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对此事也特别重视，曾几次和丁玲同志讨论此事。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丁玲）也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指示：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短小精悍，为老百姓所喜欢。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丁玲认真地记录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并将此意见传达给全体团员。
1937年8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团员23人，全是20岁左右的青年。会上由朱光代表中宣部讲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任务、筹备经过和机构设置情况，并宣布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该团还建立了党支部，吴奚如任书记，丁玲和陈克寒分任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
3天后，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了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许多中央领导出席了欢送晚会，毛泽东同志出席了晚会并致词，他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以说已经开始实现了……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覆灭下去。
同日，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成立宣言：只有抗战到底，才能粉碎日寇的侵略，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同甘共苦同生死。通过我们的宣传，来提高抗日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精神，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同胞们，青年们，到前线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把我们的一切，贡献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
欢送会后，他们在延安做了近40天的准备工作，编排演出了十余个独幕剧，组织了杂技组，在秧歌舞的基础上创排了《打倒日本升平舞》，练唱抗日救亡歌曲、大鼓、相声以及绘制宣传抗日画、书写标语等。为了使宣传达到好的效果，精练宣传内容，逐步完善节目，他们在延安演出了11场之多。
1937年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扛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赶着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顶烈日，冒严寒，爬高山，过大河。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有时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革命热情。他们走一路，宣传一路，住一村，宣传一村。常常演出至深夜，前来观看的群众仍迟迟不肯散去。每次演出，总是人山人海地挤满了老百姓和战士。
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太原以后，在成成中学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同周恩来谈了他们想从东北流亡学生中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的抗日热情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华北，你们打回东北去的难度很大。建议他们还是在华北前线进行抗日宣传，并推荐让他们跟随八路军总部行动。为此，周恩来专门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信。丁玲等人带着周恩来的信，从太原赶到和顺县石拐镇，找到八路军总部，参加到抗日的行列中。
1937年11月14日傍晚，八路军总部经榆社县城，首次进驻战云密布的太行腹地武乡县东村。当朱德总司令得知武乡在段村镇刚刚组建了一支牺盟游击队时，便不顾鞍马劳顿，连夜赶到段村镇为牺盟游击队进行演讲。
傍晚的段村镇沸腾了。乡民们欢呼着，跳跃着，奔走相告；青年抗日救国公学的师生们敲着锣鼓，打着彩旗，一个个笑逐颜开，夹道欢迎八路军的到来，欢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给他们作报告；一位白发老叟，撩起衣襟，擦擦眼泪，激动地逢人便说，朱总司令如何与他并肩而行，朱总司令如何跟普通人一模一样，是如何的朴素、坦率而又真诚……
好一个令人震撼的不眠之夜！历来沉寂、冷落、萧条的段村小镇，刹那间便沉浸在激荡、热烈的漩涡之中。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在街头教周围的人们跳中国舞和费吉尼亚乡土舞。簇拥着看热闹的人们，拍手给他们那欢快的旋律和轻盈的舞步打着拍子，他们的表演给太行山人民带来了特殊的精神食粮。
朱总司令演讲结束后，西北战地服务团组织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节目反映了当前的抗战实际，反映了当前国共团结，共赴国难的内容。有《八百壮士》、《忻口之战》、《全民总动员》等。还穿插了一些小节目，有小调、快板、舞蹈等，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演出引起了全场热烈欢呼，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这天晚上，演出进行到很晚很晚……
第二天一早，西北战地服务团跟随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向晋南一带转移。西北战地服务团虽然在武乡仅住一晚，却给武乡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7月，西北战地服务团返回延安。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作了汇报演出，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赞扬。党中央的机关报《新中华报》称赞“丁玲同志带回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尤为重要的是带回了经过磨练的永不疲倦的工作人员和工作热情。”
1938年9月，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八路军政治部在延安组建了八路军电影团，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李肃负责政治与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徐肖冰、叶仓林和魏起担任摄影。最初的6个成员中，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是曾经从事过电影工作的，李肃、魏起、叶仓林没有搞过电影。1939年后，相继调到电影团工作的还有马似友、吴本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
电影团组建初期，准备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延安拍摄了一段时间的电影素材后，1939年初，电影团摄影队在拍完陕北抗日根据地的材料之后便离开了延安，奔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拍摄。
在晋西北根据地拍摄了贺龙、关向应等八路军将领、一二〇师指战员和民兵的活动；接着又在晋察冀边区拍摄了聂荣臻司令员在前线，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事迹，以及游击战争、边区民主生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残暴罪行等材料。之后，于1940年2月，电影团成员向太行山进发。
（第四节）八路军电影团
李肃、徐肖冰、吴本立三人组成的摄影组出发后，冒着华北深冬的严寒，顶着鹅毛大雪，背着仅有的一台35毫米摄影机，在沿途部队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心脏晋东南太行山区武乡县。
太行山，群山起伏，巍峨挺立，片片积雪点缀着绮丽的峰浪山涛，显得分外壮丽。这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心脏，是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里。摄影组到达王家峪村后，受到了朱德总司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他们勉励电影团要努力工作，把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英勇形象拍摄下来，向国内外广为宣传，并指示和安排他们在太行山区进行拍摄。彭德怀副总司令为勉励电影团，还特题诗一首，赠给电影团：
摄取战争的真相，不怕鬼子的刀枪。踏遍了华北的战场，不怕鬼子的刀枪。
踏遍了华北的战场，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
有了你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中华民族决不会亡。
摄影组在八路军总部拍摄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和左权副参谋长，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和指战员在前线的活动和战斗等材料。首长们非常爱护电影团，不允许他们上火线去，但是，摄影组不顾首长的嘱咐，还是坚持上前线进行拍摄，并跟随部队参加攻地堡之类的战斗。一二九师进行白晋线破击战，徐肖冰跟随部队来到前线，拍摄了攻打南关敌人火车站的战斗场面。
有一次，影片中有一段表现敌后游击队活动的镜头，需要到敌占区去拍摄。部队通知井陉地区游击队，再由游击队找到敌占区的维持会长去想办法，要求一定要保证摄制组人员的安全，否则出了问题决不轻饶。于是，徐肖冰和通讯员在夜里化了装，由游击队的便衣带到这个维持会长的家里。这个维持会长发现他身上带有手枪，担心万一被日本军队抓去，有手枪就保释不出来，那他就没法向游击队交代。与游击队商量的结果还是不带枪，这样即使被抓去，还能想办法把人保出来。第二天一早，由维持会长带路出发了。井陉煤矿位于正太路上，徐肖冰准备在靠近铁路的地方拍摄游击队活动，背景是敌人火车疾驶而过。他们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个晚上打信号用的炮楼，躲在里面从枪眼里等待拍摄，结果一直等到下午才拍到这个镜头。回去后，游击队的便衣向队长汇报情况，队长批评了他，认为不带枪很危险，有枪还可以在遇到敌人时做些抵抗，否则有可能白白让敌人给抓去了。
4月初，摄制组接到袁牧之自延安发来的电报，催要在太行地区所拍摄的资料。晋东南摄影组在这时已经完成了预定的拍摄任务，按照袁牧之的要求，准备派李肃和吴本立先期将片子送回去。恰好这时，朱德总司令在4月12日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文，请他到洛阳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抗日战争。于是朱总司令决定让他们两人随自己一起行动。出发前，还特意派康克清找到吴本立，关照他说：吴同志，你准备好了吗？总司令让我告诉你，不要把拍的片子装到马褡子里，要打在背包里背在身上，这样更保险。这些材料将来是宝贝呀！丢了可不得了。于是，他们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把4盒已拍好的35毫米底片打在自己的背包里。
4月20日，李肃和吴本立就随部队出发了。一路上，朱德总司令一面带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面还要用电台指挥前线各部队作战，并不断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忘关心电影团和那些已拍好的、记录了千千万万坚持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英雄形象的胶片。就这样，在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的细致谨慎的保护下，李肃、吴本立和拍好的电影底片都安然无恙到达西安。
他们到达西安后，立刻把所带的底片交给已在西安等候的袁牧之，并把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对影片和电影团一路上的爱护和关怀向袁牧之作了汇报。袁牧之听后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沉默了半天，最后才非常感慨地说：是啊！首长们对我们这样关心和爱护，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以后要更好地工作，做出成绩来，报答党和领导同志的关怀。
5月24日，李肃和吴本立又随朱德总司令的队伍出发，乘汽车向延安前进了，不久，李肃和吴本立回到电影团。
徐肖冰一人则留在晋东南。5月，徐肖冰到太行山一二九师三八五旅陈锡联部，拍摄部队攻打战略重镇南关的材料。8月至11月间，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徐肖冰先后在太行山地区，拍摄了百团大战中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破袭正太铁路、攻克芦家庄、卷峪沟遭遇战、拔掉榆社据点、关家垴歼灭战等资料。非常不幸的是，这些珍贵的素材都在日军“扫荡”中不慎遗失了。12月，徐肖冰应邀为太行山区部队摄影训练班讲授照相摄影技术课程，为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培训了十余名照相摄影人员。1941年4月，徐肖冰由晋东南地区返回延安，至此，八路军电影团成员全部离开太行。
当时的延安没有洗印35毫米影片的设备，电影团只好派袁牧之和吴本立带着电影底片到苏联进行后期制作。不巧的是，他们去苏联后不久就赶上了苏德战争的爆发，影片不但没有制作成功，而且还搞丢了绝大部分底片。毛泽东得知情况之后，非但没有责备，而是鼓励他们说：目前我们在经济上处于困难时期，你们搞电影的可能会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人民当家做主了，你们就可以拍出很多的电影来。
电影团的同志们在武乡前线以及敌后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不少照片，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9年春，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的“摩擦”，八路军总部在沁县召开“拥蒋大会”以后，文化人与文化工作进入了一个活跃期，尤其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刊，青记“剧协”等文化团体的成立，大大促进了太行区的文化运动，致使有联合组织统一领导机关的要求，同年“五四”在晋东南文化界名流及各文化机关团体的努力推动下，成立了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简称“文总”。文总的成立，对于本区的文化运动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文化工作逐渐走上正规的整齐的步调了。
1939年元旦，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山西第三专署等，在沁县联合召开的晋东南各界万人参加的“拥蒋大会”上，参加会议的文化工作者就提出了建立边区统一的文化领导机构的动议。
（第五节）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
1月5日，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筹备委员会在沁县成立，为使全区文教界达成共识，筹委会于4月11日通过《新华日报》（华北版）向全区发出《建立晋东南文化教育的堡垒》的紧急号召，强调指出建立总会组织的必要性：一、文化教育界彼此需要工作上的配合、经验上的交流和技术上的合作；二、面对敌人的“围剿”、扫荡，“文教界要密切配合军事、政治、群众运动，粉碎敌人的进攻，并在”战争“环境中保障已取得的成就，探讨和统一未来的工作部署；三、文化教育工作是在群众动员工作中开展起来的。为使文化教育工作与群众动员工作取得有系统、有计划的合作，要进一步强化文化教育工作，并在配合群众运动、辅助群众工作中发展自身；四、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另一方面要创造新文化。为把文化教育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必须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行动。”
经过4个月的紧张筹备，1939年5月4日至6日，晋冀豫边区文化教育界各党派团体的代表，以及敌占区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集会于晋东南沁县南河村，庄严宣告晋东南文化教育界统一战线组织——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简称“文救总会”）正式成立。
成立大会由史纪言主持，晋东南三专署刘济生秘书到会讲话。决死队代表梁弼国、妇救会代表刘亚雄、工救会代表杨珏、青救会代表石民、农救会代表郝若德等出席并进行了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