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也有人评价王石放弃万科的个人股是“高尚”，王石对此明显有自己的看法。2003年他对媒体公开表示，“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和道德高低没有关系，我自己选择了做一个经营者。经营者当然只是领取报酬，像我，一年的工资不过也就几十万。很多人认为这不可思议，认为太低了，感觉我至少应该挣三四百万吧，现在房地产业不是有年薪700万的总经理吗？王石再少总应该有300万吧！还有人说王石这个人高尚，他不是为了钱。我认为这两点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董事长，而且是长时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只是1999年以后才把总经理辞掉的。如果我高尚的话，我能要求下面都高尚吗？也就是说如果我用高尚来经营企业的话，那企业就形不成核心竞争力了。你不能把一种高尚的行为作为一种核心竞争力，因为资本的运转有它的规律。”①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石如下的解释了：“从经营的角度来看，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也就是工资的成本是不低的……问题是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我要500万的话，下面人至少也得300万吧，不可能我500万他40万，这样没法合作。而且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能相比，所以我认为我现在的工资，包括整个万科的工资体系不是低，而是中等偏上。”
不管自己或其他外人如何看待“主动放弃个人股”，以及把自己定义为“职业经理人”，毕竟是王石把一个原始资本为零的企业发展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而他发起的万科职业经理人制度更是培养了一大批房地产专业人才，主导着当今楼市的市场动态。就像我们在引子里所说，王石之于万科，就像张瑞敏之于海尔一样不可替代。
因此，王石本人被业内公认为“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万科也确立了全面培养职业经理人的人才战略思路。
这也是后话。
3．走在“圈钱游戏”之外
“圈钱游戏”之说也许不太确切，但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位，以及追求规范化运作的王石来说，还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过部分交待，万科在开始发行股票时，市场可谓冷清，而整个中国的股市只能用“胎儿”来形容。这种状况令人不安。于是，“政府救市”便成为当时股市的重大利好了。到了1992年8月9日，中国股市终于火山爆发——深圳发行的500万新股认购抽签表，就吸引了全国近百万投资者南下排队认购。其中数十万一无所获的股民群情激愤，最终于8月10日演变为震惊中外的“8·10风波”，进而导致了深圳市长郑良玉的辞职和中国证监会的成立。
于是，业内人士多有指称，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股份制企业，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道路，各有各的命运。至于其时的股份制改造、上市发行等企业活动，则被金融界人士称为“一种公开的‘圈钱游戏’”。
在那个时候，有许多被改造的股份制企业成为人们所说的“翻牌”公司，不但没有从低效运作中解脱出来，反而成为一种圈钱工具。特别是一些企业领导人的不断假借股份制改造之名，最终造就了今天人们不断垢病中国股市的“原罪”。
如20世纪80年代，原野公司与万科同为深圳股份制的急先锋，但却走了一条与万科完全相反的道路。原野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曾以“150万元起步，两年净资产增长60倍”的神话名噪一时，上市后更被奉为“股王”。舆论界有声音说，“这是一个比万科更辉煌、更有噱头的企业”。
对比原野和万科不难发现，成立之初的原野国有资本绝对控股，占有60%股份。而后来的情况披露，港商及两位个人股东的资本都是由两家国有企业垫付的，是虚拟的股东。到了1989年4月，准备上市的原野股份结构已经面目全非，港商占据98.6%股份，国有企业也只剩一家，股份仅余1.4%。原野“在政策空隙中展开精心的‘寻租’活动，借股份制之名，通过官商交易实现了资本大转移和原始积累”。这期间，始终操控全局的原野董事长彭建东也适时地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
1992年7月，原野事发，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停牌，第二年重组更名为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但抓捕后的彭建东也只能做个“驱逐出境”处理了。类似与原野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在少数。
王石似乎是个例外，在这种“圈钱游戏”面前保持了自己的理性和冷静，选择了这种“圈钱游戏”的界外。
人们常说，做企业如同做人。与类似原野的企业相比，万科与它们的区别，其实就是企业领导人之间的差别。这也许是万科20年屡屡探险，却能始终进退自如、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吧。
至于王石在自己传记中所讲述的一位“股市先生”——朱焕良，就更能为王石的职业经理人身份进行注脚了。
据王石讲述，此人1991年出任万科董事，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个人股东代表，擅长在股市翻云覆雨，曾参与2002年中国股市第一大案“中科创业案”，一度声名大噪。王石在回忆中说，牛焕良曾允诺三七分成，邀请他联手炒作万科股票，但遭拒。
而笔者认为，最近发生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更能对王石职业经理人身份做出有效注脚，即广受关注的“万科股票”事件。
2007年7月6日，王石妻子王江穗的代理人在低点买入46900股万科A股，引发股市轩然大波。7月20日，远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在新浪博客发表《作为万科董事长，深表歉意》一文。随即，引来近39万人次阅读，评论长达3009条。而王石自知其一言一行的分量，1400字的文章连用了六处“道歉”和“歉意”。
无论如何，王石维护自己第一“职业经理人”的诚意已然显现。
4．“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
职业经理人的转变，使王石比富豪多了一些透明度和自由。同时，他也使自己丧失了成为暴发户的可能性。
在如今以财富论英雄的时代，每一个企业家无疑都如同财富的代名词，王石也不能例外。然而，“无奈的中产者”却被舆论送给了中国地产的风云人物王石。即使是在最近几年，诸如以财富多少排名的“胡润财富榜”、“福布斯财富榜”中，也很少能见到王石处于什么位置。
在最近的一年中，当王石的同行们——如碧桂园杨惠妍、世茂集团许荣茂、复星国际郭广昌、富力集团张力、SOHO中国张欣、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卢志强等，都被宣布进入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前10位时，王石的个人财富依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与万科企业的如日中天反差颇大。
如此这番给了外界太多的想像空间。面对种种疑惑，王石不得不多次主动向公众解释，并公布了自己的个人财产。前文已有交待，2003年前的王石个人财富约700万元，其中他个人的年薪为60万元。目前，虽然相应的股权激励方案获得了通过，王石的年薪早已增加了许多，但仍然与具有相似背景的企业家们不可同日而语。这在中国企业家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究其原因，本书前文提到过的王石放弃自己万科个人股份，可算是一大因素。
仅举一例：2007年10月31日，万科A股几乎涨停，股价38.93元，市值2675.27亿元。王石持股993835股，这意味着，这天他的股票市值超过3800万。一天之内，他的财富增加了300多万。同年8月，《中国企业家》发表《王石该不该拿7000万年收入》一文，预计2007年王石的全年薪酬有望总额突破7000万元。该文作者预言，王石有望成为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后的第一个最富豪级的职业经理人。
然而，正是前文中所说的顾虑，王石毕竟还是放弃了自己个人股份的权利，也使他今日虽贵以“中国第一地产”掌门人，却没能跻身任何版本的中国富豪榜。
有必要重复一段王石说的话：“我个人来说，因为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是通过万科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所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我只想当后者。”这是王石后来面对众人疑惑时所作的一个补充性解释。
也有业内人士给王石当初的举动给出了如下的一些理由：
一是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认为管理层持股（即一度纷纷嚷嚷的MBO），在当时事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危险的“雷区”。再加上王石已经因为股份制改造同特发公司闹得很僵，不授人以柄，采取保守的立场，未尝不是王石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二是来自万科内部的阻力。也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部分职工对股份制改造的抵触。
三是王石个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的意义所在。
也有的媒体如此评价：“在选择第一种模式创业和选择放弃股权，他显然还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当年在国营背景下创业，是因为国营企业控制的资源是私营企业无法比拟的，个人价值必须附之于其上，才能有大的空间可发挥；而第二次放弃，王石的想法除了自我人生的定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何可以把万科做得更大。”
后来，王石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有钱和赚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如此看来，恐惧自己成为暴发户，节约、克制就成为王石金钱观里较私密的一部分了。而王石的好友、京城房地产大亨冯仑也说：王石是被逼出来的圣人。
对金钱的必要放弃，或许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对一个想做大事的人尤其必要吧。
笔者在此则想借用另一段业内人士的文字：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我们拥有这个世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在王石身上，这种对比显得尤其强烈。这20年时间里，他花了大部分时间，去争取和创造一个好的制度，以改善生存环境；他几乎是只身创立万科，而他仅仅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可以让人感到安慰的是，2004年5月，《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4）》公布的数字显示，在“上市公司董事长持股市值”排名中，王石榜上有名，持有万科A股182.5432万元，远高于该类排名的平均数83.5万元。
人们有理由欣喜“职业经理人”的如此规则，我们也有必要祝福王石！
三体制内股份再造
一切发展中的问题都可归于“体制”二字。任何单一的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都较不过将两种体制有机结合的企业，万科也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不过，股改后经历过第一轮扩张后的万科，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拥有55家附属及联营公司，业务遍布数十个行业和全国各地，且正挟资金优势，攻城略地，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但从公众和市场中抛来的种种疑问和担心，却使得已是公众企业的万科及王石本人，感到了某种巨大的无形压力。
用王石的话说：他和万科又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生死路口。另一场体制内的再造似乎不可避免。
1．君安“资本狂人”
1994年的万科迎来了自己的十周岁，本来值得庆祝的事情却无法令王石及其团队高兴起来。
外部方面，深圳在遭遇了“股灾”和高速发展的周期性停顿之后，表面上虽然一切仍旧看似寻常，但每一个涉足经济运营的人都能感受到，一场调整和重新洗牌的巨大潜流已经在暗中涌动；而在内部，除了上文所说的问题之外，一场更深层次的考验正在向王石袭来。十年跋涉后的万科和王石，将不得不再次面对一场生死之争。
这场所谓生死之争的另一主角是张国庆，有必要在此先了解其背景。本书综合王石自己的传记和《证券日报》所登载的相关资料，整理出如下内容。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曾有一家名震一时的证券商——君安，张国庆就是它的主要创始人，被称为“君安教父”。
张国庆原系深圳人行金管处处长、深圳证券领导小组组长，是一位锋芒毕露的少壮派，强硬作风在业界无人不知。深圳1992年“8·10”股灾后，深圳原市长被调离特区，迫于压力，具体操办证券业务的张国庆离开人民银行，下海创建君安证券，很快便声名鹊起。
据说，张国庆个人最辉煌的时期，也正是君安驰骋中国资本市场之时。当时《证券法》尚末出台，券商可以恣意纵横，将游戏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比如操纵股价。而在深圳股市，张国庆俨然一方独大。
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共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首发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人民币。万科就是其中之一。到1997年底，君安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名列全国第一。
王石在自己的文字中还透露过一个细节：君安曾经帮助万科的一个股东出售过一部分的法人股，法人股的销售在当时是明文禁止的，必须经最高证券管理机构批准才可能“例外执行”，张国庆竟能搞定，可见法眼通天。
而一些内部资料显示，君安的经营理念自始至终以“做人”为宗旨，注重培养具备个性的投资管理人才。1996年开始，君安中层以上轮流脱产培训英语，而后陆续被派至华尔街金融机构进修。君安操盘理念也因此出类拔萃，被称为“麾下二千三百员将帅，个个能征善战”，以至于君安一度被称为中国证券业的“黄埔军校”。
君安出事的直接原因是张国庆及君安的几个高层试图通过MBO（ManagementBuy-out）——经营层股权回购——的方式将君安私营化，也就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操作，将君安“装入自己的口袋”。1998年7月，审计结果查明，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12.3亿元左右，张获得君安约77%的权益。
最终有关部门认定，张国庆涉嫌“侵吞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1998年9月，张因“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获刑四年。
如今，业内人士公认，张国庆已由当年的斗士转身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勇士”。
2．祸起体制“萧墙”
就是这位证券业内的“斗士”，让王石体味到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之味。
王石自己也许都没有想到，他和万科所要面对的众多挑战中，被视为自己体制内的君安张国庆会是最为直接的一个，而且直指他和万科的致命软肋。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君万之争”。不管有多少种“君万之争”的版本，笔者认为，如下的过程还是较为客观可信的。
1994年3月30日，是王石和万科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君万之争”爆发。
是日下午，君安证券在深圳阳光酒店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代表委托的四家股东——深圳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海南证券公司、香港俊山投资有限公司和创益投资有限公司发起《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这四家公司共持有万科总股份的1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