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晚清千年不遇的时机，也为一些具有真才实学，颇具抱负者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大舞台。这些人往往具有大野心、大眼光、大手腕，做官的目的与谋官的途径也别具一格，不同寻常。不过，能够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大手笔运动官场并能最终达到所谋官职者毕竟凤毛麟角，寥寥无几。
在晚清，袁世凯就是这样一类成功的谋官者。他谋取新建陆军的领导权颇可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案例。
1894年，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打破了清政府和李鸿章妄想通过洋务运动实现自强的黄粱美梦。在这场战争中，一向为人瞧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迅速占领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领土，清王朝龙兴之地上面。在与日军的较量中，陆路方面，湘军、淮军溃败千里；海军方面，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时，湘淮同悲，除了同日本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极不平等条约外，清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一点砝码。时局的发展，亟需一个新的强人出来重建王朝的军队。这个机遇真是千古难寻，谁抓住这个机遇，谁就会取代李鸿章成为清政府日后重要的领军人物。
起初，清政府把编练新式陆军的重任委托给了当时担任广西按察使兼长芦运司的胡燏棻。
胡燏棻，字芸楣，夙以谈洋务闻名于晚清政界，曾向朝廷上疏论变法自强之事，是李鸿章十分赏识的一个淮系官僚。据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一书记载，胡燏棻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王修植是浙江定海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翰林院编修。时任直隶候补道，受李鸿章委托办理北洋水师学堂，后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定武军营务处帮办等职。他文思敏捷，对用西法练兵颇有研究。他曾写有两稿，一稿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一稿则在前稿基础上加以文字润色而成；最终，王修植对后一稿更为满意。当胡燏棻向他索要新式练兵计划报告书时，就将它交给了胡燏棻，胡燏棻则以此呈递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因此才有了朝廷委任他的编练新军之事情。
1894年冬，胡燏棻选择旧日淮系盛军驻地天津马厂作为练兵的基地，会同德国教练汉纳根筹建新式陆军。1895年，练兵的基地又从马厂转移到小站，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70里的新农镇。淮军曾在该地驻军20多年。胡燏棻在小站自行招募兵员，从组织、训练、武器装备全部仿照西法，建立了10个营，号称定武军，其中包括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4个兵种，共4750人，形成了一支与往日淮军不同的军队。可是，胡燏棻虽然喜谈洋务，并且得到了建立新军的权力，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在朝中也并无根基，实践证明，他没有能力和运气来充分地享受这个重大机遇给他带来的短暂的喜悦感。
在胡燏棻开始组建新军的前后，袁世凯也盯上了这个练兵的项目。
在朝鲜前线连续摸爬滚打了12年的袁世凯，凭借他在一线多年成功失败的经验阅历，早就深深地懂得了抓军权、拥有属于自己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袁世凯深知，他早年在朝鲜所以能够做事顺心如意，全在于他身后有吴长庆的军队在做他坚强的后盾。后来他虽然得到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加官晋爵，甚至将朝鲜事务完全托付给他，但因为中法战争西南前线战事吃紧，庆军主力被调回国，袁世凯虽然豪气干云，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了军队做他的后盾，他在此后朝鲜的外交斗争中就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中国在甲午战争惨败，湘淮军退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清政府正需要新的军事支柱来支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袁世凯凭借他的眼光和敏锐的第六感觉，嗅到这个机会对他此后仕途通达的重要性。对于喜爱军事、雄心勃勃，正要捕捉时机大干一场的袁世凯，这个机会他焉能不去全力争取？
袁世凯以他在朝鲜的练兵经历深知，甲午战争中国所以惨败于日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湘淮军暮气沉沉，距离世界一流军事水平相差太远。要想振兴中国的军事，走西方的道路，建立一种新式军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可是，环顾国内四周，懂得西式练兵的人才寥寥无几。真正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的官僚重臣也不多见，更不要说懂得编练新式军队的难度和复杂的程度了。要不，胡燏棻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就得到了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授权。
对于清廷已经将编练新军授权给胡燏棻一事，袁世凯并没有感到气馁。胡燏棻虽然获得了建立新军的特权，但袁世凯了解到，胡燏棻这个老官僚，虽然口头上奢谈洋务，但基本上对洋务一窍不通，对于编练新式军队，他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经验，何况，清政府意存观望，督办军务处也没有在此事上迈出多大实际上的步伐。
不过，对于能否将新建陆军的创建权攘夺到手，袁世凯一开始也并没有多大的把握。他自从卸职朝鲜交涉通商大臣回国后，就只剩下了一个浙江温处道员的身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具有厅局级身份的投闲官僚。此时赏识他的李鸿章也已经落魄赋闲，而督办军务处也并没有自己的靠山，要想夺得这个重大的项目，看来前途荆棘丛生。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感到绝望，这个年轻人不是个轻易就自己认输的人物。
先前，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奉调回国，清政府原打算要他尽快进京，以便了解中日这次战争前的一些细节情况，但为李鸿章所阻。李鸿章将他派往前线，负责办理转运军需粮秣事宜。战争结束后，袁世凯销差回到天津，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此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已经是王文韶，李鸿章则仍在天津办理《马关条约》的善后事宜，其幕府也尚未遣散。袁世凯此时的身份是实授的道员，拥有浙江温处道的职衔。战时的差使既已结束，他如果愿意，即可申请赴任，去浙江做个安稳太平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置身于大败后的残局之外，落得个逍遥自在。但袁世凯如果前去浙江赴任就不是他袁世凯啦。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取得这个清政府眼下十分重视的西法练兵的权力，所以，他宁可在天津闲待着，也无意去浙江赴任道台之职。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骨子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以他的心胸抱负，一个小小的地方芝麻官，他也许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最终没有成功，没能从胡燏棻手中夺取新建陆军的创建权，他这个厅局级别的身份不是照样没丢吗？
既然决心已定，袁世凯说干就干。
第一步，他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积极地做了准备工作。
袁世凯深知，要想得到西法练兵权，首先就要懂得西方兵典，他虽然精通兵书，但那都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的著作，对用西法练兵虽然有些感性上的认识，可由于不通外语，对于书本上系统的西方军事学理论、条例、操典等等知识，还是十分的欠缺。
但这难不倒袁世凯。
当时，清廷已委派胡燏棻在天津小站以西法编练新军十营，称为定武军。胡的编练方法取自前面提到过的汉纳根，还吸收了王修植总结的英国方面的经验。袁世凯在关外办理后勤期间，就已认识到抓取西法练兵权力对于他此后前途的重要性。他没有科举等第之名，朝中也无引荐的大臣。要想让自己前途辉煌，自己就要做命运的主人。但当时因为战事，他既无时间，也无条件钻研西法兵典。回到天津后，听说王修植搞过这么一份东西，胡燏棻就是因为拥有它才得到这项美差，也就千方百计想得到它。恰好，王修植此时正在北洋王文韶幕府供职，袁世凯遂想方设法，下力气结交，向王请教，努力弥补自己对西法兵操了解的不足。
袁世凯在朝鲜外交界折冲樽俎已经有12年之久，对官场上各种人物的心理自然有着透彻的了解。他没有科举功名，在当时尽管已是三品的高官，但因不是正途出身，在王修植这类翰林、进士的眼中仍然受到轻视；甲午战争后的舆论也对他不利，清流派中不少人认为他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更有人认为他临战脱逃，是个胆小鬼，王修植就是持着这样的观点。对他人的轻视、疏远，袁世凯并不在意，因为他心中装着自己的事情，反而加倍谨慎和大气。
当时的晚清官场，腐败成风，达官贵人们显摆自己的一种休闲方式，就是到妓院吃花酒冶游。王修植一介文人，不免也少不了这个缺点。但他官职不高，收入有限，不能常请朋友吃吃花酒，不免渐渐就有自卑之感。袁世凯就从他的这一弱点下手，利用自己从朝鲜聚敛来的银子，放手施展其拉拢逢迎的本领，使出挥金如土的手段，很快就摆平了这些高傲的文人。
为了让王修植全心尽力为他做事，袁世凯与他结为拜把子兄弟，常常在钱财上接济他，在生活上关心他。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时间一长，王修植就渐渐感到过意不去。待王修植与袁世凯的交情渐入佳境的时候，袁世凯就求王修植也为他代拟一份练兵条陈。
王修植答应后，就把以前所著的关于英国军队的编练一稿拿来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得到后，奉若至宝，朝夕诵读，仔细揣摩，所以很快就了解和掌握了西法练兵的一些要点。结合自己在朝鲜为朝鲜王室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总结出了一些心得体会，决定仿效当时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德国，结合湘淮军的建军经验，建立属于自己的一支新式军队。
第二步，袁世凯进京游说主持朝政的政要，使其关于创建新式军队的见解能够上达天听并被朝廷接纳，以实现自己编练新建陆军的愿望。
袁世凯西法练兵的计划能否实现的关键，取决于他的建议和计划能否得到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们的重视和采纳。
督办军务处的成立缘于甲午战争。
1894年11月2日，鉴于清军对日作战不利，光绪皇帝下旨命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等人组成督办军务处，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这表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他想亲自过问战事。此后一段时间内，督办军务处就成为清政府决定军事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已经赋闲10年，暮气已深。庆亲王奕劻虽然是慈禧太后方面的人，但是不懂军事。真正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翁、李、荣三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最受光绪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李鸿藻是三朝的老臣，清流派的领袖，有影响舆论的力量；荣禄则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当时虽只是个步军统领，但却是慈禧太后安插在督办军务处的心腹。
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和湘淮军一败涂地，清帝国需要整军经武，重建国防，因此，督办军务处保留了下来，继续作为战争善后和整军经武的最高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