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当·斯密遇上凯恩斯
伦敦一个大雾弥漫的早上,一名男子已经醒了,但他仍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他在和他的经纪人通话,在为他自己、一所大学、一个辛迪加的巨大投机业务作决定。
这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男爵,他不但开辟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阵地(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且历久不衰的声誉),还担任过大学司库和剑桥大学学监、政府官员和顾问等。凯恩斯男爵还是一位富有的投资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未来若干年的经济思想。
有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子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不过,他的国家干预主义却和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断发生碰撞,那么孰是孰非呢?
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人们似乎抛弃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反倒是伸展得很充分。于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争又起。简单地说,亚当·斯密属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不主张过多干预经济运行,而是靠市场和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经济运行。凯恩斯主义属于政府干预主义,就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主动出手,采取一系列财政税收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刺激经济,扩大就业,使经济恢复到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讨论两者的优劣之前,我们不妨先具体地了解一下双方各自的主张。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是工场手工业和产业革命前夕的集大成的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177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亚当·斯密发表了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学说,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物品广泛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如果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亚当·斯密指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亚当·斯密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家只扮演一个极其简单的被动的角色——充当“巡夜警察”。凡是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事,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由个人做效率更高的事,就不应当由国家来干。国家仅仅执行某些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任务,如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等,不应直接插手干预经济运行。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只是一个外生变量,它只存在于经济体制的外部,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外在地影响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国家的职能被严格限定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任何其他人的侵犯和压迫,也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看不见的手”学说的政策主张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主张以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自由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基础,充分发扬人所共有的功利主义(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的心理结构)和合理主义(为了达到功利主义的目的而进行的最佳手段选择),设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市场,在里面进行自由的经济交换。同时,尽量抑制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的第三者——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看起来会因为无政府、无秩序而陷入混乱,但实际上由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配置,经济社会会自然而然地处于调和状态。这就是作为一个制度上的发明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
在当时的18世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学说是个惊人的思想,很受推崇。有一次亚当·斯密去参加一个政治家的聚会,一进门大家都起立欢迎,站着不动,亚当·斯密请他们坐下,首相皮特说:“不,你坐下来,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社会生产,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果。但是经济危机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依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生产并不那么灵敏。1929年,席卷世界的大危机打破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神话,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被现实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繁荣的危机两把利刃斩断。
经济危机的事实说明,仅在无人干预的市场机制调控下,供求会发生严重脱节,繁荣背后隐藏着经济危机的威胁。因此,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努力寻求其他办法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在这个过程中,凯恩斯出现了,他的国家干预理论不仅帮助人们完成了这样一种国家观的转变,而且还为公共部门和政府的经济政策规定了怎样以及如何进行扩张和紧缩的固定规则。凯恩斯提出的对策是: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参与国家经济,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运转。凯恩斯还专门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信中他对罗斯福说:您已经成为各国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委托人。
凯恩斯的经济观点是什么呢?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不再仅仅扮演“巡夜警察”的角色,而是用“看得见的手”协调经济运行中总量平衡以及某些重大的结构性矛盾,即国家进入经济体制内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个基本角色。
把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再简化一下,就是抛弃自由放任原则,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以确保足够的总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必须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刺激投资。它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折,被称作“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后人称为“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很快风靡西方经济学界,成为居于主流地位的一大经济学流派。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开创了市场经济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联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同时得以发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把“凯恩斯主义”作为国策长期奉行,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的出现。以至于凯恩斯信徒把战后这一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
其实,可以把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学说看作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适用条件,不能绝对化地说哪个是绝对真理。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不断应对经济变化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取舍。
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
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762元,实际增长11.4%,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那么,农民的增收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具体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里,除了外出务工、农产品收入和第二、第三产业的收入之外,最直接的增收因素是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各种财政补贴。
2006年以来,中央财政采取农村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完善粮食“三补贴”、发放农资综合补贴、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范围、支持农村金融改革、推进支农资金整合等政策措施,仅前三个季度,就已经向农村投入财政资金1500亿元左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的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中的142元,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财政政策也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但是它常常会被人忽略,因为它的调控总是默默无声。那么财政政策调控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财政政策的定义很宽泛,它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无需政府预先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就会自行发挥作用。财政政策的这种自动稳定发挥作用模式被称为“自动稳定器”,其作用工具主要包括累进所得税、社会福利支出和农产品价格维持。下面我们来逐个分析一下:
第一,累进所得税。一般来说,当经济运行处于通货膨胀时,应当增加税收,从而减少社会总需求;当经济运行趋于衰退时,应当减少税收,从而扩大社会总需求。累进所得税制度就具有这种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内在稳定机制。
个人所得税,具体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经济衰退,个人收入会降低,符合纳税规定的人数相应减少,税基相对缩小,适用的累进税率也相应下降,税收就会自动减少。由于税收的减少幅度会超过个人收入的减少幅度,税收便会产生一种推动力,防止消费与投资需求过度紧缩,减缓经济的萎缩程度,从而达到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之效。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公司所得税,具体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经济衰退,企业利润会降低,符合纳税规定的企业相应减少,因而税基相对缩小,适用的累进税率相对下降。税收就会自动减少。由于税收的减少幅度大于企业利润的减少幅度,税收便产生一种推力,防止企业投资需求过度减少,减缓经济萎缩程度,从而发挥反经济衰退的调节作用。而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经济高涨,企业利润会增加,符合纳税规定的企业相应增多,因而税基相对扩大,适用的累进税率相对上升,税收就会自动增加。由于税收的增加幅度会大于厂商利润的增加幅度,税收便产生一种阻力,防止企业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从而发挥反通货膨胀的调节作用。
增值税对投资也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纳税人在计算增值额时,扣除外购固定资产的价值。因此,对这部分价值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客观上可以起到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
第二,社会福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包括失业救济金以及各种福利支出。失业救济金,其发放有一定的标准,发放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失业人数的多少。在经济萧条时期,随着国民收入的下降,失业人数的增多,失业救济金的发放趋于自动增加,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持续下降,防止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在经济繁荣时期,随着国民收入上升,失业人数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就趋于自动减少,从而有利于抑制消费支出的持续增加,防止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各种福利支出,其发放也有一定的标准,发放的多少取决于就业与收入状况。在经济萧条时期,个人收入下降,随着符合接受福利支出条件的人数增加,作为转移性支出之一的福利支出趋于自动增加。这样,有利于抑制私人消费支出的持续下降,防止经济衰退的进一步加剧。在经济繁荣时期,就业增加,个人收入上升,随着符合接受福利支出条件的人数的减少,作为转移性支出之一的福利支出趋于自动减少。这样,有利于抑制私人消费支出的持续增加,防止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三,农产品价格的自动稳定作用。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政府要把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一定水平上。高于这一价格水平时,政府抛出农产品,压低农产品价格;低于这一价格水平时,政府收购农产品,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对经济活动的波动也较为敏感。在经济萧条时期,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政府收购剩余农产品的支出自动上升。这样,就会增加生产者的收入,维持生产者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伴随着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上升,政府抛出农产品。这样,既可以抑制农场主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稳定农产品价格,防止通货膨胀。
拉弗曲线:画在餐桌上的抛物线
1974年的一天,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张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拋物线的图,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那么,拉弗曲线的含义是什么呢?对于整体经济调控有什么意义呢?
“拉弗曲线”试图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因为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还要看课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因为税率过高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企业便会心灰意冷,纷纷缩减生产,使企业收入降低,从而削减了课税的基础,使税源萎缩,最终导致税收总额的减少。当税收达到100%时,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拉弗曲线问世20多年来,并没有多少国家的实践证明拉弗的这一假设,但经济学家们大都相信:税收会造成社会总经济福利的减少,过高的税率带给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税收增加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