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先生对青年有那样的吸引力，所以无论是十六年在上海时，到劳动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立达学园等处，或十八年及二十一年两次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等等。一听到先生来讲演，青年人像发狂似的，都拥挤到会场，后来的，就只能站在窗子外或大门口来听了。而在北平师范大学，竟因大礼堂容不下众多的听众，致将窗子都打破。请讲者，不得不请鲁迅先生到露天操场上去作狮子吼，因那次听众实在太多了。鲁迅先生晓得站在后面的青年，绝对听不见，他自己只能提高嗓音吼叫了，这是先生由北平回到上海时，以幽默口气讲出的。
固然，先生之所以能有如此感召力。他的几十册的著作与翻译，是一个动力。但先生讲话能更吸引青年，却是更重要的动力。
鲁迅与世界语
在帝国主义寻找殖民地的当口，语言文字，也是他们利用的武器之一。第一次欧洲大战前，德文在中国之盛行，不必讲了。现在日本在我沦陷区，拼命推广日文与日语，总是众人周知的事实。
因为帝国主义找殖民地的目的，不只是要推销货物，吸取资源，还要奴役人类，使其成为他的臣属，于是在除了《圣经》与“大炮”之外，文字语言，也要网布开来。这样，在“大炮”与《圣经》所及不到的地方，文字语言就发生很大作用了。一世纪，两世纪，推广下去。被奴役的人们，眼界既属有限，思想就定型化了。除了甘心为主子做奴隶外，很少会想到别的。这是被压迫的民族，应该提倡柴门霍甫（今多译为柴门霍夫——编者注）所创造的世界语Esperanto唯的理由。
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开路先锋，是刘师甫。支持此运动最有力者，是蔡孑民，蔡先生掌北大时，曾特地拨出经费，聘孙国璋为讲师，在北大设立世界语讲习班，为青年学者开了不少便利。而盲诗人爱罗先河来中国讲学，亦是由蔡先生发动聘请的。
爱罗先珂是世界语学者，但他又是诗人音乐家，到北平后，就住在鲁迅先生的家庭里——当时鲁迅尚与周作人同住在八道湾的房子里——爱罗先河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演，翻译者，不是鲁迅，便是周作人。（爱罗先珂讲演，多用日语）但因周作人讲话，不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很有些地方，竟指名要求请鲁迅先生作翻译。
因了先生与爱罗先珂接触的机会特别多。而爱罗先珂当时，又喜欢用世界语写小说。本来赞成提倡世界语的鲁迅先生这时节便开始了学习。（孙国璋在北大讲习班教世界语时，先生曾经前往听过一次课，据先生说，孙国璋不仅不懂得教授法，更不懂得世界语，讲习班要他教下去，中国是没有人会弄好世界语的。）可惜当时，中国世界语工具太不完全，不特没有书籍与读本，连讲义字典都没有。而爱罗先珂又因环境不宜，不能不离开中国去，所以鲁迅先生的世界语，终于不会学好。
民国十二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成立。学校教务处的陈空三与冯省三，去面请先生来教课讲文学史或文艺理论，先生说：
“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播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
次一天，先生的通知，即送到学校去了，记得当时是，每星期五，先生去教两点钟。而且一如在北大的教法，两个钟头连续不下堂，一直教下去。
世专校学生，当时将近两百人’而选修先生课的，起先只有四十多个人，因在先生教课的同时间，有一门数学，学习科学的人，这一门课，又不能不去上。所以先生开始在世专校教课时，是在丙组一个小教室里，一星期，两星期，听课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学校不得不请先生到兼作礼堂用的甲组大教室去，第一学期未选先生课的人，到第二学期，都改选先生的课程了。
可是，世专校当时的经费，非常之困难，请先生教课，原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但先生却不收这一批钱。他对当时送钱去的陈空三说：“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播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
先生终于没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车马费，一直到学校停办时为止。
先生因为赞成世界语，所以他自己不特义务地教了几年书，他经常还鼓动学生，努力从事世界语作品的翻译，为世界语本身奠基础。记得当时受了先生鼓励，而动手译出短篇作品，发表于北平《京报副刊》、《黄报副刊》等地方，就有李端甫、王秋士、李文辉、吕蕴儒等人，而陈声树等人，更号召了用世界语翻译中国哲学及文学向世界传播的大计划。惜世专校因经费困难及风潮关系，这个大计划没有实现出来。以致鲁迅先生的鼓动，算白费力气了。
严谨与认真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一个清朗的星期天，吴曙天女士，随着她的爱人章衣萍，来访鲁迅先生了，据说，她刚由杭州的母家来。在她盘旋的短时间内，她的将近六十岁的父亲，再三称道鲁迅了不起。其原因，是他的父亲看过了《呐喊》，所以才有那样称赞。当时，我很怀疑吴曙天的话，想着六十岁的老头了，会赞成新体小说《呐喊》，不是吴曙天想在鲁迅面前卖关子，便是她的父亲，也许是老留学生，所以才能对于新型《呐喊》有理解，可是后来听章衣萍说，吴曙天父亲，不是留学生，而且是在清朝得过功名的遗老。但赞成《呐喊》，又是的确的。因为吴老先生，还由家写信，给他在北平的女儿，要鲁迅其他著作看。这事情真有点奇怪了。
到民国十四年暑假，我到河北大名府的金滩镇，在那里，看到一家粮食店，长期订阅着北平的《京报》。有一天’那粮食店老板，同我谈起北平各种情况时，忽然问我，鲁先生现在作什么？我问他何以注意到鲁迅先生？他说《京报》各种附刊及副刊上，鲁先生的文章，他是篇篇都看的。觉得鲁迅先生讲话，最懂人情，最有道理，可是，以我所记得鲁迅先生在《京报副刊》及各种附刊（当时《京报》除每日有由孙伏园主编之副刊外，还有七种周刊，每周各出一次。如《莾原》、《文学》、《民众文艺》、《妇女》、《科学》、《图画》、《戏剧》等。）所写的东西，除一小部分散文诗外，大半是杂感式的短评。不料这些短评，竟为一个粮食店老板看中了。那位老板以他的白须与白胡看来，其年岁总在七十左右了。
还有一件，是张十方先生告诉我的。据说，他有一个世伯莫某，民元前是作革命工作的。以后不愿做官，便在香港作寓公，并兼营生意，其生活，是相当阔绰的。但奇怪的，是他顶佩服鲁迅。因为鲁迅的各种创作，他都收集起来看，年岁自然是五六十以上的了。因为在三十年以前，他就作着革命工作了。
由以上三件例子，使我想到对于鲁迅先生的敬仰，并不只是一些研究文艺的青年，也不只一般中、大学的学生。鲁迅先生以他的极敏感的思想，最深刻的观察才有那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磨练得恰到好处的笔法，向虚伪进攻，向卑污打击。而更对后一代人，指示出路与方法。所以稍微用点思考的，或对社会有若干认识的，便对鲁迅先生的文章，起了共鸣了。其实，不只是共鸣，有些人还认为鲁迅先生的思想与方法，是中华民国复兴唯一的路线呢。曾忆巳故山东蔡寿潜先生，在民国二十年前后，就将鲁迅的警句，一条一则的抄录起来，贴满了他的房壁，以及座右铭呢。
但这些，都是先生在苦难中，用尽了一切精力，才会有那样出人头地的功绩，绝不是一般空头文学家所想的那样简单，一首打油诗，两段杂感，半篇小说，几句批评，马上就可以霸坐文坛，吓倒一切。试举鲁迅先生之认真’就可看出一般了。
民国十三年冬，郑振铎主编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小说月报》，某期上，误将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芦那卡尔斯基像，排成另外一个文学家名字了。当时，我将所买的一本《小说月报》，拿到鲁迅先生家里去，请他再査封一下看，究竟是不是错，鲁迅先生一看，说：
“他们真胡闹，连照像也可以随便安排。”
先生马上跑到书房里（先生住北屋，书放南屋）不特捡出芦那卡尔斯基像。连错的那个人（名字我现在记不起了）的像，也查出来了。我当时说了一句：那么，代他更正吧，先生紧接着说：
“由你发现，就由你更正吧，证据我这里有的是。”
结果，我就在伏园主编的《京报》上，指出那个错误来。
因为先生曾说，《小说月报》自命为文学领导者，也时常板起面孔，教训青年，不应该有那样错误，教青年人跟着他去错。所以虽是一个相片的小错，
先生也是主张纠正的。
再有就是中国印毛边书，是先生所主张，而且开创的。因为先生看到，中国新装订的书，因看书人手不清洁，而看书，又非常之迟缓，一本还没有看完，其中间手揭的地方，总是闹得乌黑，因为那地方，占的油汗太多了，等到看完了要收藏起来了，一遇天潮，书便生霉，再长久，就生虫。所以先生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待看完以后，将沾油汗的毛边截去，书便很整齐摆在桌子上了，既新鲜，又不生霉。但看毛边书，却非常之麻烦，第一先用刀子割，不割是不能看。第二看完又得切边。不切边放不整齐，因此，一般买书的人，多不高兴要毛边，以此，先生第一次在北新书局印毛边书，就再三告诉北新老板李小峰，一律装成毛边，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印成，李小峰将二十一本送给先生，预备供给先生赠人时，书却都是切好的了。先生当时火起来了，问李小峰，究竟怎么一回事？李小峰是这样答复的：
“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卖，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性都切了边。”
鲁迅先生马上说：
“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
李小峰只得将截边的光本带回去，再为先生送毛边的去，此后为先生送的，虽然都是毛边，但寄到外埠分店的，还是切边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见不答应，便将毛边本送上街坊上了，待以后，毛边本成了时髦品，那只能又作别论了。
另外，还可举出相类的例子。
鲁迅先生很赞赏已故画家陶元庆的书，所以，在元庆开展览会时，先生不特代他作序言，在陶元庆住在北平的当时，先生所出的几本集子，如《呐喊》、《彷徨》、《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都是陶元庆代作封面的。陶元庆亡故后，先生在上海遇见孙福熙，要福熙为《野草》作了封面，用虽然用了，但先生不喜欢那样多的灰色。此后，大部分集子的封面，全出自先生手笔，有时，勾些古物，有时写几个简单字，也有用颜色配合一下，然后再题上字的。总之，先生没有再接触到可佩的画家，所以不找人做封面了。
由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先生的认真、坚持、谨严，换了话说，就是先生有毅力，有韧性，丝毫不含糊也。
虽然，所举的都是些小事，先生却在这些小事上，建立起伟大的基础。
鲁迅论爱罗先珂
鲁迅先生翻译的《桃色的云》的作者——爱罗先河，到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记得吧？
爱罗先珂是诗人，是音乐家，同时又是世界语传播者。但他却是一个瞎子，而且在四岁时就瞎了。
他是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又因为是盲人，所以他的幻想中的“乌托邦”，特别来得明显。
他奔波于欧亚两大洲，但到处都听见残酷的叫喊，到处都遇到冷的空气。所以他的诗篇，总带着感伤的调子，而盲，又阻制了他的行动，所以他终于抱着悲哀的心情，默默地过去了。——虽然他想藉世界语的传播，以便助成他的“乌托邦”的实现。
他曾来过中国，而且有两次。同时，他不像萧伯纳似的，香港、上海，终于坐着飞机，在北方的天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 空里览了一个圈子走掉了。那是观察家，也不像泰戈尔似的，要中国人再发扬精神文明。是捧场家，他在北平居留了相当期间。他作诗，他讲演，他教授世界语，他更出席音乐演奏会，不只是歌唱，还拿出弦琴，弹那优静而略带感伤的调子，他是要激发起中国人的觉醒，虽然假如觉醒之后，应该怎样？爱罗先珂在他的诗篇或歌唱里，并未有明确的概念。但这一点，在现实意义上讲：已经足够了，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在双重的羁绊下，觉醒还是急切地需要啊！
我到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爱罗先河已离北平而去了，虽然世专的创立，与爱罗先河很有关系，但他却不及见那新兴的学校成立。因此，对于爱罗先珂，竟没有见面的机缘，所知道的，不过是从学校当局者口里，晓得他是世界语传播者，而且是很热心的一个。
以后，晓得爱罗先珂两次到中国，都是住在鲁迅先生家里，这才有机会听到——爱罗先珂的事故。
鲁迅先生说：
爱罗先珂因为是诗人，所以他特别敏感，记得他第二次到中国来时，北京大学请他来教书。据爱罗先珂讲：中国人与日本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不同处，是日本人对于事理的呆板与冷酷，而中国人却洋溢着很厚的人情味。其证据是：当他——爱罗先珂——在曰本登岸时，遭受了日本官厅的拒绝。因此，日本警察对爱罗先珂不特搜索了他的身体与行囊，还给了他难堪的侮辱。他在中国虽也遭警察的检查，但警察却对他一点没有横暴的行为。而警察自己，还在一旁咕噜着：他是瞎子呀，我们也太那个了。因此，爱罗先珂断定：中国人只要觉醒起来，很容易得到助力，因为中国人能以同情给人。至日本，那只有到处碰钉子了。因为日本人眼中，已没有别的人类存在了。这是爱罗先珂思想上的敏感。爱罗先珂又因为是盲人，他的身体上的感觉，也特别发达得厉害。天要雨了，天要晴了，他是常常预先知道，要是有人找过他一次，第二次如再去找他，而无论换个什么地方，或换个什么时候，他一听脚步声，就晓得是某人来了，不必等那人讲话或报名出来，甚至有时他听生人的脚步声音，也能断定来者是怎样性格的人。
鲁迅先生对爱罗先珂的描摹，很能使人理想一会那个预言者。可是，鲁迅先生又说到他：爱罗先河非常之害怕女人。有一次，女师大请他去讲演，在讲演完毕之后，学校还预备了些点心。有教职员，有学生，都围来问爱罗先珂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人，则一味劝他吃茶点。爱罗先珂当时坐得笔直，脸面非常之严肃，点心固不吃，连茶亦不肯喝，后来离开学校，回到家里，我问他：“今天那里预备的点心，都是你平素非常之喜欢吃的，为什么今天一样都不动手呢？”他竟说：“那里不是有女人么？”你看，他在女人面前，连吃都不敢了。
“在他自己太太面前也这样？”我很奇怪地问。
“他还是独身啊！”鲁迅先生说过，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似的，过了一会，又继续说：“听说他在日本时候，爱过一个寡妇，一天到晚，向那女人送诗篇，但见了那女人，却什么话也不敢说。结果当然失败了。从此，他就更怕女人，恐怕他还是童男子也说不定。”
这使我恍然于他的感伤的调子的由来。鲁迅先生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