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劲儿过去后，陪聊渐渐变得无聊起来。我总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面对那么多的无休无止的全方位骚扰，那些骚扰包括来自电话、面对面说话、轻佻的动作和色情物品等，为了一个“色”字，有很多体面的男女在我们面前进行了种种表演，如认干女儿或干儿子、买房子或贵重饰品、办理出国、当小公司或部门经理，等等，而出自这些客户口中的故事也是花样挺多，但都和流行杂志上抄下来的差不多，让人恶心透了。
在水莲身上发生的事让上述一切都失去了诉说的必要。
水莲陪聊的目的显然和我们不一样。在认识水莲的最初几天内，我和程皓在私下里交流意见时，都认为水莲是一个神秘的人物。我们俩都穿不起真正的名牌，但也不傻，都知道名牌长什么样。我们都穿着中档商店里买到的伪名牌服饰，从头到脚概莫能外。我们曾一并以为水莲身上的东西和我们也差不多，顶多是做工要精细一点。当水莲当着我们的面第一次拿出最新款最高档的手机时，我们彻底相信水莲身上那些和我们商标一样的服饰都来历不凡。我下意识地看了看程皓和我衣服上的商标，顿时感到它们和水莲的商标每天面对，是一种无言的羞辱，真想把它们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去。
自那以后，我和程皓都不约而同地，很少再穿那些和水莲的衣服标志一样的衣服，而开始穿起了地地道道的百姓服饰，当然价格也不菲，而且舒服、好看、耐穿，就算是回归了自我心灵的本色，好像羞红了脸钻了一个狗洞却来到桃花源里一样。面对水莲，我们不得不以此来平衡各自的心情。
水莲似乎对我们的变化毫无察觉，和我们稍稍熟悉了点，她就开始常常请我们吃饭。她不想让王姨知道，她对王姨不感兴趣，认为她是那种家长里短的妇女，拿着针眼想套骆驼的小市民。水莲有时候也开着车，她居然有车！这让我和程皓再一次吃惊非小。但她一再声明她不喜欢在城市的马路上开车，她说，在等待的烦躁中她很可能冲一群人撞了过去。她觉得打的很合适，只要没有急事，可以在车里看杂志、吃冰激凌或者和男孩子拥吻。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她已经不自觉地说起她身上的条条缕缕的漫游经历，哪件是从香港捎回来的啦，哪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啦，哪件是在大连服装博览会上得到的啦，说得我一阵阵脸红心跳。但是我和程皓都没有问过价格，自然有人要问价格，这个任务总是由王姨来完成。我带着一肚子的嫉妒听着那些让人咋舌的价码。事后，学过工程物理学的程皓趴在桌子上，开始进行一种精细而伤心的计算，算来算去，原来水莲搭在肩膀上的两根带子就值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我碰碰程皓的手，对他说：
“程皓，你不必太在意这些。”
程皓严肃地说：“婷婷，我不会让我的家人跟我过苦日子。”
我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说：“所以，有些问题，咱们现在不谈，好吗？”
程皓说：“我知道。”
“可水莲为什么要干陪聊呢？”然后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也许，这才是两个穷人共同的问题。
我和程皓是为了钱，在程皓老家，几乎是每到初夏，旱情马上就来，庄稼地里就和刚刚地震过一样，裂着七拐八弯的一指宽的缝子，所有的庄稼都被它“嗖”地吸进去一样，农民们就这样失去了土地。我家要好得多，我爸爸是医生，不多言语，色厉内在，我妈妈是教师，心肠软到让学生家长拖住说话却误了给我做午饭。我的性格中大概也有软弱的一面，考医科大学就是家里人的主意，但我选择了心理医学系之后，我爸爸还是老大的不痛快。就像一个刚学会数数的。
陪聊的收入对于我和程皓来讲，都有一种夜半发横财的感觉。在第一次得到客户超过三百元的小费时，我打的回家后把自己关在屋里偷着乐，趁着父母还没有回家，我仰躺在床上一次又一次地数着“1、2、3”就像一个刚学会数数的幼儿一样。我原本以为，用这样的方式挣钱，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内疚感，可是金钱以它奇怪的魔力形成了一种障眼法，在刹那之间使我的生活困居于帷幔之间，不去想那主流社会对我们是否能够温柔和宽容。
暗暗地，我开始为自己的这种转变感到震惊，于是我又想程皓在拿到钱时的动作和感觉，一个清俊的男孩子，一个见到钱时眼里冒着贼光的男陪聊，一个家里有三双手都向他伸手要钱的人民群众，他的状态一定也好不到哪去。想到这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好受了许多。紧接着，在我母亲开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是一种近乎恶毒的想法，根植于传统的像蛇一样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再一次侵蚀了我的思想，我们虽然都是挣了一笔钱，但我的想法和在赌场输了钱无可奈何时，终于要找到一个比自己输得更多的人用来自慰毫无差别。
母亲回来后，我从我的房间里突然扑出来抱住她，把她着实吓了一大跳。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我并没有太多类似的举动，母亲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嘴里嚷着：“穷高兴什么？”
我便轻轻地在她耳边说：“这年头，穷了能高兴吗！”
这句话又把母亲吓了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