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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太阳底下无新事(4)

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有多么在乎。

电影《甘地传》里有这样的镜头,尼赫鲁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甘地进食。甘地的态度是,如果同胞们还在相互仇杀,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毫无意义。

当老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印度时,奇迹降临了,整个国家终于从亢奋和仇恨中安静下来,六天后,印、穆、锡克三个教派的代表都承诺放弃暴力,甘地才结束了绝食。

就在这之后不久的1月30号,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晚祷会,祈祷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尊重。这时,一个装作来行礼的人,掏出枪顶住甘地的心口连开三枪。这个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随者,并为独立运动蹲过监狱,后来认为甘地出卖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时候发出像是感慨的最后叹息:“神啊!”

今天很多人从甘地的言行思想轨迹中,会发现他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是,正是这样一个卡利斯玛型的领袖,很多次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冲向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洪流;以他个人的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比中国更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在人类追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上,会记下他的成就、遗憾和他的无奈。

主要参考资料(感谢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研究便利):

《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著;杜危、吴耀宗合译,亦凡书库(Yifan.net)。

《甘地与印度》GianniSofri著;李阳译,香港三联书店,2006年。

《甘地传》徐有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

《InSearchofGandhi:EssaysandReflections》B.R.Nanda.OxfordUniversityPress,2004.

《IndiaafterGandhi:theHistoryoftheWorld,sLargestDemocracy》RamachandraGuha,NewYork:Ecco,c2007.

《MahatmaGandhiandHisMythsCivilDisobedience,Nonviolence,andSatyagrahaintheRealWorld》MarkShepard,ShepardPublications,LosAngeles,2002.

《TheLifeofMahatmaGandhi》LouisFischer,BharatiyaVidyaBhavan,1990.

《Gandhi:aPoliticalandSpiritualLife》KathrynTidrick,London;NewYork:I.B.Tauris;NewYork:DistributedintheUSAbyPalgraveMacmillan,2006.

《Gandhi:BehindtheMaskofDivinity》G.B.Singh,PrometheusBooks,2004.

(2008年)

从“乞丐圣人”到“流氓地主”

武训毫无疑问是中国公益史上的一个伟人:平民教育的倡导者,兴办义学。历朝历代,凡是重视教育的对武训都非常推崇,尊其为“武圣人”。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到了民国时期,为纪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武训祠。连韩复榘也尊敬武训,为纪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

1951年,武训却受到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强烈批判。在“文革”中,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竟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到底是什么原因能使社会对一个今天看来完全不是坏人的人产生这么强烈的仇恨呢?

毛泽东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观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建国之前,武训在历朝历代都是受到政府褒奖的。无论是清末的光绪皇帝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哪怕是军阀,对武训都非常尊敬。以毛泽东的观点来看,武训受到了封建政府和反动政府的拥护,那我们肯定是要反对的了。而且历史上武训为了兴办义学,和各方面的官员都保持了良好的接触。武训的第一所义学,是在当地一个举人的帮助下建成的。当他的事业做大了之后,山东巡抚知道了他的事迹,进而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最后连光绪皇帝都知道他了,并对他加以表扬,而且钦赐他一件黄马褂,作为对他的肯定。放到现在,这就相当于得到了政协委员这类的荣誉称号。所以说,武训这是阶级立场不够坚定,卖身投靠统治阶级。这在革命者的眼中更是罪加一等。

周扬1954年有个讲话批判《武训传》:“它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实际就是宣传对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而对人民斗争的正确的历史道路则作了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这些罪名还都是比较意识形态化的罪名。毛泽东在决定要批判武训的时候,派老婆江青带着一队人马跑到武训的家乡聊城,专门搜集武训的罪状,搞了个《武训历史调查记》。江青做了大概20天的田野调查,有了重大发现,说武训有一条重要的罪名是他放高利贷,因此武训就是一个打着劳动人民旗号的地主资产阶级,并进而定性“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以我们今天的理解,这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丑化武训的形象,刻意捏造事实。但我们看《清史稿》里记载武训“以所得钱寄富家权子母”,如果按江青那个时代的标准,说武训是资产阶级其实并不过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武训就是一个苦哈哈的乞丐,是一个代表社会底层人民的可怜形象。确实,他的人生起点很低,是靠乞讨起家。但有一个历史事实很多人没注意到,而这个恰恰非常重要:在武训开始办他的第一所义学的时候,他就拥有了当地230多亩良田和几千贯铜钱。这说明他在当时已经是个很有钱的人了。在今天看来,说他属于富裕的地主阶层毫不为过。那么他是靠什么手段攒下了这么一大笔家业呢?

武训是苦孩子出身,原来连名字都没有,别人就叫他武七。他的第一桶金,毫无疑问是靠乞讨得来的。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而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他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在行乞的同时,他还捡收破烂、绩麻缠线,边绩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还经常给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当给人家推磨拉碾时,就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以获谢礼;表演竖鼎、打车轮、学蝎子爬、给人做马骑等,甚至吃蛇蝎、吞砖瓦,以取赏钱;将自己的发辫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以兑换金钱和招徕施舍。到了1868年,也就是10年间,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一吊钱就是一千文,在清代中晚期大约相当于不到一两银子,光绪年间按粮食价格折算,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这大约4万元,就是武训的第一桶金。在当时的经济水平下,武七也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万元户的水平了。

在当时靠这些钱,可以让武七过上足够温饱的日子,但要兴一所像样的义学是远远不够的。这就牵涉到武训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另一面,那就是他杰出的商业才能和投资天赋。他懂得投资学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把钱藏到罐子里,埋在地下,钱就永远是那么多;只有把钱用来投资,才能让资本升值。虽然武训目不识丁,没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无师自通的商业天才,甚至以今天的眼光看,说他是投资家也毫不为过。所以江青说武训放高利贷,其实他就是在搞投资。

到了1886年,武七已置良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才决定创建义学。到了1888年,他才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成他的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在此之后,他的名声传扬开来,以后才有了士绅和官府的资助。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自己捐银200两,并赐他名为武训。

也就是说从1868年到1886年这18年间,他的资产大约增值了20多倍,完全是靠他自己的经营。在这18年间,武训取得的年度回报率大约在18%左右。这个大字都不识的乞丐的投资业绩居然完全可以和巴菲特媲美。

武训不仅懂得投资的必要性,而且他也是个投资天才。他在社会底层的摸爬滚打中,练就了非常敏锐的投资眼光。今天,我们有股票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种投资途径,但在当时的中国,投资的途径非常少。那武训是怎么进行他的投资的呢?

“股神”巴菲特说他投资的全部秘诀就在于坚持价值投资,也就是选择时机投自己懂得而且信得过的东西。而武训真可谓是巴菲特的知音,他也是这么干的。武训作为一个不识字的乞丐,了解最多的又是什么呢?首先,他经常走街串巷,了解哪家人最近缺钱花,需要卖地,而哪里的土地位置和质量又比较好。所以他就在比较恰当的时机,吃进优良土地资产,买地置业。这就和今天温州商人炒房是一个性质。第二,他经常外出乞讨,见的人多,消息也比较丰富。于是他就找一些比自己商业能力更强的人,并从多方面了解这个人的为人和口碑。如果这个人符合要求,那就把钱投给他,然后拿分红。这就相当于今天的股权融资和风投。这样,武训把最初通过乞讨得来的钱越盘越大,最后成了很有经济实力的人。

虽然武训有杰出的投资眼光,但他投资的成功也依赖于他的不断努力。据历史记载,有一次他去求当地一个姓杨的举人说,您是非常有声望的士绅,而且办事靠谱,我能不能把我的钱投到您这里,挣了钱我拿分红?虽然史料没有明说,但我们大概也能估计出来,这个举人也是一位投资有方的成功人士。一开始,举人说你一个要饭的,我拿你的钱,有损我的声誉,就不理他。这就相当于今天煤老板挣了些钱,想搞一搞高科技企业的股权投资,但人家看不上。这种情况下,武训就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在举人家门口跪了两天两夜,要求见面交谈。举人被他的诚意感动,请他进屋详谈。武训说,钱就像母鸡和鸡蛋一样,是能不断繁衍的。钱放在我这里,就一直是这么多了,但放到您这儿,就能再生出钱来。所以我想把母鸡放到您这儿,请您帮着下蛋。话虽如此,但两人素昧平生,人家凭什么就帮你理财呢?武训又进一步打动他说,我搞投资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孩子们能上得起学。我身份低微,要那么多钱也没用,只是希望孩子们能读上书,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一交流,举人发现这乞丐虽然不识字,但还挺有见识,况且又是为了兴办义学,就答应帮他理财。而且他懂得分散投资,以分散风险,据说“积30人”,也就是投资了30家。他简直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金融机构来运作。

武训的成功不仅在于会投资,而且在于他具有品牌营销意识。

如今互联网上微博兴起,一大批非常具有营销色彩的事件也随之出现。比如有人拿牛车拉奔驰,以此来嘲讽奔驰车质量不好。还有一个女同志,只穿了一件比基尼上街,并举牌子写着“要加薪”。这些事都在微博上引起轰动。这些人的目的在于把个人诉求变成营销事件吸引眼球,以此引发观众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使诉求得到满足。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挖空心思地想怎样营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同样,公益事业也需要推广和营销,以增加公众的认知度,“希望工程”当时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和徐永光找了个楚楚可怜的大眼睛小女孩做代言有关。

营销最大的秘诀在哪里?今天的MBA教科书已经将它写了出来,就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让别人一看你这东西就觉得特别,有什么事儿一下就想到你,就这么简单。武训从没上过MBA培训班,但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营销的秘诀。我们看到武训后来已经非常有钱,但他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乞丐,向大家募捐,这就是慈善营销。如果他穿着绫罗绸缎坐着八抬大轿去跟人说,哎,捐点钱吧。别人可能就不愿意。这样的营销手段使得他能在慈善界鹤立鸡群,让很多人都愿意捐钱给他,甚至巡抚和皇帝都要捐钱给他。全中国人都知道有武训这么一个人,为了兴办义学整天乞讨要饭。全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这样他的营销就成功了。

如果武训缺乏商业才能,仅仅是一个乞丐,靠乞讨所得的一点点钱资助孩子上学,那他最多就是一个好人,不可能做成这么大的事业。有媒体报道说,天津的白芳礼老人,靠骑三轮车挣的钱资助穷孩子读大学,20年间他前后捐了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孩子,让人感动不已;还有媒体报道,山东烟台89岁贫穷老人刘盛兰,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甚至连馒头都舍不得买,却慷慨地将所有钱财捐给全国各地的贫困学子,最多时同时捐助50个学生。他们都被称为“当代武训”。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精神和武训同等可贵,但他们的才干远不如武训,因为他们缺乏武训那样的商业精神和商业天赋。

在武训的时代,我相信各地也都有乐善好施的人,中国民间一直有造福桑梓的传统,与武训有类似的情怀,愿意资助学生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只有武训能够做大做强呢?这在于武训是将“兴办义学”当做一项事业来干,所以他要投资,要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要让钱生钱,利滚利,要做品牌营销,使得事业本身能够不断发展。同时一个不识字的人能使有文化、有知识、有声望的人愿意为他工作,到他的义学当老师,说明他不仅有人格魅力,而且有组织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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