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敌人大举沿白晋路南下，报社所在地的沁县被割裂为路西、路东两部分，我报社在路西，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在路东，我社一时陷入了孤立境地。此时，报社总编辑何云，正在路东参加北方局党报委员会，骤闻日寇南下，星夜兼程回社。中途，与南下之敌遭遇，急忙掉转马头疾驰，幸得脱险。在路西的报社同志则仍坚持工作，发出“七·七”两周年纪念特刊，排出7月9日的报纸，直到敌寇迫近时才整队向路东转移。全体人员改编为“八路军第七连”，由副总编辑韩进任连长，经理部部长王显周任指导员，连同一部分印刷机器和器材，由报社警卫排掩护，向路东转移。接近白晋路时，日寇大队人马正由北向南急行军。韩进同志曾在中央苏区打过游击，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他判断敌人是过路部队，迅即命令全连就近在庄稼地里隐蔽。待敌军过尽，立即率队跑步穿过公路，从敌军前队与后队的空隙中安全通过。这是报社工作人员第一次参加反“扫荡”。进入路东地区以后，立即着手出《战时号外》。7月18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战时号外第1号》与读者见面。报首刊登了一则紧急启事：“此次敌寇大举‘扫荡’晋东南主力沿白晋路南下，本报同人曾坚留白晋公路西侧，坚持到最后一刻。于发出‘七·七’纪念特刊，排印‘七·七’报纸任务完毕，乃从敌人包围中撤退，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虽大部机器已安全东迁，但人员及用具之损失，刻下尚难全部整顿。新址之布置更非容易，谨出此油印号外，每日一张，虽简陋不堪，然同人等已为坚持华北抗战尽其绵力。”不久，又派出得力干部，穿越封锁线，分别赶赴太南、太岳，出版《新华日报·太南版》、《新华日报·太岳版》。在根据地被割裂的情况下，与全区军民共同为粉碎敌人大“扫荡”而奋斗。
在这一反“扫荡”大战的过程中，报纸大量报道了我区人民武装、脱产的游击队、游击小组、人民自卫队在配合主力军作战，保卫人民政权和保卫广大群众的安全，实行空舍清野、破路拆城、运送武器、弹药、军粮、探敌情、送情报、封锁消息等项具体的抗日救国行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多次掀起参军运动，各地成千上万的青年，踊跃参加自己的子弟兵八路军。
在这一次反“扫荡”大战的过程中，抗日政权工作逐步加强，趋向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和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实现民主政治，吸收群众团体参加政权工作，民选村长；加强和改进屯粮工作，给部队准备充足的军粮；整理财政和税收，改进合理负担制度；整理金融，维护法币，发行地方货币；提倡手工业，组织供销合作社；实行贸易统制，有计划地进口必需品与出口本区特产。各专区、各县办起小型油印报纸不下50-60种之多、剧团30多个，组成动员参战与进行抗战教育的庞大宣传队伍。
二、全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
在晋冀豫反“扫荡”大战的期间，对晋冀豫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9月下旬，举行了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9人，列席代表137人，代表了全区30150名党员。晋冀豫区党委向大会总结了两年来全区各地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向大会作了《抗战新阶段与新任务》的报告。大会于9月28日，一致通过了《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告全区抗日部队、党派、各界同胞和全体党员同志书》，号召在坚持抗战的阵地上、在已有进步的基础上再求进步。高度发挥爱国热忱，更加团结一致，粉碎敌后的“扫荡”，制止全国以及山西妥协投降危机。为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必须继承我党的光荣传统，发扬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精神，深入工作。
报纸于9月19日发表《庆祝中共晋冀豫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社论，高度评价了晋冀豫区党的工作，社论说：“晋冀豫区共产党在战斗中生息成长、发展壮大，和全区人民有血肉的联系。晋冀豫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之下，坚决而忠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总方针，胜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所给予的‘坚持敌后抗战，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创造抗日根据地神圣而艰巨’的重大任务。在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时期中，决定了正确而详尽的工作计划；始终如一、坦白忠诚地与友党友军和当地地方政府亲密团结、和衷共济，领导着全区800万民众，与敌寇、汉奸以及妥协投降分子进行坚决而英勇的斗争，在粉碎日寇第一次九路围攻中建立了光辉的基业，而又领导和推行了根据地的党务、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运等方面的工作，使晋冀豫永无休止地前进。”
社论还提出了今后全区党组织的任务和四项中心工作。
在这次大会以前，为适应敌后环境，党组织是不公开的，所有工作都是通过对政府、群众团体的工作来实现党的领导。从这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晋冀豫区党委公开和强调了对全区工作的统一领导，对于巩固和加强建设根据地，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力争山西时局的好转
敌寇进行诱降，提议归还抢去的山西当局产业的49%。这一诱饵，使山西的顽固分子、守旧分子加紧了“寻求妥协，早日返回太原”的阴谋活动。他们公然不再反对汪逆精卫，却叫嚷要向八路军、决死队“收复”失地，公开宣扬打倒牺盟会，解散一切爱国群众团体，取消一切进步法令，闹得乌烟瘴气。在这紧急关头，报纸在10月11日发表了山西决死队、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代表薄一波、戎伍胜（又名戎子和）等18人于9月18日发出的《为巩固团结，加强进步，抗战到底的宣言》，呼吁山西军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宣言揭露了目前危机的来源在于敌寇自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即采取新的方针以灭亡中国，侧重“扫荡”敌后。同时，加紧推行诱降劝降政策，企图分裂中国。敌之劝降诱降政策，正适合于民族失败主义者与顽固分子的要求，在山西反对阎（锡山）司令长官所苦心经营的坚持抗战的山西进步的组织决死队与牺盟会，反对阎司令长官所直接发动与领导的坚持敌后抗战的并在全国起模范作用的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反对阎司令长官两年来所提出的已在抗战中起推动作用的一切进步主张与法令，如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合理负担等。宣言书驳斥了顽固分子对决死队、牺盟会和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各抗日根据地的造谣、攻击和污蔑，揭露其企图就是为了制造“摩擦”、分裂中国、准备投降妥协，适合于敌寇政治阴谋之要求。宣言书表示，坚决拥护并执行阎司令长官的进步主张与新法令，在进步中求团结，巩固两年来所组织与缔造之革命阵地，更加巩固新军决死队，发展壮大牺盟会，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坚决反对顽固落后分子破坏抗日的言论与组织。
10月11日，报纸发表社论《谨告山西军民》，指出，“在两年来英勇的敌后抗战，山西的确是进步的山西，是全国最模范的省区。因为山西省有进步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有减租减息等进步法令，有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组织和进步的青年地方长官。然而，我们目前却不得不承认山西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反共的谬论在暗中散播，反进步的‘摩擦’在暗中酝酿，进步组织和军队受到阻挠和取消”。社论号召开展广泛的“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群众运动，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而奋斗。
10月19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对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指出，在山西这个全国抗战的模范与华北的中心根据地上，自临汾失陷尤其是今年夏季以来逆流横行，“摩擦”四起。号召山西各界同胞，反对山西的一切投降妥协分子，反对山西公开的与暗藏的汪精卫，要求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允许共产党参加一切抗战工作。
从10月开始，报上突出地反映了山西兴起的强大的反对投降妥协的群众运动，特别是晋冀豫全区各地，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干部座谈会、士绅名流座谈会，声讨汪精卫卖国罪行，反对投降妥协阴谋。
四、胜利突破敌顽夹击
11月以后，山西反共顽固分子与中央军相配合，从晋西、晋南、晋中、冀南、冀西、豫北，进逼晋冀豫区。晋冀豫区陷入敌人、晋绥军、中央军的腹背夹击和四面围攻的极端困境。山西反共顽固派发动了血腥的“十二月事件”。突然围攻晋西决死队，血洗晋东南阳城等7县，摧毁抗日政权，捕杀进步分子、共产党员、八路军工作人员，进攻决死队，杀害500余人，绑架劫走1000人。报上及时地大量地揭露了反共顽固派的罪行，揭露了反共顽固派迈出了投降妥协的危险一步，号召全区军民奋起，打退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挽救时局。广大群众反投降妥协的运动更加深入，好男儿上前线，保卫晋冀豫的参军运动形成热潮。晋冀豫全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支援八路军、决死队，坚定地进行了反“摩擦”斗争。
为了突破我腹背受敌的严重局面，八路军首先发动了对盘踞邯长大道日寇的强大攻势。从12月8日起，血战一周，歼敌700余，收复黎城、东阳关、涉县等据点23个，收复了敌人盘踞并经营半年之久的邯长大道，重新把被敌人分割的太北、太南、太岳三区连成一片，粉碎了敌人对晋冀豫长期进行的大“扫荡”。报纸连续发表祝捷的社论，论述了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刊登了多篇战斗通讯，记载了我军民反“扫荡”的英勇战功。
对于反共顽固派，报纸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一方面，揭露他们的反共、反八路军、反进步举动，是对敌投降妥协的具体准备，竭力晓以抗战大义，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另一方面，一再表明我党历次声明的严正立场。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警告他们勿为已甚。
12月31日，朱德总司令就晋南“十二月事件”，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严正声明，事态如继续发展，足为抗战团结的障碍。重申我八路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立场，表示了对于在此次事件中我共产党员、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被害，不能漠不关心。
1940年1月25日，报上发表了彭德怀副总司令《论目前形势的特点》的报告。彭副总司令指出，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以及少数分子的动摇及日本的诱降和国际劝降，构成了目前严重的投降妥协危机。克服目前危机，主要是力量问题。只有打击投降妥协分子的反动力量、争取中间力量、扩大抗日民族力量，才能克服目前危机。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方针，这是目前团结中国大多数人民克服投降妥协的唯一武器。
1940年1至2月，决死队在人民武装的配合下，被迫自卫还击，一举收复了太南全部抗日阵地，同时，打退了晋西、晋中的反共部队。反共顽固派破坏山西抗战的危机被克服了。
1940年2月15日，薄一波、戎伍胜（又名戎子和）等8位山西进步力量的代表，再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要求对山西新旧军冲突事件，谋合理的和平解决。电文中说：“若不急图亡羊补牢，谋合理解决，不仅国家民族将蒙受极大危害，恐山西抗战基地亦将从此不保。决死队、牺盟会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议，俾保持团结，继续抗战，决死队将与晋绥军一起在钧座统率下，为实现革命十大纲领而奋斗。”不久，在中共中央派员调解下达成了和平协议。
在1939年最后一期报纸的社论中，曾对全年的斗争作了总结式的论断：“晋冀鲁豫在长期的反‘扫荡’战斗中，更以白晋路大捷和收复黎城、东阳关、邯长大道，猛追穷寇，克复涉县，迎来了新的一年。”“在敌人后方展开了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斗争范围之广，影响之巨，远在大后方各地之上，最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诱降政策”。迄止1940年3月，用事实宣布了，对敌人大“扫荡”和对反共顽固派的斗争，胜利是属于晋冀豫人民的。从此，自古以来的兵家重地太行山，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我军手中。晋冀豫人民在新的形势下，迈进了加紧建设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力量的新时期。
五、一个没有认识的教训
在报纸宣传上，值得引为教训的就是晋绥军在晋西、晋南发动“十二月事件”之后，报纸对于当时山西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那是“一种反革命政变”，×××已经转向民族敌人方面去（×××指的是阎锡山），公开地宣告了山西上层资产阶级分子进步性的终结，从抗战阵营转向投降与反革命阵营！“这一政变又预示了这一部分人从抗日阵营中分裂出去，将是不可避免的”（摘自1940年2月25日报纸第四版的文章中）。这种估计和分析，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更是同党中央对山西形势的估计和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方针是不相符合的。报纸在“十二月事件”发生之后，对进攻牺盟会、决死队的晋绥军将领王靖国、孙楚等军长，称为“叛逆”、“逆贼”，把决死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都称谓“讨逆战争”，混淆了叛国投敌和反共“摩擦”的界限。这种政治上的错误，绝不能以当时大批共产党员、决死队、牺盟会人员惨遭反共顽固分子杀害所引起的义愤来解释，而是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抗日战争期间民族矛盾是基本的，必须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以及我党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共顽固派的策略。我们一遇风浪起，就掌握不住党的政策了。由于当时对于这个错误没有认识并从中吸取教训，以至在日后“皖南事变”后重蹈复辙。
（第三节）制止第一次投降妥协危机
武汉、广州失陷之后，由于日寇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采取了诱降政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酝酿着投降妥协的重大阴谋。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企图对日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则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两面政策，步步加剧了反共活动。面对这一复杂的国内政局，我们的报纸担负起三大宣传任务：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罪行，揭露和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防共反共活动，克服投降妥协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