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地产嘉禾记载的樟树，自然有清江名酒。更何况，那些筑卫城人、吴城人早就用上了陶鬹、铜斝！
真个是“流泉处处入农轻”，水把大地养成了沃野。
有一首诗，应该是古人献给樟树之水的赞歌。它朗朗上口，又娓娓道来；它清丽如画，又婉转如曲。它是宋宝祐元年状元姚勉的《清江曲》——
夹岸桃花燕子飞，一江春雨鳜鱼肥。丝纶百尺烟波阔，深夜鸣榔载月归。扁舟一叶横沙嘴，得鱼烂醉春风里。绿阳深处酒醒时，江湖半落天如水。万顷沧江五月凉，一川锦绣藕花香。绿蓑青笠鸣疏雨，老树残烟带夕阳。野船烟火夜明灭，一笛风清楚江阔。无鱼无酒且归来，蓬里萧疏卧明月。江南江北老天涯，萧萧两岸梧桐叶。漠漠平川芦荻花，万里西风双发华。柔橹声中山水绿，一萍买断黄金屋。沙边鸥鸟莫相猜，是非不到清江曲。荷苇折枯人未归，寒波霜落燕初飞。人间节物时时换，又折梅花下钓矶。青山四面清歌发，几点沙鸥起天末。一任长年醉则休，醒时独钓寒江雪。
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里面有一江春雨，一叶扁舟，一川锦绣，一笛风清，于是，便有了“一萍买断黄金屋”的慷慨、“一任长年醉则休”的潇洒。它铺展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山水长卷，而劳作在天地之间的人，是这幅长卷中的主体形象。他们是绿蓑青笠，他们是载月扁舟；他们是野船烟火，他们是老树残烟。他们可以烂醉春风里，也可以酒醒绿阳深处。至于那“一任长年醉则休”的，恐怕只有诗人自己了。在古老的遥远，有好些诗人都在酒里一醉长年。
比如，生活在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陶渊明的理想注定如梦幻一般破灭。直到二十九岁，他才出仕为官，然终其一生，所做的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之类的芝麻官而已，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降志辱身同官场人物虚与委蛇。他为彭泽县令时，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天就解印挂职而归隐田园，过着亲自劳动、躬耕自给的乡居生活。当然，那也是饮酒赋诗、怡然自乐的生活。陶渊明好酒，有一例为证。他在做彭泽县令时，打算将县里拨给的公田全部种上可用来酿酒的糯稻，他说：“令吾常醉于酒足矣。”经妻子再三请求种晚稻，这才用一顷五十亩种糯稻，用五十亩种晚稻。辞官归隐之后，他其实索性归隐到了酒里。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如逢丰收，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的老朋友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他“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他“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他“得酒莫苟辞”，他“绿酒开芳颜”。酒成了他的人生一知己，“酒云能消忧”，“酒能去百虑”。尽管他无日不饮，仍觉得没有饮够，贫病交加的诗人在自挽诗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深深遗憾：“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尤其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煞是令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酒成了陶渊明赋诗的重要题材，酒仙陶渊明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在现存的一百六十多首陶诗中，提到酒的将近五十首，其中不乏专门写酒的诗，仅《饮酒》诗便有二十首，另有《述酒》《止酒》诗各一首。《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陶渊明鄙夷功名利禄的志趣、守志不阿的节操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正如王国维所言，“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甚至，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也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便在诗中坦言：“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把陶渊明视为知己，称：“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他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欧阳修则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
说到陶渊明，我不由地想起玄学盛行的魏晋，想起嗜酒成癖的玄学名士。“竹林七贤”便是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魏末晋初，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那时的名士，不必须奇才，能痛饮酒、熟读《离骚》者，即可称名士。竹林七贤皆有酒名。比如，阮籍年轻时在政治上曾抱有济世之志，然而，他面对的政局十分险恶，只好称病辞官，归隐故里，并且天天喝酒，每喝必醉。不久，朝政果然被司马懿独专。司马氏的心腹屡次试探阮籍对时局的看法，阮籍都借酒装醉，躲过灾祸。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家联姻时，聪明的阮籍干脆借酒大醉六十天，放浪佯狂，使联姻之事无法进行；山涛生活俭约，饮酒，却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刘伶更是一个酒鬼。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有文字称“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惟与阮籍、嵇康友善。性嗜酒，纵情肆志。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说：死便埋我。曾著《酒德颂》一篇，主张‘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他对“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还有个叫阮咸的，被晋武帝认为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他与阮籍一样放达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所讥。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其“与豕同饮”传为笑话。由上述名士的醉态可见，置身于动荡的社会，他们其实是一群智者，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到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醉态是掩护自己的伪装色，是逃逸现实的通行证，醉态也是走向自然、高蹈山林的精神旗帜。
我想起魏晋南北朝的这批醉汉，是因为通过他们的醉生梦死，可以发现那时的人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酿酒技术，那时的酒已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并且，人们在不断发展和发掘酒的作用，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如此等等。
酿酒需要粮食。那时的江西境内已广泛种植水稻、麦、粟、菽、桑、麻等各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至于水稻，江西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而且，赣鄱地区是亚洲和世界稻作农业一个重要发祥地。关于稻作起源，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1993与1995年，其源起有了新发现。中美农业考古队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两次合作发掘，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稻植硅石。经植物学家研究，这种水稻兼具籼、粳稻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人工培植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它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而在汉代，南方稻田生产中已普遍采用铁农具和推广牛耕，一整套农机具如犁铧、耒、锸、铲、锄、镰等铁农具和杵臼、碓、风车、磨等脱粒加工木石农具，已能适应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要求。至迟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已基本摆脱“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开始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江西地区也不例外。西晋时，豫章郡的水稻生产已远近闻名。史载，太康年间，“有嘉禾生于豫章”。晋怀帝即位后，甚至把年号都改名为永嘉。经东吴、东晋近两百年的开发经营，江西农业快速发展，至南朝刘宋时，江西已成为江南稻米的重点产区之一，不仅稻米质量好，而且产量高，粮储丰富。豫章郡的大量土地被辟为良田，水稻广为种植，以味道精美而享誉四面八方，家家都储藏了粮食，人们不愁吃喝；丰年则向商人和游客提供粮食，即使荒年也不必告求于人去购买。豫章郡江之西岸多良田，极肥沃的土地竟能亩产稻谷二十斛，大约相当如今四石多，在当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下，算是高产纪录了；且生产出的稻米放在容器中，竟如白玉一般闪闪发光，其质量之高可想而知。隋唐的筠州辖如今包括樟树在内的诸县（市），其所产稻米在南朝时已极佳，“州内有米山”，“生禾香茂，为米精美”。
想来，归田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陶渊明，“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其种植的自然少不了糯稻。他还要靠收获的糯谷，自家来酿造美酒呢，他说：“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糯米酒，江西民间一般都会酿造，其方法是先将糯谷舂成白米，洗净后煮成饭，再加上酒曲，然后放在瓮中让其自然发酵，并掌握一定的温度。待酒熟后还要进行过滤，将酒糟滤去才能饮用。方法虽然不很复杂，但要酿出香醇的美酒，却需一定的技术。
粮食的充裕为酿酒业提供了大量原料。魏晋南北朝时期，酿酒业已十分发达，仅《齐民要术》中就记载有十几种酿酒的方法。据有关专家研究，那些方法都极为先进。南北朝时有个善酿酒之人，叫刘白堕，其酿制之酒用口小腹大的瓦罐装盛，放在烈日下暴晒，十天以后，罐中的酒味不变，“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北魏京师洛阳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此酒也名“骑驴酒”；永熙年间，有一位叫毛鸿宾的携带这种酒上路，遇到盗贼，盗贼喝了这种酒，立即醉倒，后被擒拿归案，此酒又被称作“擒奸酒”，当时游侠以口碑为之作了活广告，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酿酒是粮食业重要的转化形式，酿酒消耗粮食巨大，而江西粮食丰裕，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此时，樟树邻近的宜春县生产“宜春酎”，颇为有名。该县西四里有宜春水，水质甘美，是酿酒的上等水源，加之当地生产的优质稻米，故能酿出好酒。《晋书·地道记》云：“宜春美酒，隋岁举上贡，刺史亲付计吏。”由于宜春酎是著名的美酒，到了隋代，已成为贡酒。其实，在同样有地产嘉禾记载的樟树，也是处处好酒。更何况，那些筑卫城人、吴城人早就用上了陶鬹、铜斝！
我在一部厚厚的《江西通史》里，循着四面八方袭来的酒香，走向唐代江西的四面八方——
唐代人们饮酒普遍，上至官僚文士，下至平民百姓，皆好饮酒。江西地区饮酒之风也极浓。《太平广记》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卷四○○《雩都人》记，于都县一船主“遇一黄衣人乞食”，便“与之盘酒”；卷三五五《王誗妻》记，南安县“人有祭祀，但具酒食”。卷四九七《江西驿官》记，江西的某官驿设有酒库，“诸醢毕熟”。诗歌中也有不少关于饮酒的生动而形象的描写，如王驾《社日》咏民间节日里，鹅湖山下的民众饮酒庆祝，以致出现“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农家乐景象。另外，袁皓《重归宜春偶成》：“殷勤倾白酒，相劝有黄鸡。”韦庄《袁州作》：“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郎士元《寄李袁州桑落酒》：“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白居易《早秋晚望兼呈韦侍御》：“浔阳酒甚浓，相劝时时醉。”这些诗句也对江西的饮酒之乐作了形象的写实。而刘禹锡《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描写南昌：“朱槛照河宫，旗亭绿云里。”杜牧《罢钟陵幕吏十三年来泊湓浦》诗曰：“青梅雨中熟，樯倚酒旗边。”又足见赣江、湓水人口集中之地，酒家经营十分兴旺。五代时期，本区的饮酒风并没有衰减。《五代诗话》卷三引《天禄识余》“毛炳”条记载：丰城人毛炳“入庐山，每与诸生曲讲，获镪即市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时人为之语曰：‘彭生作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后游螺川诸邑，遇酒辄饮，不醉不止。
饮酒之风的盛行，是以酿酒业的兴盛为前提的。当时江西的酒类生产以工艺相对简单的浊酒为主。浊酒酒液浑浊，米滓往往漂在酒面上，泛泛然如同浮蚁，故时人称及“浊酒”多以“蚁”字来形容。白居易在江州浔阳时，作《问刘十九》诗称的“绿蚁新醅酒”，即是当地的有名的浊酒。上引诗人袁皓所称“白酒”即是浊酒。与前代相较，江西酿酒技术有所提高。《太平广记》卷二三三《南方酒》记，有酿酒者埋置酒于陂中，“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这无疑是一种培养酒质的技术。在酿酒原料及技术上，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汁溲”，因此合糯为酒。且“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这种米酒经过了过滤、火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酿酒技术的进步。江西各州县普遍酿酒，出现了一些享誉全国的地方名牌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所列全国名酒十余种中就有江西“浔阳之湓水”。白居易《首夏》诗中赞道：“浔阳多美酒，可使怀不燥。”宜春酒也是当时名酒，《新唐书·地理志五》记，“袁州宜春郡……有宜春泉，酿酒入贡”。由于宜春酒佳，唐时有人提倡仿制此酒。《白孔六帖》卷十五载：“李泌字长源，泌请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
唐代酿酒分官酿和私酿。唐前期允许私人酿酒，采取官私酒业自由发展的宽松政策，从而推动了民间酒业的发展。民间酿酒或自用，如以陶渊明酿酒故事命名的“陶家酒”，在九江民间素有盛名。李白《浔阳感秋》：“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白居易《浔阳秋怀赠许明府》：“试问陶家酒，新篘（要造字：竹字头下加“刍”）得几多。”又《太平广记·南方酒》记，“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待到女大出嫁时”，取供贺客，这种酒被称为“女酒”；或是在市场上出售，江西地区市场上的酒家不少。同上《南方酒》记，“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唐国史补》卷上载：大历年间，柳浑佐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幕时，“嗜酒，好人廛市，不事拘捡”。中唐以来，朝廷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满足军国财政之用，全国大范围实行官酿官卖。《旧唐书·食货志下》载：建中三年（782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江西地区私酿一向兴盛，朝廷遂严禁江西私酿。《新唐书·王仲舒传》载，德宗建中以来至穆宗长庆年间，“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达“九千万”。而民间私酿之风“岁抵死不绝，谷数斛易斗酒”，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遂奏请朝廷罢本区私酿之禁。王氏的开明政策，无疑有利于江西地区酒业及其相关经济的发展。又《册府元龟》卷五○四载，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江西观察使裴谊奏请停官酤，“洪州每年合送省榷酒钱五万贯文”。江西酒税的丰厚，正说明其酿酒业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江西官吏关注本区酒业的发展。
榷酒，就是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自卖酒类，由政府独专其利。它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一项较为稳定的经济政策，肇端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古今中外，政府都把酒类的财政收入做为国家重要的稳定性财源。比如北宋的酒课征收。《江西通史》云——
北宋管制酒的生产与买卖，“诸州城内皆置酒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官府对酿酒业的利润极为看重，始终严密控制。
酿出的米酒分两种：自春至秋，酿成即鬻的称“小酒”，每斤自5钱至30钱，分26等；冬天酿制至夏天出卖的称“大酒”，每斤自8钱至48钱，分23等。所用米粮及制作方法，各地因水土制宜，价钱亦因地而异。由于官府设酒务，一方面酿酒出卖，另一方面征收酿酒民户的岁课。有的官员因此深感惭愧，欧阳修《食糟民》曰：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
酒酤得钱糟弃物（一作“不弃”），大屋经年堆欲朽。
…………
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麋粥度冬春。
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
…………
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对农民种糯米而没有酒饮的苦痛，欧阳修心生恻隐，然而，官家的榷酒政策，并不因仁人君子的自责而撤消。榷酒，不仅是州县官吏的职责，而且还不时有受责降的大官下放州县监酒税，苏辙即是显例。
元丰三年（1080年），苏辙因兄苏轼以诗得罪，受连累，由签书南京判官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这个税务原有三吏共事，苏辙到时，二人罢去，由他一人包办，“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则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监税吏，不仅征收豚鱼之税，还卖盐、沽酒，是市场中的税吏兼商人。官府把酒看得和盐一样重要，垄断专卖，故酿酒之盛，酒税收入之丰厚，可由此窥见。苏辙终日与酒打交道，对酿酒行情自然熟悉，知道“江西官酿惟豫章最佳”，所以无人往豫章寄送酒。苏辙终日守在糟缸边，闻其香，品其味，不知足，结果“饮酒过量，肺疾复作”，他深自悔恨，“不知逃世网，但解忧岁课”。一个责监盐酒税者，必须为完成酒课定额而操心。
谪监盐酒课的贬官关注酒课上升，企求早得解脱，而主管地方财赋的官司，更以增税为功，二者都可能是演变成苛剥百姓的动因。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宰相王旦对真宗说，诸路“遣官检举酒税，竞以增益为功，烦扰特甚。……诸州虽各有原定酒数，然随时增益不已”。于是，又下令“取一年中等之数，立为定额”。可见，各地增加酒课的劣迹，获得朝廷的认可。
酒税在财政中占何等地位，可从与商税比较中看出。旧税额中的酒课高出商税，熙宁十年数二者基本相等（酒课中加进买扑的钱和金银约及40万），故酒税与商税具有同等地位。与两浙路比较，江西的酒课多出约10万贯。天禧四年（1020年），两浙转运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千贯。”增课后为23.8万贯，仍少于江西。官府征得的酒税，在一定程度上是饮酒量的表示。酒税多，饮酒人增多，饮酒风气更浓，总体上看，正是商业更旺盛的结果，也是社交生活更活跃的一种表现。
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五年间他与酒为伴，想来一定是酒，让他倍觉“安心已得安身法，乐土偏令乐事多。千里筠阳犹静治，还家一笑定无他”。筠州所在的高安，与樟树山水相依，导致他饮酒过量的肯定有清江好酒。
绍兴乾道年间，张孝祥在江西任抚州知州之后，再去长沙，路过临江军清江县界，在地名九段田一带农村，见快要收割的稻田“沃壤百里，黄云际天”，十分感叹，称：“他处未有也。”他认为，九段田的价值即便是岭南的富商巨贾也买不到，真想弃官隐居在此。这时，小小的临江军只辖三县，每年税米却有十二万五千多石，其中上供十一万石余，运往镇江、建康、池州交卸。
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送临江军监酒李太傅》云：“三江卑湿地，北客宦游稀。雾气多成雨，云蒸易损衣。白醪烧瓮美，黄雀下田肥。未辨殊方语，山歌半是非。”此诗形象生动地道破了清江盆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的特点，并勾勒出因土肥水美而自足惬意的生活景象。曾在临江府任职，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四大家”的范成大，则为赣江中游清江等地沿江一带的橘林风光赋《清江道中橘园甚伙》，诗云：“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未论万户比封君，瓦屋人家衣食足。”范成大还写道，“沿岸居人烟火相望，有乐郊之象”，“两日来带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终日不绝。林中竹篱瓦屋，不类村圩，疑皆种橘之利”。赣江中游沿岸之所以芳林不断，是因为附近有闻名于世的红橘产地新淦县三湖镇，而樟树药市是以地道的枳壳供应为特色，在这一带出产的红橘，正是枳壳的原料。可见，药市的需求推动了柑橘种植，兴旺的柑橘生产，又支撑起樟树的中药材市场。种橘收益较高，“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于是，橘农衣食足，住瓦屋，一片“乐郊之象”。曾任临江知府的王庭珪在《送吴叔举主簿往清江受纳秋苗》一诗中，这样写道：“田头作谷催入场，一半白者输官仓。庐江主簿喜怀檄，放船椎鼓开帆樯。萧滩老农公事毕，夹道欢呼罗酒浆。笑言归去唤妻子，今年租米两平量。”诗中竟是一派官民同乐、喜庆丰收的幸福景象。尽管已有“一半白者输官仓”，老百姓仍然能够“夹道欢呼罗酒浆”。凭此，我眼前仿佛有一片秋熟的田野，满畈满垄的金黄，秋阳下，是叽叽喳喳的鸟叫，鸟翼如云疾走，投下一团团阴影。
我指的是黄雀。成群的黄雀飞过古人的诗词，我禁不住好奇。解剖黄雀，果然有所发现。请看王安石的《送吕嘉问赴临江守》一诗：“黄雀有头颅，长行万余里。想因君出守，暂得免苞苴。”原来，宋代临江军盛产黄雀，俗称黄绵雀，因其肉味鲜美，居民多网罗黄雀为食，并腌制成“黄雀鲊”作为上等礼品馈赠亲友，此俗风靡一时。临江军官员起初以黄雀鲊上贡皇帝，后来扩大到馈赠朝廷显贵，作为进身之阶。久之成例，耗费大量白银购买黄雀鲊，每年数量多达三万余只。滥肆捕杀致使黄雀日少，百姓更苦于官府派购、吏役勒索，于赋税外又增加了一项沉重负担。吕嘉问出守临江军时，决心革除这项弊政，遂下令禁止网罗黄雀，结果却是禁而不绝。这位太守，后擢工部判官，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成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助手，不过，他在“禁罗雀”一事上，到底还是辜负了王安石指望黄雀“暂得免苞苴”的心愿。“苞苴”为包裹之意，纳贿于人亦曰苞苴。后来，又有王郡守，再次下“禁罗雀令”，以黄雀鲊献给朝贵的故例终于废除。此事传至京城，朝廷下令将王郡守召还京师任职，官迁户部侍郎。宋代诗人李大异为其禁罗雀作诗，并称王郡守为“美守”。其诗曰：“清江有奇馋，飞爵金染裾。但为挟绵纩，不能保头颅。纷纷堕毕弋，往往充苞苴。”诗中赞道：“下令禁罗雀，遐迩皆欢呼。”该诗一秉王安石诗意，亦有苞苴之叹、仁爱之颂。由两位太守禁罗雀的故事，可见黄雀如此之多，应是此地田野丰稔而致；而罗雀为食以致酿成时弊，则可窥见当时酒桌风习之一斑。
有位叫钱顺则的，是临江府城内人，清乾隆年贡生，其父天祉十三岁入邑庠，从杨兼山先生游，杨兼山起兵赴国难时，其父倾产饷军。钱顺则是长子，县府院三试俱第一，与其弟先后俱以案首入泮。雍正年举孝友端方之士，以母老辞。他的诗《清江镇偶吟》，云——
市语喧腾滚曲尘，万家灯火接鱼鳞。军门鼓角称雄镇，估货帆桥集要津。
樟树居赣江的中点，南北货物运输，东西客商往来，均以此为集散地。赣江自唐末开辟大庾岭山路至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前，一直是联系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最主要通道；而在樟树境内与赣江交汇的袁水，不仅是东来西往的官宦、商客之路，也是赣西筠州、袁州民户交纳赋粮的运输通道，从北宋以来一直是集中入袁水运至临江军，再转入赣江北运出去。因此，凭着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樟树不断兴盛与发展，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诗《夜闻商人船中筝》所云：“大艑高帆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钱顺则诗中描写的情景，自然发生在他身边，是他所置身的时代生活写照。然而，我相信，在钱诗之前的遥远，樟树应该早已是“市语喧腾滚曲尘”。
因为，曲尘飞扬在历代诗词里。黄庭坚有诗《次韵答清江主簿赵彦成》云：“笙歌忽把二天酒，风雨犹惊三峡涛。已作齐民寻要术，安能痛饮读离骚。”陆游在隆兴府通判任上，得清江名酒，喜不自禁，饮酒赋《对酒》诗称：“檐铎鸣杂珮，帘旌动微波。我老懒读书，如此长日何。名酒来清江，嫩色如新鹅。奇菹映玉盘，珍鲊开绿荷。万事姑置之，悠然酣且歌。宦游亦何好，且复小婆娑。秋风云门道，踏月扪青萝。”杨万里以白话入诗，道“先生笑问有酒么，醉来得句自长哦”；朱熹则是以哲理入诗，曰“煖热惟须酒，平章却要诗”；曾巩却是情感真挚，称“双烛纵谈樽酒绿，一枰销日纸窗深”。他们喝的，应该都是“嫩色如新鹅”的清江名酒吧？
曲尘还飞扬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为奉新人，他曾任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奉新和分宜都与樟树是近邻。宋应星二十八岁时与其兄一起在江西乡试时同榜中举，一时传为佳话，但此后他同其兄先后六次进京参加会试，都榜上无名。在科举场中屡受挫折、“六上公车而不第”之后，宋应星对功名逐渐冷淡，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著书立说。他兴趣广泛，对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注意观察和研究。由奉新到北京的沿途，他走访南北农田、作坊，考察各种农工业生产技术，时时将所见所闻记录并描绘出来。每次落第而返，宋应星行囊中都装有科学考察的笔记。
宋应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却是“于功名半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书名取自《易·系辞》中“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意即自然形成物，由人开发利用，强调的是自然力（天）人力（工）的配合，表现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这种科学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天”补“工”开万物，或者是借助于自然力和人力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万物。《天工开物》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是研究我国古代科技的宝贵资料。由于作者所引用的资料，是以江西农业、矿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所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天工开物》首先是对江西传统科学技术的总结。被誉为“十七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和宋应星出现于江西，实非偶然。
《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卷，共十八章。篇目次序依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观点排列，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观念中所“贱”的金玉特别是冶金技术。上卷为《乃粒》《乃眼》《彰施》《粹精》《作咸》《甘嗜》六章，多数是和农业有关的。中卷共七章，都是手工业技术。其中的《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及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种。
《曲蘖》指出，因酗酒闹事而打官司的事件越来越多，是酗酒造成的祸害，而非酒母的罪过，文中道明了酒母的来源及酒母在祭祀、宴饮、医药、美味、养生等方面的功绩，云——
宋子曰：狱讼日繁，酒流生祸，其源则何辜！祀天追远，沉吟《商颂》、《周雅》之间，若作酒醴之资曲糵也，殆圣作而明述矣。惟是五谷菁华变幻，得水而凝，感风而化，供用岐黄者神其名，而坚固食羞者丹其色。君臣自古配合日新，眉寿介而宿痼怯，其功不可殚述。自非炎黄作祖、末流聪明，乌能竟其方术哉。
关于《酒母》——
凡酿酒必资曲药成信。无曲即佳米珍黍，空造不成。古来曲造酒，糵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并糵法亦亡。凡曲，麦、米、面随方土造，南北不同，其义则一。凡麦曲，大、小麦皆可用。造者将麦连皮，井水淘净，晒干，时宜盛暑天。磨碎，即以淘麦水和作块，用楮叶包扎，悬风处，或用稻秸罨黄，经四十九日取用。
造面曲用白面五斤、黄豆五升，以蓼汁煮烂，再用辣蓼末五两、杏仁泥十两和踏成饼，楮叶包悬与稻秸罨黄，法亦同前。其用糯米粉与自然蓼汁溲和成饼，生黄收用者，罨法与时日，亦无不同也。其入诸般君臣与草药，少者数味，多者百味，则各土各法，亦不可殚述。近代燕京，则以薏苡仁为君，入曲造薏酒。浙中宁、绍则以绿豆为君，入曲造豆酒。二酒颇擅天下佳雄。别载《酒经》。
凡造酒母家，生黄未足，视候不勤，盥拭不洁，则疵药数丸，动辄败入石米。故市曲之家必信著名闻，而后不负酿者。凡燕、齐黄酒曲药，多从淮郡造成，载于舟车北市。南方曲酒，酿出即成红色者，用曲与淮郡所造相同，统名大曲。但淮郡市者打成砖片，而南方则用饼团。其曲一味，蓼身为气脉，而米、麦为质料，但必用已成曲、酒糟为媒合。此糟不知相承起自何代，犹之烧矾之必用旧矾滓云。
关于《神曲》——
凡造神曲所以入药，乃医家别于酒母者。法起唐时，其曲不通酿用也。造者专用白面，每百斤入青蒿自然汁、马蓼、苍耳自然汁相和作饼，麻叶或楮叶包罨如造酱黄法。待生黄衣，即晒收之。其用他药配合，则听好医者增入，苦无定方也。
关于《丹曲》——
凡丹曲一种，法出近代。其义臭腐神奇，其法气精变化。世间鱼肉最朽腐物，而此物薄施涂抹，能固其质于炎暑之中，经历旬日蛆蝇不敢近，色味不离初，盖奇药也。
凡造法用籼稻米，不拘早晚。舂杵极其精细，水浸一七日，其气臭恶不可闻，则取入长流河水漂净。必用山河流水，大江者不可用。漂后恶臭犹不可解，入甑蒸饭则转成香气，其香芬甚。凡蒸此米成饭，初一蒸半生即止，不及其熟。出离釜中，以冷水一沃，气冷再蒸，则令极熟矣。熟后，数石共积一堆拌信。
凡曲信必用绝佳红酒糟为料，每糟一斗入马蓼自然汁三升，明矾水和化。每曲饭一石入信二斤，乘饭热时，数人捷手拌匀，初热拌至冷。候视曲信入饭，久复微温，则信至矣。凡饭拌信后，倾入箩内，过矾水一次，然后分散入篾盘，登架乘风。后此风力为政，水火无功。
凡曲饭入盘，每盘约载五升。其屋室宜高大，防瓦上暑气侵逼。室面宜向南，防西晒。一个时中翻拌约三次。候视者七日之中，即坐卧盘架之下，眠不敢安，中宵数起。其初时雪白色，经一二日成至黑色。黑转褐，褐转赭，赭转红，红极复转微黄。目击风中变幻，名曰生黄曲，则其价与入物之力皆倍于凡曲也。凡黑色转褐，褐转红，皆过水一度。红则不复入水。凡造此物，曲工盥手与洗净盘簟，皆令极洁。一毫滓秽，则败乃事也。
我之所以如此好奇地把以上文字抄录在这里，是因为传统工艺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技术手段，其中还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最早的工艺典籍《考工记》中有言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原来，工艺就是合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造物过程，工艺，本是一个蕴有天地造化的生动而美妙的名词。这种工艺创造观，是“天人合一”精神的阐释和体现，显示了一种力图全面把握、协调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高远意图。
传统的酿酒工艺显然也浸润着这一工艺思想。所谓“惟是五谷菁华变幻，得水而凝，感风而化”，说明酿酒的生产时空与自然顺应不悖，其行工技艺与物材性理顺应不悖，酒的质感品性与人格身心也是顺应不悖的。追求清香醇纯、回味绵长的那番匠心，何尝不曾渗透对风雅而高洁的人生境界的崇尚呢？
在樟树这个酒国醉乡，自古以来，民间普遍喜好用稻谷酿蒸白酒，这种白酒俗称谷烧酒或土烧酒。春秋季节，大部分农家都要酿蒸谷酒。有些地方，不少农户常年酿蒸质量上乘的谷酒出售。酿蒸谷烧酒的工序，一般是先将稻谷洗净，浸泡一二天后倒入饭甑中，蒸至谷壳裂开后起甑散开凉冷，再按量拌入酒曲，装入缸内密封发酵，七至八天后，再倒入甑中蒸馏成酒。新酒酿成后，封缸一个月左右便可饮用。谷酒的特点是酒力适度，酒色清亮，香醇可口，饮后不打头，适量饮用能强身健体，驱除疲劳。农家男子几乎都有中、晚餐时喝几盅谷烧酒的习惯。循着酒香，我造访了乡间的几处谷烧酒作坊。简陋的场所，简易的器具，简单的人，酿造出来的却是回味不尽的香醇甘冽。城郊有一处将要动迁的作坊，守着一只甑和十多口大缸的酿酒师傅是个中年人，他每年出酒是三万斤。不知樟树有多少这样的作坊，不知这些作坊灌醉了多少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