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园那时候我们学校被喊做景家庄园。因为看不到四川大地主刘文彩那样的收租院和地牢，便让人有一种名不副实的遗憾。镇上最老的顺子大爷也记不得庄园主人的相貌，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回来过。真实的情况是他请最好的木匠石锁去京城住了一个月，据说是游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清王府，然后带回一张图纸，然后工匠们就照着图纸栽花堆石烧砖盖房。然后，这座庄园就归了人民政府，成为我们学校。
其实我挺喜欢那叫做庄园的三进院落，雕梁画栋凌檐翘角，高高的石阶上回廊环绕，廊柱下有精美的石刻，尽管风雨剥蚀，却有着一种败落后的奢靡和美丽的苍凉。想它新建成那会儿，红墙碧瓦的怎么像住人的家？若是摆一尊大肚子弥勒佛，倒更像一座寺庙。当我一个人悄悄穿过穹形的垂花门，一脚一脚踩在廊子的青砖地上，用手抚摩那些雕着花纹的窗棂和门框，想着里面曾经有过的花天酒地和穿金戴银的少爷小姐们时，心里就会愤愤不平：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大地主，这才是奢侈糜烂的剥削阶级生活的有力见证，哪像我们家，顶着一个富农的帽子，却只住过一孔黑乎乎的破窑洞。
走进学校的新大门，穿过操场，两排新建的平房是男生宿舍。再后面一座像生产队库房那样的房子，是我们学生食堂。食堂门前两棵女贞树之间拉一道铁丝，几块抹布在风中飘扬，让我想到弟弟的尿布。住校的同学们吃过饭后，蜂一般挤在铁丝下的水盆里涮碗，然后抢着抹布，一边擦碗一边四处张望，“这就是地主的后花园哇，看那石头，从南方坐火车来的，看那哨楼，烟囱一样，真他妈排场哇，啧啧。”
上学时，我们女生喜欢走桑树涧，在竹园边掐两片薄荷叶贴在额头上，一上午都不会打瞌睡。在溪水边抿抿两鬓，头发便像抹过油一般光滑。经过这家人过去的马房院时，扒在刺栅门上看那个地主婆是我们每天的功课，有时候她在窑门前的灶前烧火做饭，浓烟熏得她不断地拿手绢擦眼睛。她经常踮着脚尖往铁丝上晾手绢，也是家织的却洗得白是白粉是粉，一块一块用枣刺别着在风中飘扬。我们总是惊讶，同样是从黑乎乎的窑洞里走出来，那地主婆的脸是那么白皙，连一道道的皱纹似乎都与众不同，有着一种我们看不懂的神情盈溢在眉间。
桑葚熟了的时候，我们总是偷偷地溜出这昔日的大门，用竹钩去钩桑葚。我们把铁丝弯成钩缠在竹竿上，把柔如少女腰肢的枝条拉下来，让那又大又紫的果实把嘴巴填满。第一次摘桑葚我被那红艳艳的果实骗了一下，酸得我倒牙。阴兰兰笑我：“你真是个书呆子，熟透的桑葚是黑紫黑紫的，不好看但透心甜，那红艳艳的是徒有一张好看的脸。”她哪里知道在这之前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桑葚，我童年所在的西北小城是连桑树也不长的。
旧大门前的两尊石狮子我不喜欢，总感到它们在对我龇牙咧嘴，示威一般。跨过那道包着铜条的高门槛时双腿会感到一丝冰冷，少了些亲切。正厅的校办公室，开大会时就会打开两道中门，就能一直望到后面的藏书楼，那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让我觉得不像是走进学校，倒像是走进一部电影。相比之下，厅房前那座戏台显得有些简陋，背靠正厅三面敞开，被刮掉字迹的柱子像两根光秃秃的旗杆矗在台前，开学那天，两根旗杆上挂着“欢迎一年级同学”的横幅，校文工团就在上面演节目。我们新生坐在台下院子的最中间，二、三年级学生分坐两边，而在廊子里坐着老师，正面的小亭子里坐着老校长和教导主任。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戏台曾经是一镇子的人们心仪的地方，每年的正月，请最有名的蒲州梆子剧团来，连本戏会从初五唱到元宵节，绣了八仙过海的大红缎子贺幛横挂台前，雪亮的汽灯光芒四射，照着台下女眷的粉面桃腮，天天入洞房夜夜做新郎的着名小生，就是勾引张家四姨太私奔后又被抓回活活打死的九岁红。从那以后，这台上再也没有了霓裳飘舞弦歌声声，那曾让主人得意的“借仙境以作高台，衣冠济济，无非黄粱梦中虚富贵；傍学宫以奏雅乐，音韵锵锵，不啻武城邑里闻弦歌”的楹联，也在一天夜里被铲去。原来我们学校的前身就是楹联里说的“学宫”，曾经就在这座庄园的旁边，是庄园的老主人出资建起的全县第一所高小。
二进院子是我们初一女生宿舍，据说曾是姨太太和小姐们的住房。每当下课后走回宿舍，我们几个女生就会抱怨：“为什么二、三年级女生都能住前院仆人住过的房，单单让我们住这地方，难道不怕那些资产阶级腐朽气息腐蚀我们的灵魂么？”可没有人听到我们的抱怨。再说，我们只能在宿舍里悄悄地说，还敢去哪儿说呢？不过，沿着我们宿舍门前的廊子往后进一道垂花门，就能看到藏书楼，雕花的木楼梯和阑干，有着菱形图案的花格子门窗，檐下木刻的一出出戏剧故事，都会让我们想入非非。踩着一级一级的木楼梯上去，没有等身后自己的脚步声消失，一切秘密就被那把锈绿的大铜锁挡住了，就像是翻着一本章回小说，总在节骨眼上且听下回分解，有着一种不可抵御的神秘和诱惑。倚着阑干望去，整座院落错落有致，就连桑树涧的桑树和竹林也尽收眼底。那时我总觉得，藏书楼与地主这个词是不搭界的，难道他每天用鞭子打过奴仆后会去坐在书楼里读书写字么？顺子大爷说地主在北京有六房姨太太，他死后他那六房姨太太的归宿就成了我日夜的猜想，我想着她们一定是被抢进了这座宅子的，我还想着她们在这高墙大院里如何的争风吃醋，如何勾心斗角地上演着属于大户人家里女人的故事，像是瞎子阿丙的二胡曲，凄艳而又哀伤。
三进院子衔接处的每座小屋，住着几位已成家的老师。音乐老师师杰住二进院子的西北角，我们文工团员去藏书楼下的排练大厅会经过他的窗前。体育老师邓天才住二进院子的西南角，篮球队的同学也要经过他门口才能进办公室拿篮球去操场。俄语老师裴纹住二进院子的东北角，是整个院落的一个死角，她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女教师。政治老师文龙住二进院子的东南角，不但进院子的所有学生要经过他的目光审查，就连住在院子里和要进院子的其他老师也要从他窗前经过。前院的东西两间，一间住老校长，一间住教导主任。其实除了最南边的大门，每进院子都有东西两个门，可谓四通八达。但二进和三进院子的门几乎常年锁着，所有住在院子里的老师和学生要去西边的操场，或者进东边的三排教室，都必须从前院办公室门前经过才能出去或者进来。从操场或男生宿舍去教室东边的厕所，则得绕一个大圈从藏书楼后面过去。这就使我们每一个女生都处在老师的目光保护之下。据说这样的布局安排，是经过学校深思熟虑的。我们每个班级四十多名学生里只有五六个女生，学校让结过婚的老师住在女生宿舍周围，而那些男生们如果走进垂花门，首先会遭到老师的盘问。除了文工团排练的男生和去拿篮球的体育队员，还有就是给老师送作业的班干部，一般男生没有特殊理由是进不了这个院子的。
尽管学校把男生宿舍与我们远远地隔开，也把单身男教师安排在男生宿舍旁边，可我们心里想什么学校哪里知道？每下晚自习后我们经过文龙老师门前回宿舍，就抬轻脚步放慢速度，偷看门缝里溢出的灯光。躺在那盘大土炕上，我们激烈地争论：“你说那女生用什么方式让文龙老师爱她，是作业写得好还是上课老举手？”“听说她是团小组长，文龙老师是团支书嘛，这还不明白。”“学生嫁给老师其实挺好的，就是年龄差距大了点。”“不就差八岁么，男人大知道疼人。”“你怎么知道？”“我妈说的，你没看邓天才老师，那次他老婆哭着跑出房门，直奔桑树涧要跳沟，天才老师紧紧跟在后面，追兔子似的，听说追回去绑在桌腿上继续打，就那还同学呢。哪像人家文老师，恩爱夫妻。”我们天天晚上开这样的讨论会，学校哪里知道？
学校也有让我心里难受的地方。比如往西直通镇街的学校新大门两边，就写着这样一副楹联：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校门为贫下中农子女所开。这副楹联让我觉得自己在这所学校读书不那么理直气壮，有点寄人檐下的味道，因为我生错了家庭。还有，一报到我们班就有两名同学去参加入团积极分子学习，却没有我，他们的考分还排在我后面呢。看到他们学习回来后的兴高采烈，我卷子上的那些红五分就黯然失色，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揪着，一阵阵地难受。这种难受没有人知道，也不能对任何人去诉说，只能悄悄藏在我心里。所以我总是走小路翻越桑树涧从废弃的大门进学校，然后穿过廊子去教室，没有人知道我舍近求远是因为那副楹联。
尽管这样，我仍然深爱我们的学校，因为它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排练厅《黄河大合唱》是我参加文工团排练的第一个节目。我们从“风在吼，马在叫”唱到“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到了《黄水谣》，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声音。我唱着“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叫嚣如虎狼……”，唱着唱着，我的眼泪出来了，声音像是没有上油的纺车，一顿一顿的，不再流畅。我不知道是为自己优美的歌声感动，还是为自己能担当独唱而感动，我知道不能哭，可眼泪不听我的指挥，自己一串串地往下滚。大家都盯着我，我的背上像扎了枣刺，我知道那是阴兰兰的眼睛，她一定在用眼睛对师杰老师说，让我唱《黄水谣》吧，欧阳惠珠唱不了。
师杰老师停下风琴，望着我，“你要表现的是悲愤而不是悲伤，明白吗？记住，悲愤不能用泪水，要用声音去表现，要有力度，再来一遍好吗？”他示范地唱了一句。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柔和，像琴声抚过我的每一根神经，唱的声音有一种出自胸腔的共鸣，嗡嗡作响，让我感到震撼。我心里甜滋滋的，因为这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不是讲课。
我突然就找到了感觉。又一个高音“米”后我落在中音“拉”上，结束了演唱，排练厅里一片静默，师杰老师坐在琴前不动，侧着头深思了片刻，然后一扬头说：“好！”他手下的琴键也随即发出强烈的一声轰响。我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眼泪直往外涌，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那种荡气回肠仍然在排练厅里飘荡。
师杰老师像个魔术师，风琴、小提琴、二胡、手风琴、口琴、小号，在他手里如同玩具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带进了一个美妙的世界，让我们学会了用声音和动作去艺术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潘解放告诉我，师杰老师还有更绝的，有一次带他们男生去采柏树枝搭彩门，路过红旗水库，他把衬衣一扔就从高高的崖上扎进水里去了。他们男生都吓呆了，大声哭叫着救人时，师杰老师从很远的水里露出头来，抹一把脸上的水珠，冲着他们笑。潘解放说：“你没有见过师老师扎猛子的姿势，真是顶呱呱哇，连脚都是直的。像射出去的箭，又像跳起来的鱼，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师杰老师让我做每天下午的播音员。我打开广播室的门，盯着墙上写的“先低后高”的纸条，按顺序打开扩音器，把要放的唱片挑出来，当唱针的声音响起时，我的心里充满喜悦。有时候，我为大家朗诵普希金或者雪莱的诗，听着自己清脆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送出去，在操场和教室间飘荡时，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都饱胀了满足。还有几次，我为大家唱歌，唱歌剧《刘三姐》插曲，唱电影《洪湖赤卫队》和《红珊瑚》插曲，我不用师杰老师的指点就知道怎样把广播员的工作做得花样翻新。那一刻我便忘记了自己不好的家庭出身，忘记了不能参加入团积极分子活动的沮丧，由自卑变得自信。
师杰老师还代我们的美术课，他能几笔就勾出一个夸张变形了的自己或者同学，那些线条在他的笔下随心所欲变幻无穷，仿佛有了生命，非常有趣。但他只画男生从不画女生，不知什么原因。我太想让他画我，可他从不答应。其实我心里很矛盾，让他画我只是想让他专注地盯着我。可我又怕那些线条把我的鼻子画大了，嘴巴画歪了，眼睛画成一条缝，总之一个夸张变形了的我。后来我才懂得了他当初说的话，“女孩子不能用漫画表现，要用素描。”那一次他已经把炭条找出来了，但看了看我又说，“算了吧，以后有时间再画，该上自习了。”我沮丧极了，总认为是自己不够漂亮，才不能引起他的画兴。
我原本不喜欢美术课，就因为是师杰老师的课，所以格外努力，一心想像在音乐课上那样引起他的注意和好感。有一次，他让我们设计花布图案，我费尽心思，缠住妈妈找出过年穿的新棉衣，那是当年从城里带回来的。我用蓝色涂底色，然后用紫颜色填那些用铅笔勾出来的菱形图案，最后用金黄色点缀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小星星。我的设计赢得了师杰老师的赞赏，用红笔为我打了个大大的五分，还在右上角批道：设计新颖用色大胆。这张作业被贴在学校黑板报的美术栏里，这段时间我每一次上课都要专门从黑板报前绕过去，心里充满了得意。师杰老师问我，“是你自己要用这样的颜色吗？”我点点头却脸红了。我撒了谎。为了这个谎言不被揭穿，我拒绝再穿那件棉衣去学校。
每晚下自习后，我沿着走廊回宿舍，总忍不住要去看师杰老师的窗口，灯光从那一个个白麻纸糊的小方格子里透出来，有一种格外亲切的吸引力。他没有睡觉时，中间的玻璃是不遮挡的，远远望去，会看到他坐在桌前写着什么，还会看到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等他把那张报纸放下来时，就是要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我站在门前的廊子上刷牙，耳朵却捕捉着他关房门的声音，我会在他匆匆的脚步刚好走过我们宿舍门前时把牙缸放回去，拿着俄语课本出来，用俄语对他说：“老师，您好。”用俄语问好是他最初要求我们的，那时我们的俄语老师裴纹还没有来，她在当军官的丈夫那里度假，师杰老师就有了代我们俄语的机会。裴纹长得可真漂亮，纤巧秀丽，皮肤白的像鸡蛋青，就连说话也像唱歌，让人想到电影里那些演员。如果把她比做一盆文竹，师杰老师的妻子就像一株橡皮树，文龙老师的妻子则是一棵向日葵。可如果听过师杰老师的俄语课再来听她的课，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听裴纹老师的课是听课，听师杰老师的课就像是在与一位苏联友人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