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和今天的俄罗斯人做到了：每年5月9日，莫斯科广场上总会举行盛大的集会和阅兵式，无论哪一任国家领导人都会走向克里姆林宫一侧的无名烈士墓敬献上花圈。
以色列人做到了：每年犹太历尼桑月27日（4月末或5月初），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总会聚集在“大屠杀纪念馆”哀悼死难者，那悲彻的鸣笛声令每一个人震撼。
波兰人和德国人也做到了：每年成千上万人汇聚到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小镇，在希特勒纳粹政府当年修建的“杀人机器”——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内，举行公祭，悼念被法西斯残害的350余万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普通公民与反法西斯战士。
美国人从不落后，他们有许多与战争相关的公祭。2011年，奥巴马总统签署命令，将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的日子作为“国家珍珠港荣军纪念日”，定期公祭在那场日军突袭中牺牲的2300多名官兵。
中国以往一直没有国家形式的对二战死难者的祭祀活动，尽管我们伤亡3500万！但是，一个令中国伤亡这么多人的国家却每年都在声势浩大地举行与二战有关的公祭，且政府首相和高级官员皆要出席。
这就是日本。
天理何在？难道作为死了这么多人的受害国，我们就该无声无息？
提出这一自我反省的中国人叫朱成山，现在是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本二战侵华史研究专家。
朱成山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22年前的199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因为当年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缺一位“能干”的领导，所以他被调任为纪念馆的副馆长。一年后，他升任馆长且一直干到今天。现在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知名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影响很大。2013年，到纪念馆参观的人次达500余万，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参观人数。朱成山对纪念馆的建设功不可没。
朱成山说了两句令我有些吃惊的话。他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一得“感谢”日本人，二得归功当时的南京市和江苏省几位有远见的领导。朱成山解释：“感谢”日本人，是因为以战争手段残害了3500多万中国人的日本，竟然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后的1982年，突然搞了一出大闹剧，他们的文部省将日本中学教科书中原本一直清楚明晰表述为“侵略中国”的文字改为“进入中国”。此番掩饰其在二战时犯下累累罪行的军国主义复辟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们的极大愤慨。一时间，知识界和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们纷纷写信给南京市、江苏省和中央领导，要求“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土地上”，“让日本人赎罪”的呼声震荡金陵内外。
“日本人不仅改教科书，而且到处在为二战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将士树神社碑、满洲碑，我们为何无动于衷？他们树他们的招魂碑，我们树我们的抗战纪念碑！”
“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残害了30余万人，应该立碑建馆，让世人牢记这一悲剧，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是建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如今张耀华先生虽年至古稀，然而他对当年建造这座具有世界意义的纪念馆记忆犹新——
1982年夏，是个格外炎热的季节，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饱受灾难性大屠杀的南京市民们的极大愤慨。这个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市长张耀华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加班，日理万机的他，照例坐在办公桌前批阅各种文件与报告。他发现有一叠不同寻常的信件令他心潮澎湃，其中一封署名“崔卫平”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信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因为信里的每一个沉甸甸的字，都如洪钟般撞击张耀华的胸膛：
尊敬的市长：
最近，我从报纸上连续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施行法西斯暴行的记载，连续见到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真实照片，常常激起我满腔怒火！我在此学习了四年多的南京城，曾经是日本侵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场所！我所熟悉的街道，曾经布满了亲爱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30万无辜的男女老少，30万我父老姐妹惨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奇耻大辱，何等的奇耻大辱！尊敬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及各位负责同志，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做两件事：
1.在南京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馆，在馆内陈列日本侵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有关照片、文献和实物；
2.和有关部门联系撰写、出版通俗的、图文并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历史记载，让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阅读。
……
第二封信是南京红十字医院的一名医生写的，他说：“我身边的孩子们常常问什么是日本军国主义，什么是南京大屠杀？当我把报刊上所刊登的一些内容讲给他们听时，孩子们的眼睛都瞪大了，惊诧了！而这个时候，我却又感觉似乎还少了些什么给予这些孩子！于是我想，是不是应该有个专门的地方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当年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事……30万被屠杀的同胞生命，不能就这样慢慢地被人遗忘了！”
那个夏天，张耀华收到类似的信多如雪片。有一位教师在信中说：“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改成‘进入中国’，并将他们屠杀南京市民的罪行一推了之，这样的丑恶无赖行径，令我日不思食，夜不能眠。因此郑重建议南京市人民政府应该在适当地方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碑、纪念馆，以让世人了解真相，铭记历史。我愿捐献100元用作此需。”如此带着热度的一封封信，如一阵阵巨澜，激荡着张耀华的心，令他脑海里不时回响起周恩来常告诫的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是啊，历史的需要，人民的期待，为什么我们不作为呢？不行动呢？张耀华把自己的这份感受向市委和市政府其他各位领导坦诚托出后，立即得到了积极响应。于是在南京建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了南京市的一项重要工程。
在张耀华市长等数位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工程全面进入设计与施工阶段。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著名建筑学家齐康先生，以精准而奇妙的思维，完成了纪念馆的形体设计，堪称绝美之作。之后的时间，南京人以超凡的干劲进行着纪念馆的全面建设，并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实现了开馆。那庄严而肃穆的纪念馆墙上，镌嵌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馆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此，南京城有了一个可以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去了解曾经发生在这个城市的那场人类史上少有的血腥浩劫的纪念地，而带来这场血腥浩劫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然而，遗憾的是，数十年来，本该彻底反省的日本，并没有将复辟军国主义的妄想抛弃，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一批右翼势力一直在兴风作浪，顽固不化。
2007年9月26日，安倍晋三以小泉纯一郎路线的继承人身份登上了首相宝座。小泉何许人也？原来小泉的恩师是安倍的父亲安倍太郎，小泉上台后，“实现”了他作为战后首相在任期间到神社公开拜鬼的目的。而小泉为了报答其恩师的最大“成果”便是推荐安倍晋三当了自己的继承者。
第一次当首相没多少日子，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安倍下台了。几年后，风水复回，安倍晋三再次当选自民党党魁，从而成为日本第96任首相，并且成为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日本首相。此人再次上台后，便承认“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安倍《致美丽的国家》）
中国人不太知道安倍与岸信介是什么关系。其实，漏网大战犯岸信介是安倍的外公。
一个是参与侵华决策的漏网战犯，一个是漏网战犯的外孙，两人不仅在血缘上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基因的一致性。安倍上台后不仅将钓鱼岛事件升温，并引起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紧张，而且公开在国际舞台上与我们对着干。安倍并非只喊话而不做实事的那种庸人，他是个干实事的日本新一代的政治家。
他毫无顾忌地参拜靖国神社。
他呕心沥血地企图修改日本“不战”的宪法。
他正一步步地将日本重新拉回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道路之上……
显然，中国人民，这一次再也无法忍受了——国家公祭便成了我们警惕和提高自身自卫意识的一种必要的形式。
国家公祭，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许多人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它的实质意义。有些敏感而异常重要的问题是在笔者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所遇到的——
比如，我们讲二战，中国伤亡3500万人，没有人怀疑。然而，一说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残暴地杀害了我30多万同胞时，却出现了喋喋怪论：首先是顽固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们一次次公开否认，甚至说是我们中国人在“造谣”、“说瞎话”；其次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像小泉和安倍这样的日本领导人赖账式的否定；再者是一些所谓的日本“名人”不断地粉墨登场，借助他们的名气刻意歪曲历史真相，甚至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轻描淡写地把南京大屠杀说成了“日本军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是合理的战争行为”等等。今天日本社会，像安倍这样对自己民族曾经有过的反人类的罪行置若罔闻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其国内民意支持率很高，可怕的原因便是当代日本国民中部分人宁可相信一些右翼分子说的谎言，也不愿正视自己民族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
这并非根本。国家公祭的产生，令我强烈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国家需要这种国家公祭，因为今天许多人不读历史，过于相信“国外学界”的观点，甚至在我创作这部作品时，就有人对我说：“小心，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内外学界还有不少争论，尤其在日本，他们的说法与我们很不一样。”言下之意，是提醒我不要去啃“这块历史的硬骨头”，甚至劝告我“当心有人来暗算你”。真的吗？一些日本人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说法”难道能掩盖得了历史的真相吗？他们在几十年前用屠刀活活砍死了我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同胞，难道我以一个作家的名义把过去的一段真实历史写出来就会遭其暗算吗？
我已别无选择——只要接触“南京大屠杀”五个字，所有善良人的心灵都不可能平静了。
30万人呵！30万人的伤逝，难道还不值得让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清醒，让一个曾经侵略过别国的民族赎罪，让充满阳光的整个世界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吗？
老实说，我不是战争罪行的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的史料和实物之中，我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并且一下明白了为什么10年前风华正茂的张纯如在写完自己的作品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开枪自杀于车内……
呵，想想这样的罪孽，日本人真的绝不可以对自己的罪行漠视与抵赖，更不可以在中国人面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所有事实说半句“怀疑”之类的话，因为这早已被历史定论，且有无数战时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认的铁证。
1937年——“11月、12月，我们向南京进军，12月底进入南京，迎来昭和十三年的元旦……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心境，因为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不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的话会是一种损失，所以在进军途中哪怕遇到平民百姓也会殴打他们、抢他们的东西，渐渐地这种行为变得越来越野蛮起来。因为战争是带来让人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那样的异常心理状态的罪魁祸首，所以即使不是军人，哪怕是对敌方的平民也要打和抢，变得完全没有罪恶感……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是敌人，都该杀。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于是我们渐渐都变成了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类似这些由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所写的自省话语，我看了许多许多，而更多的则是那些赤裸裸叙述自己参与大屠杀的“阵中日记”，它们实在是无法想象的血腥与丑恶。当全世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读者阅读完我这部作品的时候，大家也许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善良、宽容、豁达的中国人会在77年后的今天，要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罹难者举行公祭——因为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历史。
因为——
它太沉重，太悲惨。它必须让所有的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