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如何处置这些军事间谍，东北军屯垦军第三团召开了连长以上军官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大家认为中国是个弱国，外交上软弱无力，不敢与日本抗衡。如果把中村等人押赴沈阳，恃强凌弱的日本当局不但会无罪释放中村，还会反咬一口，要求中国赔礼道歉，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为此，激于民族义愤，军官们一致主张将中村等人秘密处死。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4人用马车拉到后山处死。为防事情张扬出去，造成被动局面，爱国官军们把中村等的尸体火化，骨灰扬撒，还将马匹杀死，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李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等外，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
关东军得知中村失踪之后，开始四处寻找中村的下落。他们到达佘公馆时，当地的一个蒙奸向日本告密请赏。随后，一只由中国士兵典当的中村所戴的手表也在一家当铺内发现，当即被日本人买去。日本当局掌握了中村等人被处决的真相之后，借机挑起事端，掀起了新的侵华高潮。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向"满铁"副总裁江口定条发出《关于搜寻中村大尉事件》的信，提出关东军将就中村事件与奉天军警当局进行交涉，必要时可动用武力。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遂提出利用中村事件扩大事端，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意见。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名义，公布了中村震太郎等被杀的经过，却有意隐瞒了中村等进行间谍活动的罪恶事实。同时，日方动用各种组织利用一切机会，尽量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在日本军政当局和右翼团体大肆造谣与蛊惑人心的宣传之下，整个日本的舆论为之哗然，怨恨政府的"软弱无能"，纷纷叫嚣要为中村报仇。日本利用中村事件发动侵华战争的卑劣阴谋已基本得逞。
中村等人进行的是军事间谍活动，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据理力争，揭穿日本的侵略行径。然而，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却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致使日本步步进逼，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尴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认为对中国东北进行军事侵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1931年9月18日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万宝山事件
本对中国东北觊觎已久，内阁虽几度变更，其吞并东北的图谋却一直未曾放弃。尤其是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于1930年波及日本后，对日本的冲击极为剧烈，这便更加快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步伐。为制造武装进攻东北的口实，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挑衅事件，万宝山事件即为其中之一。
万宝山位于长春市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纯属中国政府辖区。1931年4月，在日本人经营的火车站脚行工作的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建立长农稻田公司。其经营项目主要为：包揽农田租给朝鲜侨民耕耘。4月中旬，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用肖翰林等12人的生熟菜地500垧，租期10年。随后，郝永德未经县政府的批准，擅自将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薰等耕种。为了引水灌田，李升薰等180余名朝鲜侨农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开挖水渠。
底，李升薰等越过租用地界，在我国农民孙永清等41户的田地里挖渠。孙永清等前往制止，李升薰等被迫停工。5月初，李升薰等又来挖渠，制止无效。万宝山地区的农民忍无可忍，派出百名代表，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县政府出面制止。31日，长春县政府派警察赶到现场，命令李升薰等停工，李等同意。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便衣警察数人，携带手枪赶到万宝山，怂恿朝鲜农民继续动工。中国地方当局为减免纠纷，6月4日主动撤离警察，同时要求日方：恢复被毁农田，停止拦河筑坝。日本驻长春领事非但不接受中方的正当要求，反而增派百余名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帮助李升薰等继续挖渠筑坝。为确保6月底竣工，日方增派日警56名，携带机枪加以保护。
500余名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农民，手执锹、镐等农具，来到挖渠现场开始填渠毁坝。2日黎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闻讯，派大批日警赶到现场，准备镇压来这里继续平渠的中国农民。当地农民赶至后，双方发生冲突。日警鸣枪射击，打伤1人，逮捕10人。同日，日方又增派警兵40名，携机枪两挺、快炮两门及其他武器来到万宝山现场。在日警武力保护下，朝鲜侨农有恃无恐，重新挖渠筑坝，并于11日竣工通水。
在这次事件中，朝鲜人和日本警宪均无伤亡。但是，有意制造事端的日本当局，趁机制造舆论挑拨中朝两国人民关系。它通过其控制的朝鲜报纸，捏造蛊惑人心的谣言，谎说中国人排斥朝鲜人，许多朝鲜人在万宝山遭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煽动下，从7月3日至9日，朝鲜仁川、京城、平壤、元山、釜山、新义州等地，掀起了疯狂的排华风暴。不明真相的群众及流氓暴徒，用石头、棍棒等器械砸毁华侨商店，殴打华侨。仅平壤一地，华人即有109人丧生，163人受伤，63人下落不明，仅在一所医科学校避难的华侨就达5000余人。成千上万华侨被迫归国避难。中国领事馆也被捣毁。
本蓄意使本已接近平息的万宝山事件扩大化，其目的首先是打算乘万宝山事件扩大之机，以当地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为借口，出动军队，对长春等地进行武装占领，其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扩大移民，增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万宝山和朝鲜排华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地纷纷致电、集会，开展反日运动，抵制日货，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经济绝交"。
中国人民在全国各地的抗日游行活动，迫使日本当局和中国政府就解决万宝山事件展开谈判。在谈判中，中国方面认为，郝永德与李升薰私订契约，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因而是无效的。再者，万宝山属中国领域，朝鲜人在这里没有居住权，应该撤走。日本方面则强词夺理，一口咬定契约手续完备，应允许"韩人"继续挖渠筑坝，以免有误农时。谈判因日方顽固坚持非法入境的朝鲜人有权在万宝山地区居留和垦殖而陷入僵局。因朝鲜侨农播种误时，秋收无望，8月8日，日本方面鉴于继续留驻万宝山"保护"秋收无益而将日警撤离万宝山。这场无结果的谈判，一直延续到柳条湖事件的发生，才不了了之。
全国发生特大水灾
人类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对自然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与压力；与此相应的是，自然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予了人类巨大的惩罚与灾难。1931年中国发生的特大水灾即是一个明显的实证。随着清中叶以来人口的激增，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的一个突出的后果，便是天然植被的破坏与河湖淤床的滥垦。随之而来的，便是自然灾害的周期缩短与程度加深。1931年全国发生特大水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破坏。此外，民国以来的水利废弛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民国以来，内战连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大部分，发展林业、兴修水利的经费则几乎是空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仍是年年忙于内战，无力也无心顾及预防自然灾害，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极为匮乏，即便如此，仅有的一点水利经费也经常被侵蚀挪借。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长时间的普降大雨，全国特大水灾的发生也便在所难免了。
7至9月，中国发生了以江淮地区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全国性特大水灾。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江、沱江、泯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大洪灾。黄河下游泛滥，伊河、洛河的洪水为近百年所未见。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据统计，全国受灾区域为湖南、安徽、湖北、江苏、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四川、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16省，其中，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豫、鲁等8省，受灾尤为严重。
江淮地区天气异常，以往分散在6—8月由南向北依次移动的降水，这年却全部集中在了7月。自7月初开始，长江地区连续降雨4个星期，雨量超出往常一倍半到三倍以上，再加上降雨时间相当集中，长江干流容纳不了从各支流滚滚而来的大水，江水猛涨，四处决堤，遂演成巨灾。7月28日，江水由江汉关一带溢出，泛滥于全市。8月2日，汉口全市尽成泽国。8月13日、17日，武昌、汉阳也相继被淹。武汉三镇没于水中达一月之久，受害者13万户，约65万人。大批民房被水浸塌，大部分难民或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在高楼屋顶。由于人畜尸体腐烂水中，瘟疫流行，淹死者约2500人，而死于瘟疫、饥饿、中暑者每日则亦有上千人。
这次长江大水，从湖北石首到江苏南通，沿途干支流堤防漫决300余处，除武汉被淹外，其他沿江城市也大多遭灾。7月19、20两日，长江暴涨，九江全市十之七八陷于水中。8月1日，九江附近皇堤溃决，九江城乡、安徽宿松、湖北广济、黄梅大部被淹。芜湖地势低洼，滨沿大江，此次亦是全境淹没，市区水深最高达丈余，浅处系五六尺。据当局调查，芜湖灾区达2500余平方里；城乡灾民41万8千余人，流离失所的22万余人，大约有9500多人溺死，房产损失约1500余万元。此外的安庆、南京、镇江、无锡、扬州等地，无不积水成河，交通中断。
除沿江各大城市外，各省的沿江县乡亦遭到洪水的无情袭击。湖北、湖南、皖南和苏南受灾较重，其中以湖北、湖南两省的灾情最重。江西、浙江的灾情稍轻，但在局部地区，如赣北的滨江沿湖各县，浙东沿海，钱塘江中下游以及浙北属于太湖水系的若干县乡，灾情也相当严重。此外四川的岷江、沱江流域，广东的北江流域和珠江三角洲，也是一片泽国。湖北地形低洼，号称"千湖之省"，除遭长江水淹外，境内大小河流也相继泛滥。全省70个县中，受灾者50余县，许多县几乎全境被洪水淹没。湖南也有61个县受灾，仅洞庭湖区就有258万亩农田被淹，受灾人口达96万人。
与此同时，灾害频繁的淮河这年亦是水灾空前。1931年6月中下旬之交，淮河上游出现暴雨，干流上涨，此后，江淮区域霪雨不止，时而夹杂大至暴雨，遂酿成了7至8月的淮河流域大洪水。自6月下旬到7月中旬，淮河上游的洪水从河南冲至皖北，把信阳到五河之间的60多处河堤尽行冲破。7月15日前后，蚌埠上下200多里淮堤崩塌在洪流里。淮北平原成了面积广袤的洪灾区。皖北20余县一片汪洋，尤以风阳、阜阳、凤台、怀远、霍丘、寿县、五河等县受灾最重。河南受灾也极为严重，但其情形较为复杂。除豫中淮河水系的颍河、汝河、洪河为患外，豫南汉水支流的唐河、白河，豫东的贾鲁河、惠济河，以及黄河支流的伊河、洛河，也均溢决成灾。据河南建设厅编写的《河南水灾》一书称，1931年河南水灾严重，永城、鹿邑、虞城、夏邑、民权、拓城、西华、项城、太康等21县耕地面积被淹60％以上，其中临颍、郾城约有98％的耕地没于洪流。另据天津《大公报》载，截至1931年10月止，河南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53县，"灾区南北长约千三百余里，东西广约千五百余里，灾民约达千五百余万，其范围之广，损害之大，实为有史以来所仅见"。
的江淮水灾，损失惨重。由于灾区广袤，其实际数据无从考定。李文海等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对所能见到的各处有关记载参证比较，作了一个轮廓性的表述。根据其综纳结果，此次江淮水灾，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等8个重灾省区，386县受灾，占总县数的60％；受灾人口5311万人，占总人口的25％；受灾农田1.6亿余万亩，占总农田数的30％；死亡人口422499人，经济损失达23亿元左右。
除江淮流域外，华北、东北地区1931年也发生了水灾。仅以河北一省为例，据1931年8月11日天津《大公报》载，据不完全统计，河北发生水灾较重者为新城、容城、固安、文安、侥阳、献县、蠡县、河间、离阳等18县，灾民约为262431人，损失田地16200顷，总计损失4860万元。
全国发生的特大水灾，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加速了本已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的崩溃。
"九一八"事变
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蓄谋已久。早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即着手制定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正式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政策。席卷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1930年波及日本后，对日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摆脱危机，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其具体目标和步骤，首先是以武力侵略中国的东北，进而全面侵略中国。
本为侵略中国东北作了充分的准备。舆论上，竭力煽动海外殖民扩张情绪；军事上，积极推行扩军备战，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兵力部署；同时，日本在大举进攻东北之前，于1931年夏接连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及中村事件等挑衅事件。除此之外，日本还围绕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其后之行动作了一系列具体的准备。首先，1931年春，关东军将首战地区定在沈阳。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连接关内的交通要道，占据沈阳之后，即可截断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为制造侵占沈阳的借口，又选择了距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为爆破地点。其次，日本关东军分别组织了爆炸柳条湖铁路及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秘密阴谋集团。再次，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连续组织演习，并在沈阳街头张贴布告，通知市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通过此活动，日本在乡军人及在东北的各种团体和机构均活跃起来。占领东北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后，日本长期谋划的"九一八"事变便爆发了。
9月18日晚，日军独立守备队的川岛中队长，以演习为名，率领105名部下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柳条湖爆炸地点3公里处设立前哨指挥所，其他部队也分散在文官屯一带待命。担当爆破任务的河本中尉，则率领数名部下沿着南满铁路赶到柳条湖现场，把准备好的炸药包装置在铁路路轨旁。当晚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巨响打破了深夜的沉寂，西侧路轨被炸坏1.5米左右。日军诬称巾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立即命令攻打北大营及沈阳城，此即"九一八"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