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在行政权力的指挥棒下，跑部钱进的风气污染大学的学术殿堂，全国各高校为了迎合上级口味的学术造假已经成为学术圈潜规则。偶尔被曝光一两例，往往都是被其他学校甚至国外的同行所揭发，而刚一披露，就会很快被这些学校的“运作能力”所捂住。但交大难能可贵的是，两年多来，这几位坚持举报的教授并没有“被和谐”，领导想做工作，当和事佬，居然也搞不定。
这就是我感到高兴的原因，它说明交大的传统没有丢！
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听说母校出了这档子丑闻以后，在多次校务会上，都有教授和院长系主任们，批评校长书记。
我所感受到的交大最宝贵的传统就是教授可以“骂校长”，我读大学的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心目中的大学就该是这个样子。我知道经常有教授对学校的管理提出很尖锐的意见，搞得校长书记很难堪。
交大不仅教授可以“骂校长”，我一个学生干部，也可以对学校提意见。当年我年轻气盛，一个人直接跑到行政楼，敲门就进去找校长书记提意见，现在看来我当年的那些意见水平真是不高，不过校长书记们一点儿也没怪我没大没小。
我最激烈的一次“骂校长”，是我已经毕业准备离校的那个暑期。那年交大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不好，搞了一次大规模罢餐事件，我听到这件事，也挺高兴，罢餐可能形式过激了一点儿，但至少说明母校的师弟师妹们有一种民主意识。不想这事被定性为不稳定因素，学校居然把几个带头的同学给处分了。
那天晚上，大概是10点，我给当时的校长徐通模家里打电话，我一打过去，问“是徐校长么”，那边说“是”，徐校长是认识我的，我接下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我说的最尖锐的话，大概是，“你们这么搞，把交大的脸都丢光了”。我之所以当时这么气愤，也是出于我对学校的感情，觉得交大搞出这样的事情，也有损我们毕业生的脸面。我当时也并没有想到我是在批评一个“副部级校长”。不过让我事后有些感动的是，徐校长在电话那头，耐心听完我一顿骂，居然承认学校处置失当，语气还有几分惭愧。
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我才感到这些细节的可贵。这些年来，中国高校的行政化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学办得如同衙门。而且很多人身在其中还并不自觉。我认识一位老师也是知名教授，在北京一所全国著名的高校任教，一次和我聊到，他有一项计划，想找分管副校长交流一下，结果约了一个月，副校长居然都还没时间，他倒是很体谅，“现在校领导实在是太忙了。”我简直不可思议，天底下就校长忙？大学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后来我询问其他一些学校的教授，大家都觉得不奇怪，各个大学都是这个样子，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官僚气重。现在学校里，教授见了校长都是毕恭毕敬，校长有个什么指示，谁敢不遵从。
由此看来，还是母校让我觉得比较舒服，那几个给学校捅娄子的老教授值得敬佩。最好其他老师同学也要向他们学习，发扬较真儿的精神，不唯上，只唯真，如果还有什么脏事儿，再捅出几个来才好。没有激浊扬清的正气，还叫大学么？
只要这种作风还保留，交大就依然还是一所无愧于其使命的学术殿堂。
让我怎能不爱她？
（2010年）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待遇低吗？
如今有一些学者都在写文章怀念民国时期，讲那时候做一个知识分子收入有多高，能住洋楼，能请几个老妈子，出门有车夫，颇有世风不古之感。实事求是地讲，民国时知识分子地位确实是高。鲁迅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的经济活动，让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略窥一二。虽然很多人都在争论鲁迅是不是巨富，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工资水平比今天的普通大学教授高了不知多少倍。鲁迅当年买下北京的三进大院，只花了十几个月的工资，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但我认为，如今中国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也就符合市场规律，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在民国时期，知识是稀缺资源，供给不足，而且获得知识的成本也很高，工资水平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比如胡适，一回国就当了北大的教授，工资也发得很多，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因为当时“海归”很少，出国很困难。且不说别的，去美国光坐船就要一个月左右。其实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文革”的影响，知识阶层也还是稀缺的。那时候就是从国外读个硕士回来，评个教授也不是很困难。
而现在市场已经饱和了，每年都有大批海归归来，带着博士学位的也不在少数。再加上中国本土每年还产几十万博士，大家都争着往大学里挤，而大学就这么多，自然是供大于求。且不说教授了，要当个助教都很困难，队伍排得老长。如果把胡适放到今天的大学，要评个讲师估计也很困难。所以说教授工资水平的下降，跟市场规律是相吻合的。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知识分子的收入都是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在中国，除了市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西方社会里，最优秀的学生都去经商，其次是做学问，再次才去当公务员；而中国是完全颠倒的，最优秀的学生去考公务员，其次往学校里挤，最差的只好去经商。大学市场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高福利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许多大学教授享受着跟实际贡献不相称的福利，还怨声载道；而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要进学校却很困难。这些教授其实是跟中石油和中石化一样，成了垄断的受益者。
所以说，如今有人在酸溜溜地怀念民国教授的高收入，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现象。甚至我觉得大学教授的工资应该再低一点，能保证他们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就足够了。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英国女王在参观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时，发现任天文台台长的天文学家詹姆·布拉德莱的工资很低，表示要提高他的工资。布拉德莱得悉此事后，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说，如果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天文台来工作的人，将不会是天文学家了。由此看来，低一点的工资，反而可以促进学术的进步。而在中国，有些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年收入都达到上百万了，学术反而乏善可陈。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横向对比来看，知识分子的工资也不应该太高。比如在美国，很多人就认为，淘大粪的工人应该比大学教授工资高。因为淘大粪是一种辛苦的工作，没人愿意干，而知识分子则可以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很多乐趣，很多人都愿意干。既然大家都愿意当教授而不愿意淘大粪，那为什么还要给教授更高的工资呢？今天很多学者只知道叨念民国教授工资有多高，却没有看到中国的淘粪工人比美国的淘粪工人工资低多少。
在美国，一个开垃圾车的，一个开大货车的，或者一个修下水道的，年薪十几万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享受很好的职业保障，依靠工会组织的保障，工作非常稳定，相当于我们说的终身教授，他们个个都是终身司机，终身管子工。
所以，如果将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系，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工资不是低了，反而是高了。我经常在说，社会转型会让知识分子有更广阔的空间，但如果你理解的未来是会让知识分子有收入意义上更好的待遇，那我敢掏空我的钱包和你打赌，这种期望绝对错了。
（2012年）
兄弟我当年
一位朋友前几天刚见了蒯大富，跟我说，受不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之后省略三千字）。
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显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所以钱钟书笔下的妙人，总爱说“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
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陕西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的出国经历，却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都显出无比崇拜的表情。今天这些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难道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中国有七亿农民，教授才有多少啊？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记得上个世纪末，社会风气不是这样，那时候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的时候”，“兄弟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为什么这些年气氛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他有本书，大概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稔熟，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
当年改革开放刚刚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我听过现在大学里的不少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十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做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等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现在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人来自城市，中上收入的家庭，受很好的教育，一边上大学一边读新东方，大学一毕业就去国外读研究所，这几年这批人回国求职了。
现在“海归”这个词就让我想起巴西龟。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所以现在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每一个学历背景都挺不错。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另一套让别人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
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新海归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终于承认不服不行，大哥就是大哥。
这并不是指在教授中有这个现象，所谓社会科学，就是你要认识到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那个著名的段子，陈丹青听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平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陈后来才明白，刘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