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人敬仰铁托，把铁托看成是南斯拉夫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最勇敢的军人、最老练的政治家和最开明的思想家。对于铁托的开明，当时盟国记者早有评说。铁托经历过20年的地下生活，尝尽了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之苦，所以他不愿意对盟国记者从南斯拉夫发出的消息进行检查。
铁托本人给人们的感觉是：一般来说，他待人态度十分友好，他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他遇事总要和别人商量，同时，人们又总能见着铁托这位共产党人被至少十来个参谋围起来的情景，就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与铁托同甘苦共患难的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军事参谋，有的是非军事参谋，有的是塞尔维亚人，有的是斯洛文尼亚人，有的是南斯拉夫的其他少数民族。然而，每个人又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铁托的感召力随处可见。他的那位头发金黄、身材匀称、年轻漂亮并且为他竭诚服务的私人秘书奥尔加，竟然是游击队的死敌、前王国部长的女儿。奥尔加对她父亲的卖国行为恨之入骨，并愿意参加反抗***势力的斗争。她一方面是铁托的机要秘书，一方面又承担着英文翻译工作。因为尽管铁托本人德语和俄语说得都很不错，但却不会说英语。
不仅如此，连德国上校豢养的一只良种狗，也归并了铁托账下。那只被取名为“老虎”的大警犬，过去只听从德国人指挥，然而被铁托收养后，竟能听懂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于是有人戏言，这只狗也一直是反**主义者。
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各国政坛上，任何一位想要有所作为的执政者，都会面对这样或那样一些政敌，铁托的政敌之一便是与他曾经生死与共的吉拉斯。然而在不同的时期，以及在不同的国家，处理政敌的方式则各不相同。在民主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里，政敌的存在，不管是从生命角度而言，还是从法律角度上来看，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铁托那个时代，在民主制度不太健全、甚至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之下，不管是在当政者眼里，还是在当政者的政敌的眼里，往往都把对方置于与自己水火不相容的境地。为此，有的人喜欢通过暗杀的方式来解决敌手，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极不正常、然而又堂而皇之的处决方式使政敌毙命。不过，与斯大林、霍查，甚至赫鲁晓夫等人相比，铁托对他的政敌还是相当宽容的，以至于在他当政期间，吉拉斯不仅可以写下《新阶级》、《铁托内幕故事》、《同斯大林的谈话》等书籍，甚至其中有些论述直接损害了铁托的形象，但是，吉拉斯照样活了下来，而且还远比铁托长寿。1995年4月20日，铁托时代的前南斯拉夫副总统、持不同政见者米洛·吉拉斯去世，享年83岁。
做南斯拉夫人民的粘合剂
有人说，铁托本人就是整个用铁给托起来的。的确，这托起约瑟普·布罗兹的“铁”，就是他本人不屈不挠、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就是顺应民心的、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执政纲领，就是他身后所代表的广大的南斯拉夫人民。正是他的由于他的这种钢铁品格，他才获得了南斯拉夫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有了斯大林没有扳倒他，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学习他所推行的改革经验的辉煌记录。那位苏联老大哥赫鲁晓夫还记得斯大林那没有实现的威胁——只要我动一动小拇指，铁托就完蛋。然而，人们不仅动了小拇指，即使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压力机器和宣传机器都发动起来以后，对铁托照样是无可奈何。
他的钢铁品德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从未陶醉于权力；他虽然欣赏权力，但未被它腐蚀。他的举止既不浮夸傲慢，又不妄自尊大。他是无情的，但只有当事关生死存亡之时才这样做。同时，他从不肆意暴虐，从不沉迷于清洗。他这样做的理由埋藏在他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中的深处，难以确切说明。但他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却表现出许多前后一贯的特色，这有助于说明他的性格。他虽然树敌，但却是一个被人喜欢的人（虽说不是每个人，但至少是许多人），诸如他的家庭成员，各种极其不同的共事者，一些妇女以及各种年龄的男人。他喜欢名望，但从不牺牲品德，哗众取宠。他具有一种夺取成功的巨大干劲，这使他不论遇到任何机缘总会登峰造极。他一向乐观，这给了他一种应付危难的高度发达的本能，借此他多次化险为夷，而倘若是别人，可能早已一命呜呼。不论童年或成年，他总是谨慎对待不熟悉的环境，以至胸有成竹，他便以高度的自信行事。一些南斯拉夫人往往出于刚愎自用终于危及生命，铁托却在一切情况下极少过分自信。他既具有这些品德，使用不着拜占庭式的浮华排场。他接受了与他那近于帝王的高位和伟大相称的一切——但从不做得过分。他拥有许多房舍、大马力的汽车、游艇和飞机。但这些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大多数国家元首所享有的，也许它们比其他共产党国家首脑所能被允许的更豪华些。倘若有一个南斯拉夫人对这些提出批评，就必有另一个人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总统并不过分。
成为国家元首之后，铁托的工作习惯和过去大致相同。他喜欢和同事们（但不是那些阿谀奉承之辈）一道工作。虽然他一向威严自处，却喜欢与善于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人一起讨论一切问题。他与人共事脾气通常是好的，但对笨蛋却不大能够忍受，而一旦由于愚蠢或缺乏效率出现问题时，他就会勃然大怒。不过，他会很快平息。他自己效率既高又严于律己。即使在老年，他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满满的，干起来以后，会把4至5个助手及其下设的工作班子忙得不亦乐乎。铁托每日清晨6点钟起床，他的习惯是自己烧咖啡。他在工作人员上班之前读当天的报纸。他在午夜或以后方才就寝。这长达18个小时的工作日被分成三四段紧张工作的时间，中间有散步或休息。他具有充分休息的能力，一放下工作即能转入娱乐，或者睡一小会儿；要睡便能睡着，如有必要，即刻便能醒来，醒后精神振作。
人们常说，人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天使和魔鬼的成分常常结合在一起，后者利用前者，而前者又为后者开脱。这一点表现得强有力和彻底，莫过于在政治中。但是，对于铁托这样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既不可能是天使，也不可能是魔鬼。政治对于铁托是一种职业，一种可以为之奋斗直至献身的理想，不论这是一种更高的生活力量强加于他的，还是他自身独一无二的创造才能要求于他的。他不同于常人，是因为他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本能，这种禀赋常人也有，不过少一些罢了。他恪尽职守地行使政治权力，在胜败和生死的危急关头敢作敢为，聪明睿智、手腕高明地处理问题。他越过了过分简单化的“天使”与“魔鬼”的界限，没有让自己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神圣，也没有以权施暴变成压迫人民的暴君。他始终置身于人民中间、用人民的混凝土为自己浇铸一尊雄踞地平面上的非凡雕像。
无论是面临危机还是处于相对平静的岁月，铁托的性格基本未变，只是在有些方面、他变得温和老练。晚年时，他的政治态度确实增添了宽宏大量，减少了天真和浪漫气息。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使他懂得，人的天性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会改变。本着他那无时不在、随着年龄俱增而曾使他虽只取得部分成就也并不沮丧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对自己的理想主义作出了让步：共产主义理想尽可能渴求，但理想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可能预见的将来“任何地方也不存在，苏联尤其不存在”。但他始终是一个实心实意的共产主义者，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是个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但我总是设法避免意见分歧，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真正改变。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个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当他被问及，倘若能再获得一次生命，他的作为是否会两样时，他答道：“我想，我将走同样的道路，也许我会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些，我只能说，我遗憾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
铁托得到了他所能希望的一切赞赏、承认和种种荣誉，但并没有认为这一切都只应归于自己。他说：“我同意，在历史上有的时候个人的作用可能是十分重大的，因为作相反的断言是愚蠢的，几乎是否定现实。但是，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特定时期的觉悟程度相关联的。如果个人反映了本国人民的愿望，如果他实现本国人民的愿望，那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就重要，但是个人不是动力。实际上，人民是动力，人民推动个人，推动一切，而个人是组织者，在涉及理论问题时，个人只不过是阐明一些事情罢了。”
他不相信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他知道要生存就要变革。他取消了党对其他一切的机械控制，但他从来未接受多党制政府的想法。他认为这些想法不仅会毁掉社会主义，也将使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他一直是稳定的、富于战斗性的领导班子和清醒的政治头脑的保证，是一个赢得和保持了人民信任的人，是一个能公正、公平地解决政治生活中困难问题的人。
铁托是压不垮的，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定地顶住了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但对待人民却像流经草原的清亮河水那样温和，因为他决不愿“把自己同人民割裂开来”。他说：“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同人民割裂开来，而且总想被高高在上地供起来，那么他只能引起畏惧和憎恨。”一个人必须始终了解本国人民的愿望，考虑本国人民的愿望。如果看不到这种愿望，只看到自己，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那就完了。只有在了解并理解来自人民、群众和生活的一切，才能取得成就。正是由于我们来自人民，我们懂得评价什么是正确的，我们了解我国人民的愿望，我们相信他们，我们才能为实现这些愿望而展开斗争。在铁托的影响下，南斯拉夫人民没有到处悬挂铁托和其他重要领导人的画像。他的意见和讲话不叫“指示”，只说建议和倡议。他每年要参加多次诸如共青团、工会、妇女等团体召开的会议，但从来不上主席台，只坐在会场上的第一排。如果他发表演讲，讲完后仍回到台下听别人讲。铁托一生走访了全国500各个区的一半以上，时时刻刻了解人民的情绪和他们的实际情况。无论什么地方发生重大事件，铁托总是亲临现场。即使在他87岁高龄时他仍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黑山共和国地震灾区，慰问灾民，指挥抗震救灾。他和人民的关系始终是血肉关系、鱼水关系。
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度过了35年的和平生活，各族人民化解历史恩怨、和睦相处。特别是波黑共和国及其首府萨拉热窝。由于克族人、塞族人和穆斯林彼此朝夕相处，共同生活，早已将历史的恩怨消化了一大部分。他们人多数已放弃自己的民族的归属而自称为“南斯拉夫人”。在铁托“团结、友爱”的感召下，民族团结已大致实现。
当铁托晚年时，有人问他希望人们纪念他的哪些方面时，他答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历史将会决定哪些是我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而人民将因此怀念我。历史也将指出哪些是不好的。就我而言，我一生尽力为人民和国家造福，只要我还能够，我将一直这样做下去。”
1980年5月4日，在临近88岁寿辰之际，铁托在人民的声声呼唤中与世长辞。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迪涅的小小花房里。这是他平时最喜欢去灌浇花草的地方。一个略高于平地的用大理石砌成的墓，坐落在盛开的鲜花丛中。一块不到一米高的白色墓碑上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遗憾的是，铁托的逝世标志着南斯拉夫一个和平幸福时代的终结。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民族杂居以及各类不同的宗教信仰使历史上的“欧洲火药桶”——南斯拉夫又一次“爆炸”。在铁托逝世仅10年，南斯拉夫各民族间新的一轮杀戮的历史重新上演。没有一个人能像铁托一样以个人的威信和人民的信赖来保持民族和睦、国家统一。铁托没有接班人。
今天，我们听到对铁托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指责。有的指责他把南斯拉夫最好的土地划给了克罗地亚；有的指责他把军队完全交在塞尔维亚人手中；有的指责他掩盖了民族矛盾，……不一而是。铁托确实没有真正解决民族矛盾，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5年中彻底解决多少世纪以来便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铁托在生前和外国朋友的谈话中，也曾说过他的国家有朝一日会走向流血和分裂。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没有民族间的内战。而一切人类最美好的梦想，只有在和平环境下才可能实现。
伍
法兰西人民的受托者：戴高乐
戴高乐将军（General Charles-André-Joseph-Marie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是法国军事强人和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力量，其通过伦敦BBC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的侵略，这一讲话在历史上标志着法国抗击侵略的开始。在战后1944年至1946年间，他出掌临时政府的政权。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将军出任首任总统，直至1969年。
戴高乐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与政治家之外，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生有六大著作：
1. 《敌人内部的倾轧》（1942年）：戴高乐第一部著作。
2. 《剑锋》（1932年）
3. 《未来的军队》（1934年）
4. 《法国和她的军队》（1938年）
5. 《战争回忆录》（1947年）：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并称为姐妹作。
6. 《希望回忆录》（1970年）：戴高乐的遗著，预计写完三卷，但还未完成，戴高乐就因心脏病去世，仅完成第一卷与第二卷的头两章。
坚忍不拔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1969年，戴高乐宣布就区域化和取消参议院问题举行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他还表示，如果他得不到支持，他就不再执政。然而，在这次公民表决过程中，他经常反复强调的“他和混乱不共戴天”的思想第一次对大部分温和派人士失去了作用。温和派同“左”的传统反对派结合在一起，以52.87％的多数战胜了戴高乐。
戴高乐履约卸任。然而他离职时的沉默，却使法国和世界感到吃惊。到次年11月他突然沉默地死去时，仍然没有对他的同胞们讲出他的看法和意见。倒是巴黎市民深夜里向他志哀的规模和激动情绪，同他离职时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