
在邓亚军记忆中，孕早期胎儿DNA样本采集一直是医学上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哪怕是现在也只有协和医院在前两年攻克了通过采集少量胎儿绒毛的方式提取DNA样本又不影响胎儿生长的技术，但在2003年的时候，尚无一家机构可以做到这一点。
常规的方式行不通，邓亚军只能考虑其他途径。她记得之前有医学文献讲过，怀孕期间母亲的血液中可能含有胎儿的血红细胞，正常情况下成人的红细胞没有细胞核，而胎儿的红细胞则是有细胞核的，如果采集足量的母亲血液，从中发现带有细胞核的红细胞，就有可能得到胎儿的DNA数据——这也是为什么要从那女士身上抽取15毫升血液的原因。
但是非常遗憾，邓亚军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忙了一天，从头天上午一直忙碌到次日中午，先后尝试了很多次，始终无法从女士的血样中分离出胎儿的细胞，这样一来就无法得到孩子的DNA数据，亲子鉴定无法进行。
次日下午，邓亚军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那位女士打来询问鉴定结果的。邓亚军不无遗憾地告诉她，因为一方样本缺失，做不出结果。对方轻轻地“啊”了一声，语气中充满了失望。
沉默了片刻，邓亚军问她：“那你准备怎么办呢？”对方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邓亚军说：“那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自己的孩子？”女士说：“当然想！”
邓亚军说：“如果你很想要自己的孩子，那我建议你留下肚里的宝宝。”这的确是邓亚军的真实想法，因为这位女士已经30多岁了，之前怀孕不容易，如果不要这孩子，以她的身体情况可能以后就真的很难要自己的孩子了。
电话那边没有说话，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她其实也很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又必须考虑到万一事情暴露给家庭带来的后果。平常丈夫、婆婆待她不薄，她现在觉得心里很愧疚，进退维谷，还要再仔细考虑权衡。
因为一方样本未提取成功，邓亚军准备退还她400元，在电话里让对方找时间来取，对方说：“算了，还是留在你们那里吧！”
哪怕是过了这么多年，邓亚军依然能清晰地记得那女士话音里的那种黯然和矛盾，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非常的纠结！
而对邓亚军本人来说，之所以在成功率不高的情况下选择一试，部分原因也是想到万一孩子一出生就暴露非亲生的事实，母子两人难免落到无人照顾的地步，心里多少有些不忍和同情。
又过了四五天，邓亚军的电话又响了，还是那位女士。她告诉邓亚军，自己已经回到居住的城市了。在北京最后几天，她思前想后，最终还是把孩子拿掉了，回家后跟家人说因为不小心，孩子没保住——这当然是让邓亚军多少有些意外的事，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说服了对方，能够留下这个孩子。
“我还是不能冒这个险。”她告诉邓亚军。
邓亚军问：“那你先生和婆婆很失望吧？”
她嗯了一声，然后叹了口气说：“因为之前我的身体状况，他们尽管失望，但也没说太多。可我现在非常难受，也很后悔，也不知道以后我还能不能再顺利地怀上孩子。”
这通电话也让邓亚军印象深刻，与之前的忐忑不同，最终放弃了孩子的女人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言语间又满是惆怅，因为她真的不知道这辈子是否还能做妈妈。
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得为自己负责，如果你犯了错，就必须承担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
可是当这个后果是失去亲情、爱情或者是孩子的时候，无论失去的是哪一个都无法让人轻易承受。
时至今日，经手上万例DNA亲子鉴定、已经引领华大方瑞成为中国最大社会第三方鉴定机构之一的邓亚军博士，依然时常想起自己碰到的第一位委托人。她偶尔会想，那女士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自己的孩子……无论是那女士还是那个中年男人，看上去都太普通了，就像身边擦肩而过的某个人。
这种普通与邓亚军想象中或者影视剧里展现的那种惯常套路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来，谁也不会想到她或者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吧！
那是邓亚军和她的首个委托人最后一次通话。挂掉电话后，这位女士从此隐入人海，消失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