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给其经济带来了长达十年的萧条，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追根溯源，危机的根源在于为战后日本恢复做出巨大贡献的金融体系。该体系以间接金融体系为主，通过政府对银行业的严格管制，使其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但是，正当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突然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和战后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有什么样的关联？这仅仅是一国的经济问题吗，我们知道，这次危机中又出现了美国的身影，“世界警察”在这次危机中又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呢？泡沫是怎么膨胀起来的，膨胀之后会出现怎样疯狂的状况，最终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结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本章将会带着这些疑问，从战后日本重建写起，以时间为轴，来研究日本金融泡沫的形成和破灭。
经济恢复的引擎
“战后的日本金融体系支撑了至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和金融的稳定。”
——《日本金融体系的危机与面貌》，星岳雄
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迅速恢复并快速成长为，经济规模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被人们称为奇迹。日本的成功与强有力的政府的严格管制是分不开的，政府对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和管制，集中全民力量发展优先产业，该种模式被称之为“开发独裁型经济增长”。其实，在这一模式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由大藏省建立起来的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他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也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恢复的引擎。
连年的征战和战后的赔款使得当时百废待兴的日本资金相当匮乏，这一问题之一困扰着当时的新任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他清楚地知道要想短期内尽快恢复本国经济，特殊时期必须要有一个特殊的金融制度，来集聚全国的财力来支持基础产业的发展。1952年，他在某一天的国会上宣布：“我们需要为振兴经济谋求新的出路！”60。并且在召集的委员会上讨论了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制度的议题：一个独立的日本应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部门来重建国家？是建立在股票、债券、银行基础上的形式，还是其它的什么形式？通过分析，他认为依靠股票和股票市场具有风险，因为个人投资者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可能不尽相同，这种模式不适合这是的日本。银行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一方面战前日本就实行的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制度，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另一方面，银行容易控制，正适合当时政府调控经济的需要。于是，在1952年夏天，池田委员会下令使用银行来分配资金，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将成为融资的主要来源，但政府并没有完全取缔资本市场。
在这个系统里，池田政府也融合进明治时代“专业银行”的想法，把不同的金融功能划分给不同的企业机构。具体来说就是：“城市银行”为消费者服务，同时向大型企业提供短期贷款，通常将总部设在如东京等主要城市，原则上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活动；“地区银行”一般将总部设在较小的城市，和该地区的顾客保持交易关系。城市银行和地区银行合称普通银行，都集中于传统的短期贷款业务。“信贷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运用由众多分散的投资者所委托的资金，从事像大企业长期贷款的活动；同时，池田政府也成立了一个全新种类的银行用来重振日本经济，这就是被认为日本整个经济制度基石的“长期的信用银行”。这些银行授权为诸如钢铁或者造船等“特殊优先行业”提供长期贷款。但是该类银行不是靠存款来发放贷款，而是通过取代企业债券市场发行自己的债券筹集资金，然后再把这些资金贷给企业。证券公司只能委托经纪公司被指定为专门负责股票市场；至于保险公司则只能从事保险业务；还有信用金库、信用合作社、生命保险公司、损害保险公司、农林系统金融机构、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等，都是各司其职，不能超过自己的领域进行竞争。
除了以上的银行也分业经营以外，日本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保护银行业，限制银行竞争。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市场利率被严格地管制着。战后，利率管制为优先发展部门创造了低利率形式的补贴，这又使对银行存款利率的控制变得十分必要。当时利率由严格的计划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操纵这些计划的是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整个金融系统的制动器是日本银行的贴现率，银行放贷的优惠利率，固定在高于日本银行贴现率的一定水平之上。以长期信用银行为例，前面提到长银是靠出售债券来筹集资金，但是无论购买者如何踊跃，长期的信用银行向其他银行发行的债券利率总是固定在比长期优惠贷款率高90个基点的上面，储户得到的利率则比贷款利率略低。这是一个精确的制度，虽然整个金融系统严格地受到控制和封闭，但它还是能够像自我校准的机器一样运转平稳。
另外，日本为了减少国内金融市场受到国外的冲击还施行了国内外金融市场分离的政策。日本政府1949年制定《外汇及外贸管理法》，该法在原则上对一切对外交易都进行限制，当时的主要出口产业，如纤维及纤维制品业、杂货业等所创外汇，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进行再分配。汇率也被固定在1美元兑360日元的水平上。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成为两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根本无需任何其他进口限制手段，就可以割断本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竞争的渠道，达到优先发展基础产业、保护国内企业的目的。1964年，日本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第8条规定，对经常项目交易原则上不再限制，但对资本交易的管制仍未全面停止，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强了对资本交易的限制。尽管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总的来说，外汇管制是逐步放松的，但就金融交易而言，管制一直存在。这种分割内外金融市场的做法，对保护本国市场不受海外因素干扰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一系列的措施之下，日本的银行也好像正处于从未有过的鼎盛时期，各个银行手里都资金充裕，客户争相购买银行的债券，而银行的贷款数字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利息收入节节上升。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银行贷款每年增长11%，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为银行提供了巨额的利润。
银行之外，整个日本经济也正在逐步繁荣。从1953年到1970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从3600美元增长到11500美元，这是一个经济体从未有过的增长速度。并且由于有低廉的银行融资、进口障碍、以及人为设定的疲软日元的帮助，日本产业大军迅速兴起。日本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地增长。宋鸿兵在他的《货币战争》中对这一段历史描写的相当精彩，“日本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日本大藏省：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最高行政机关。创立于明治2年（1869年7月），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初设时，不仅主管财政、金融，而且还负责通商产业和建设等，后来，通商产业和建设事务分别移交其他省。根据《大藏省设置法》规定，其主要职权如下：
（1）负责编制国家预算草案，管理预算开支；
（2）制定税收政策和税收具体方案；
（3）制定财政投资计划，发行国债，管理国库、国有财产，发行纸币；
（4）监督国家各级金融机构，制定对外汇兑政策等；
（5）制定国家财政政策。
大藏省不仅在金融、财政及税收上起主导作用，而且在制定国家财政政策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还通过分配经费、审批各省的年度预算方案等途径，牵制和影响各省的活动。大藏大臣是大藏省的主要负责人，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命，其主要职责是：主持省内一切事务，向国会作财政报告，编制年度预算提交国会审查、核定，并负责制定和协调经济政策，监督财政支付。大藏大臣是内阁中重要的大臣，是内阁总理大臣管理财政方面的头号助手。大藏省设两名政务次官和一名事务次官协助大臣工作。政务次官一般从国会议员中任命，参与制定政策和实施计划。大藏省有关财政方面的重要政策和活动，均由政务次官负责与国会、政党联系。大藏省内设大臣官房和主计局、主税局、关税局、理财局、证券局、银行局、国际金融局以及造币局、印刷局等9个局。此外，作为大藏省的咨询机构，有关税、金融、外资等17个审议会和审查会。大藏省还设有关税研究所、财务研究所、税务大学等附属机构。
银行面临的困境
可以说，日本战后建立起来的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为当时的政府产经政策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为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70年代以后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充足，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一金融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各银行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银行业面临的压力首先来自于债券市场。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在复兴日本而在日本实行的道奇计划。日本战败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是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希望对日本进行一次大的手术。但随着美苏进入冷战时期，中国的革命形势也迅猛发展，美国不得不加紧其远东地区的调整步伐，日本自然而然成了它在该地区的一颗重要棋子。于是，1948年10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做出《关于对日政策的劝告—一极秘NSCl3—2》决议，决定停止在日本的一切改革，“今后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复兴。”611949年，美国Detreit银行总经理约瑟夫·M.道奇受命到日本推行美国的经济纲领，道奇的核心理念是均衡财政思想，该思想是以建立财政超均衡、设定单一汇率、打击政府过度举债所形成的恶性膨胀为目的。通过不断压缩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税收等手段，强制实现财政顺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政府不需要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
但是，1965年日本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税收减少出现财政赤字，迫使日本政府修正年度预算，首次在战后发行了大量国债来弥补赤字。从此，日本就从传统的“均衡财政”转变为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此后，日本政府每年都发行新国债，先后发行了“建设国债”和“赤字国债”。政府依靠扩大国债发行来增加财政规模，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刺激经济的发展。之后日本出现了持续快速度的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达57个月，被称为“伊奘诺景气”。但是，1973年的震惊世界的石油危机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资源小国，当年日本73%的初级能源依赖石油，而99.7%的石油依靠进口。危机后，翌年日本国内石油价格上涨了4.5倍，国内批发物价上涨了30%以上，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则在朝鲜战争后首次出现负增长62。政府企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而这就必须要持续大量发行国债。从1977年开始，日本政府规定持有国债的时间为1年，1年以后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并且政府也开始接受金融市场决定利率的事实，开始允许更多的日本企业发行债券，并且取消了更多的利率控制措施。这样一来，使得决定资金价格的一部分金融系统突然之间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虽然这个“自由市场”仍然很小，但它足以威胁整个系统的平衡，侵蚀银行借贷之间的利差。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世界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曾经作为资金筹集主要方式的银行贷款在1986年的时候被证券融资取而代之。在证券融资的背景下，作为间接融资的核心——银行，其生存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日本的金融业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也开始由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银行的地位明显下降。在1965年，以间接金融方式向大企业提供的资金在资金供应总额中的比重曾经高达80%，到了1983年，这一比重降低到 55%。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通过在国内和欧洲货币市场上发行债券融进资金。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企业设备投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企业通过在日本国内外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和优先认购新股权公司债券等方式融进的资金已经没有足够的投资对象了。于是，企业开始把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即使如此，仍有大量剩余的资金。而银行由于企业大量偿还贷款，剩余资金急剧扩大63。这使得日本的银行界逐渐认识到，现在银行不再象在老式体制中那样，随着规模扩大而利润上升。银行应该将重心转向迎合客户新的融资需要，以及采用积极进取的方式进入新的高增长市场才是增加利润的主要方式。银行剩余资金的出路问题成为当时金融界关注的焦点。
改革派认为银行应该把业务重点转向投资银行业务，通过开发项目融资、衍生产品以及证券业务等措施来提高银行盈利能力。然而大藏省并不允许银行介入债券或者股票业务，但面对银行家的抱怨，在1983年底还是勉强宣布了一些小幅度的改革，开始允许银行通过在伦敦和纽约的分支机构，参加欧洲美元市场上的企业债券承销。但是，随着银行业面临的危机越来越大，它们所需要的是更加深层次的改革。而大藏省的官员虽然能够看出改革的需要，但是并不愿意匆匆改革，因为官员们正是从操纵日本经济中的金融流向而获得权利，他们并不想放弃权力。正是由于大藏省的作梗以及政治家对于改革的阻挠，使得当时的很多探索行为无功而返。后来任长银总裁的大野木曾回忆说：“由于大藏省仍然把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分割开，投资银行业务的前景仍然攥在大藏省的手里，长银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