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左权同意后，朱德又专门去找刘志兰，开宗明义，首先介绍左权的革命经历、工作能力、为人处事等，又强调左权对她颇为倾心，而且“已经有点影响工作”了。刘志兰起先并没有答应，尽管她听过左权的军事报告，印象很深，也听同志们讲起过左权的赫赫威名，但她在婚姻问题上还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所以向朱德表示要考虑一下再说。朱老总说：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们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左副参谋长就等着你的回话。
“在朱老总和康妈妈诚恳的说合下，我爸爸妈妈终于走到了一起。他们年龄相差12岁，性格也不太一样，但志同道合，感情深厚，是革命夫妻。”左太北笑着说。
1939年4月16日，左权、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潞城县北村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除过彭德怀去冀南商谈解决国共摩擦问题而未归之外，朱德、杨尚昆、傅钟、陆定一、杨立三等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领导都前来祝贺，见证这对新人抗日烽火中结缘牵手的爱情传奇。
“爸爸留给我无价的财富”——在左太北眼里，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珍贵的了左太北是1940年5月27日出生的，她的降生，为左权、刘志兰带来无限的欣喜。但是，当时军务繁忙，左权在女儿出生几天后才赶往武乡县土和村八路军总部和平卫生院，将刘志兰母女接回此时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砖壁村。朱总司令将自己54岁生日时总部机关送的一块红色寿幛送给左权夫妇，作为孩子出生的礼物。刘志兰就用这块红布为女儿做了襁褓。彭德怀副总司令特地为小家伙起了名字，他对左权说：刘伯承师长的孩子叫刘太行，我看很有纪念意义啊！你的小女孩就叫左太北吧！
左太北很幸运，因为她是左权的女儿，所以也就成为八路军总部一朵骄艳的花朵，得到了众人的呵护。
“我没有妈妈漂亮，你瞧，像爸爸的地方多一些。”左太北指着一张“全家福”对我说。这是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40年8月。当时，百团大战已拉开序幕，考虑到随着战役的发展，总部会随时转战，孩子太小，母女俩随军转移会很不方便，也考虑到刘志兰生性要强，回延安后将孩子安排妥当，可以马上投入学习和工作，因此商定让她们母女回延安去。分别之际，左权专门请来了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不满百天的小太北幸福地躺在爸爸的臂弯里，左权、刘志兰并肩而立，开心地笑着。那是一个珍贵的瞬间。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全家福”后的分别，竟是她们母女与父亲的永诀。
现在留下来的左权的一些照片中，表情多为严肃状，一副威严的样子。只有这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左权抱着女儿，倚着爱人，笑得那样灿烂。这笑容，让太北温暖至今。
太北随母亲回到延安，左权在前线参与擘划部署抗击日寇的重大军事行动。然而，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妻子和女儿，在分别后直至牺牲的21个月中，给刘志兰写过12封家信，叙说思念之情。他惦着刘志兰能否妥善安排好孩子的事，如愿进入学校学习，担心她的身体恢复了没有；他记挂着小太北怕冷，冬天会不会冻坏手脚；他精心挑选花布捎去，让给太北做成漂亮的衣服；他盼着女儿快快长大，早点懂事，知道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人战斗着……一封封书信，读来感人至深，铁骨柔情，真爱永存！这些信当年托人辗转带往延安，历经风雨，除过一封被遗失外，有11封完整保存了下来。1982年刘志兰将它们转给左太北，并深情地告诉女儿：“你爸爸给我的信充满了和我们分别21个月里的想念之情，特别想念你，和担心我的身体和情绪。饱含着深厚的爱，和将来团聚的渴望。”“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就是遗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
“是的，”左太北说，“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最珍贵的宝物。”
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在反“扫荡”战斗中，为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同志的突围而壮烈殉国。小太北永远失去了父亲，天崩地裂般造成了巨大的人生空白和彻骨的伤痛。不过，当时她并不懂，因为她只有两岁。后来，她长大了，她渐渐懂得了父亲作为一名八路军高级将领，他的牺牲对国家和革命事业意味着什么，而这位将军作为丈夫和父亲，在短暂的家庭生活中流露出的至爱亲情，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左权将军家书》由左太北主编，于2002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左太北以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珍贵的遗产不尽的思念》作为“代前言”。她这样倾诉道：“爸爸，……这些年来，每当我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一想起您在那频繁战斗的环境里，仍然刻苦顽强地学习、不知疲倦地工作和英勇沉着地指挥作战的情形，我就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力量。”“爸爸，……您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不管如何困难复杂的任务，也不管如何艰苦险恶的环境，对于工作，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从不推辞，勇往直前。您在生活上艰苦朴实，同士兵一样吃穿，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您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足以为后人之楷模。”
我相信，这些烽火家书及其所折射出的精神，是左权留给女儿的“无价的财富”，也是左权留给祖国和人民的珍贵遗产。
“他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左太北心中，父亲已经成为永恒的星座左权的牺牲，当时在党内军内震动都很大。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等都撰文赋诗拟联，表示沉痛哀悼怀念之情，就连不动笔不动情的林彪，也写下一首长诗《悼左权同志》，以“凌霄”的笔名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历来评价左权将军的提法有：八路军的名将、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八路军优秀军事家之一，一个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八路军高级将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等等。可是，在左太北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
左权十分忠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赴国难，将个人一切利益甚至连生死都置之度外。他在1937年给慈母的信中说：“母亲，亡国灭种惨祸，面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就这样，左权从离家到殉国，整整17年没有回过家。1931年受王明“左”倾路线迫害，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10年蒙冤受屈，却未挫忠心报国之志，直至血洒疆场。他的母亲在1949年夏天才从四野南下部队来看望她的罗舜初口中得知，26年没见面的儿子早已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后来，老人家在请人代笔的文章中说：“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亦瞑目矣。”忠烈家风，让人肃然起敬。
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后，不仅得到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褒赞盛誉，而且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歌颂和怀念。1942年7月，他的牺牲地所在的山西省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建国初期，中央为避免突出个人，作出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地名的决定。1958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左权县归并和顺县。这个消息公布后，左权县一时群情激动，不能接受。幸福院里的45名老红军自发推举代表，带着粮票、路费到晋中地区、山西省委上访，最后到北京找到彭德怀，希望让中央收回成命。后来，朱德向毛泽东反映了此事，毛泽东说：“既然群众不愿改，那就还叫左权县吧。”1959年6月，和顺、左权两县分治，左权县名得以恢复。太行山区的人民群众代代传唱《左权将军》之歌。那质朴的歌词和旋律，已经深入人心。1946年在刚解放了的邯郸，毛泽东批准建立了以左权墓和左权纪念馆为中心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951年，毛泽东亲自前往陵园向烈士致哀。1987年，左权家乡湖南醴陵修建了左权将军纪念碑，新阳乡中学更名为“左权中学”。1988年，中央军委确定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在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3名军事家，左权名列其中。2005年左权百年诞辰之际，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纪念座谈会，缅怀左权将军，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领导人出席并讲话，对左权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深情地呼唤：“驱倭勇将今仍在，柳浪松涛唤左权！”
烈士的鲜血不应该白流，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层出不穷的民族英雄，需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左太北深有感触地说：“近些年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势下，日本国内右翼社会思潮却逐步蔓延，企图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等行径，掩盖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历史。历史不容歪曲，警钟必须长鸣！”
说这番话的时候，67岁的左太北全然没有一丝老态。我知道，她是左权的女儿。左权的精神像永恒的星座，在她的心空里久久地、久久地闪烁着……
§§§第5节狼牙山不朽的证言——访“五壮士”幸存者的救援人余药夫
我不曾瞻仰过狼牙山的风采，但我想它的身躯一定伟岸挺拔，它的容颜一定俊美秀丽，因为它熔铸进了狼牙山五壮士崇高的革命理想、英雄的不朽精神和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
结束采访一周了，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几次和家人、和同事交流过自己的感想。就在构思和起草这篇专访的时候，我仍然激动不已，脑海里浮现着抗日战争中那一幕幕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场面，耳边澎湃着《黄河大合唱》那撼动人心的激昂旋律，眼前飞扬着新中国那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
我愿把我的所闻所见、所学所思，诉诸文字，奉献给读者。
此次采访的缘起
1999年《党史文汇》第4期登载了湖南作者成新平写的《走近葛振林》一文，文章披露了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之一葛振林的晚年生活状况，歌颂了老英雄居功不自傲，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高尚情操。文章刊出三个月后，我们收到寄自河北师范大学的余药夫同志的来信。这是他第二次给本刊编辑部写信，第一封信曾于5月份寄出，由于地址有误而辗转了两个月又被退了回去。余药夫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充满感激地写道：“你们及时刊登了《走近葛振林》，对我的激励和鼓舞，催人泪下。”原来，余药夫从这篇文章中得悉葛振林最近身体不好，所以下决心立即去衡阳探望他。他们曾经六次会面，叙不尽当年军民鱼水深情和现如今反腐倡廉的话题。毕竟都岁数大了，这第七次见面也可能将是最后的一次呢。余药夫打定主意，让儿子陪着，于6月份从石家庄南下衡阳……葛振林喜出望外，余药夫如愿以偿，两位老英雄都知道是《党史文汇》促成他们的此次重聚。
衡阳归来，余药夫应葛振林故乡、中共河北省曲阳县委的邀请，专程赴曲阳，为县领导作了一次“学习五壮士精神，落实‘三个代表’”专题报告。他在给本刊的信中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你们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你们慧眼识珠，及时发出《走近葛振林》，传播了老英雄的先进思想，并把它与‘三个代表’结合了起来。”
余药夫的信充满激情，深深打动了我们。虽然文字不太顺畅，但给人强烈的印象是，这位老人在用“心”倾诉。作为党史期刊的记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循着新的线索、从新的角度去深入挖掘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的新史料，从而深入宣传五壮士忠于革命、忠于理想、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
于是，这次采访就是计划之中的事了。
救援幸存者的故事
1941年秋，日军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在反“扫荡”中，时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同志指挥了狼牙山之战。一分区的一团七连在胜利完成掩护团主力、地方党政机关和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群众共三四万人撤退的任务后，留下六班作为掩护，连主力沿狼牙山盘陀路向外突围。六班有五个人：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为了拖住敌人，五个战士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数百个敌人，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他们边战边向山顶攀登，利用险要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次打了下去，血战半日，毙敌50多人，黄昏时，终于弹尽路绝。他们开始时用石头还击敌人，最后砸断了步枪，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齐纵身跳下万丈深崖……
秋风萧萧，夕阳如血。天地为之动容。那天是9月25日，他们跳崖的地方叫棋盘坨。
跳崖后，马宝玉等三人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分别被山腰间的树杈挂住，幸免于难。后来经一位地方干部救援，得以生还。这位地方干部就是青年余药夫。过去，五壮士幸存者遇救的细节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86年才被披露于世。余药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了几十年前的那段往事：“我就是易县人，1941年我19岁，任晋察冀边区易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9月23日，县委召开‘反扫荡’紧急会议。24日，我奉命到狼牙山脚下向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当晚到会的同志没有分散，和衣而卧，拂晓听到敌人密集的枪炮声。情报得知，日寇3500余人已将狼牙山周围十来个沟口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决定向棋盘坨顶峰转移。突围中我与大家失散，而此时敌人已包抄过来，紧急时刻，我发现脚下的悬崖有一夹缝，便攀援葛藤，顺崖而下，侧身隐藏其中。敌人攻占山坳的狂笑声、叫骂声我都能听到。天黑之后，敌人退下山去，我忍着饥饿攀爬而上，在月色朦胧中发现有两个人影在前面缓慢移动……”
“他们是葛振林和宋学义吧？”我问。
“是的。两位英雄跳崖后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但伤得很重。葛振林苏醒后挣扎着爬上来，又帮助不远处的宋学义攀上崖头。他二人拄着棍子往棋盘坨古庙方向挪着，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发现了我。月色中他们看我穿着便衣，像个地方干部，便要求我帮助同行。我也辨清他们是两个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所以就上前搀扶着他们。山路崎岖不平，特别难走，稍不留心就有滚落山谷的危险。我们三人走走停停，摸到‘欢喜台’，经过‘饮虎池’，到了‘棋盘石’，最后终于到了棋盘坨山腰的古庙。”
“后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