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英国人眼里，习惯妥协或屈服于公众舆论压力，是中国人的特色性格之一。在中国，很少有一种冲突会发展成为轩然大波的，满洲皇帝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西方，国家一旦成为共和体制，被废黜的君主的头向来都是要被砍掉的，至少也会将其流放到国外。但在中国，人们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还给他华丽的宫殿，大批的太监内臣，每年九百万元的贯俸。正满十六岁的溥仪现在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国内战争中，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后来又被推翻，即便如此，他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在中国，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军阀御用的“安福国会”的垮台就主要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安福国会”是亲日派，还接受日本贷款。
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是中国人的一股最强大、最广泛的政治激情。当时的反对“安福国会”的运动是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发起的。虽然最开始，“安福国会”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但是士兵们被舆论影响，舆论让他们知道应该为谁而战。所以，最后士兵们倒戈，以致革命派进入北京时，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推翻了“安福国会”的政府。
这种公众舆论的力量，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我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当时，由于政府腐败， 财政资金一直很紧缺，并且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的工资。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要求发工资。结果，政府出动了士兵和警察出面镇压，在双方的冲突中，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
中国民众一直都有着尊师重教的思想，这一观点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因此，这一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闻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当时，政府刚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从三个军阀那得了九百万元的不义之财，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拒绝教师们提出的几万元的合理要求，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我想是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的。
没有比中国人的忍耐力更令欧洲人吃惊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生存所造成的威胁。他们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侵略行径，也明白在中国香港的英国人正在不遗余力地破坏广州革命，企图建立一个亲英的南方政府。他们更深知，世界上所有的列强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尚未开发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垂涎三尺，虎视耽耽。日本国的经历是中国的一个典型先例，他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实行严酷的纪律，倡导一种新的反动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的贪婪欲望。
但是中国人既不模仿日本当时的措施，也不屈从于外国列强势力的控制。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以几十年计算的，而是以几个世纪来计算。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亘古不变。他们以前也曾被外族征服过，开始是蒙古人，后来是满族人。但是这两个外族征服者后来都被他们同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