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讴歌了幸福、爱情和欢乐的人生。还通过托比爵士、侍女玛莉亚、小丑等人身上所体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乐观精神，对清教徒的虚伪无聊大加讽刺。
全剧情节错综复杂，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
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最主要的作品，大约作于1600年。
说此剧本是莎士比亚的最主要的作品是有原因的：1.它是作者戏剧艺术达到了最成熟期的作品；2.它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表现人文主义者在危机时期的思想状态；3.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主观态度。
它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哈姆雷特是一个丹麦王子，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受人文主义的教育。因为父王突然死去，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国。不久，母后又和新王——他的叔父结婚，使他更加难堪。新王声言老王是在花园里睡觉时被毒蛇咬死的，王子正在疑惑时，老王的鬼魂向他显现，告诉他，“毒蛇”就是新王，要他为父复仇。
王子是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个复仇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他说自己有重整乾坤的责任。他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既怕泄密，又怕鬼魂是假的，怕落入坏人的圈套，心烦意乱，忧郁不欢，只好装疯卖傻。同时，奸王也怀疑他，派人到处侦察他的言行，甚至利用王子的2个老同学和他的情人。王子趁戏班子进宫演出的机会，改编一出阴谋杀兄的旧戏文叫他们去演出，来试探叔父。戏未演完，叔父坐立不安，便仓皇退席。
这样，奸王的做贼心虚完全暴露，他更加害怕隐私被揭发。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献计，让母后叫王子到她私房谈话，自己躲在帷幕后边偷听，王子在谈话中发现幕后有人，以为是奸王，便一剑把他刺死。奸王便用借刀杀人法，派他去英国，并叫监视他去的2个同学带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上岸时就杀死他。但王子警觉，半路上调换了密信，反叫英王杀掉那两个同学，他自己跳上海盗船，脱险回来。回来后，知道情人奥菲利娅发疯落水溺死。奸王利用雷欧提斯，密谋在比剑中用毒剑、毒酒置王子于死地。
结果，哈、雷二人都中了毒剑，母后误饮了毒酒，奸王也被刺而死。王子嘱托好友把他的行事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被葬以军人礼式。
这个情节是借用丹麦8世纪的历史事件来反映英国16~17世纪之交的政治形势的。正如作者借主角的口所说的“是这一个时代的缩影”。他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说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里说的是丹麦，指的是英国。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国家，全国到处是乞丐、流浪人，朝廷还颁发血腥法令，禁止乞讨、流浪，使他们走投无路，除受饥挨冻之外，还要遭到鞭打、割耳、打烙印、绞死，简直是人间地狱！
《哈姆雷特》这出悲剧用丰富、生动的情节，隐蔽地表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艺复兴的后期，中央政权稳定了，转而形成君主专制的政体。国王摔开资产阶级，独裁独断，独吞利益；在政治上违背了进步的措施，让旧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尔虞我诈，搞得国内乌烟瘴气。在这种颠倒混乱的时代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般劳动人民更不堪封建和原始积累的剥削、压榨，于流离失所中，有一种“穷则思变”的倾向，但又感到忧虑彷徨。在这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是16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哈姆雷特觉得“黑云压城城欲摧”，虽有志奋起除灭奸王，重整乾坤；又觉得重任难当，踌躇莫决，在苦思熟虑中，心情沉痛而陷入忧郁。
由此看来，这出悲剧的冲突正合于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中所指出的：“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主角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末期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他一向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经极大的变故之后，便使他对人世不发生兴趣。
他生在一个开明君主的宫廷，从小学到大学都受人文主义的教育，抱有远大理想，成了国内有新思想的模范青年，进步人士所瞩望的新时代的代表。但经过这一巨大的打击，一时找不到重整乾坤的办法，暂且佯狂，以免打草惊蛇。他的爱情对象奥菲利娅在他佯狂之后便叹息道：“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陨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陨落了！”
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是忧郁，优柔寡断，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本来无忧无虑，明朗、爽快、进取、生气蓬勃，犹如夏日清晨的空气。到了父死母嫁，坏人当权，全国成了牢狱之后，他痛恨嗜血的、荒淫的恶贼，狠心的、奸诈的、悖逆的恶贼。他一心想除灭奸王和整个恶势力，重整乾坤而又一时不得重整的方案和条件，沉入苦思焦虑，才变成忧郁。
第1、2幕描写他由苦思到忧郁的经过；从第3幕起，写他逐步克服忧郁的心情，他觉悟到“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行动的意义”。
审慎的思维是应该的，但不可以畏首畏尾，失去行动，便会逆流而退，消沉下去。他决心起来行动，排演戏中戏，证实奸王的罪行，他的性格也便由优柔寡断，转变为果断，由忧郁转变为明快。刺杀御前大臣于幕后，改写密信，跳上海盗船，决斗，刺死奸王等一系列的行动，再也不见忧郁了。临死时重托密友宣传他的故事和心愿，遗嘱让福丁布拉斯继立为王，也是因为他有雷厉风行的性格。
哈姆雷特是有群众的，被流放到英国去时，海盗们去救他，一般人民都向着他，这是奸王克劳狄斯说的。哈姆雷特对农民和城市平民的不满情绪是有所了解的，他对霍拉旭说：“这3年来，我觉得时代越变越尖锐，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擦破那上面的冻疮了。”
事实上正是如此，雷欧提斯为报私仇，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潮水一般地涌到宫门。但哈姆雷特不能这样做，一则因为他审慎，不能如雷欧提斯那样轻率鲁莽从事；二则因为他还只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只从事于思想、文化的改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正是乌云压城之时，哈姆雷特从忧郁中惊醒过来，他看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而实际上还不能实现的悲剧。
正是在这一悲剧冲突中，他结束了人生的旅途。哈姆雷特的死，意味着人文主义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奸王克劳狄斯是代表封建旧势力的阴谋家，杀兄娶嫂，取得支配国家的权位。他还为了封建旧势力的卷土重来而排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原先中央王权和资产阶级所订立的同盟，至此一变而为对抗性的矛盾。
克劳狄斯的哥哥，老哈姆雷特，原是个开明君主，与人文主义者合作，致力于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把国家弄得富强了，反动的旧势力便来摘取改革的果实，推行君主专制政体，和资产阶级进步势力必然闹对立，历史必然要求革命，除灭克劳狄斯所代表的反动势力。
克劳狄斯不是露骨的暴君形象，而是反动的阴谋家的形象，阴谋把历史倒退到封建专制时代去。他是个笑面虎、两面派，一面做出关心哈姆雷特的样子，许愿将来把王位传给他，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一面派人侦察他的行动和思想，千方百计地借他人之刀来杀他。当面说为了他的安全，要他到英国去，背后却派人捎去密信，让英王在他上岸时立刻杀掉他；此计不成，又利用雷欧提斯为父复仇的机会，用毒剑毒酒置他于死地。最后，他自己也死于毒剑之下。
凡是搞阴谋诡计的野心家都是两面派，虽然得意一时，也色厉内荏，做贼心虚。克劳狄斯在最得意的时刻也惶恐不安，他在夺取王位后，在新婚的笙乐声中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惧，他见哈姆雷特一身丧服，脸上笼罩着愁云，便心神不安。虽然发出命令：于每一次举杯祝饮时都要放一响高入云霄的祝炮，也镇不住心中的恐慌。派人四出侦察王子的言行，把王子的2个老同学都请到宫中来专门与王子为伴，监视他，甚至利用御前大臣的闺女。在观看戏中戏时，便沉不住气，匆忙退席，彻底暴露自己的做贼心虚。退席后还跪下祈祷忏悔，还迫不及待地催促王子上船去英国。在比剑的阴谋中，乱了阵脚，终于弄得家破人亡。
奥菲利娅是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哈姆雷特的情人，一个天真的窈窕淑女。她认识到哈姆雷特的才学出众，说他是时流的明镜，举世瞩目的中心，虽然情人眼中出偏见，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认识到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进步作用的。可惜她深处闺阁，又在庸俗的封建廷臣包围之中，自身又脆弱、被动，她不能冲破牢笼，象莎士比亚初期喜剧中的新女性那样。她生身的母亲似乎早已去世，指点她处世行事的只有父兄二人。父亲是庸俗好事，喋喋多言，投机取巧的御用文人；哥哥是游手好闲，贪爱虚荣的花花公子。父兄都劝他不要爱上哈姆雷特，因为他们以己度人，说地位高了，爱情就靠不住，只是逢场作戏。她完全没有处世的经验，疑信参半，在复杂的斗争中，只能听父兄与奸王的摆布。等到父亲死亡、情人离开祖国，举目无亲，不堪悲愁的高压，忧积变疯。哈姆雷特是佯狂，她却是真疯！在唱着清新的民歌上场时，充分显露出她的艺术天才和素养，以及对民间文艺的爱好。她的不幸命运，反映这一时期同类女性的悲惨遭遇。
从这部悲剧的艺术特点，可以看到莎士比亚艺术上总的特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的主要内容，也即是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的方法。我们不妨从典型环境、戏剧情节、人物和语言等4个方面来把它分析一下。
莎士比亚认为戏剧应是“时代的缩影”。悲剧《哈姆雷特》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16~17世纪之间的社会生活，从宫廷到家庭，从军士守卫到人民造反，从深闺到墓地，从剧场到比武场，这么广阔的社会背景，构成主人公的典型环境。从这些一幅幅“福斯太夫式的背景”，即以福斯太夫为中心反映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时代英国平民社会的五光十色，又是何等深刻地衬托出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及其变化。
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又一主要特点。恩格斯1859年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通过生动而丰富的情节，自然而然地表露思想，这就是形象思维方法的典范，也就是莎士比亚不同于席勒的关键所在。《哈姆雷特》的情节就是这样生动、丰富的。其中有3条复仇的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以哈姆雷特为主线，以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为副线。在复仇的情节之外，还配合了次要情节，即爱情、友谊、亲子关系等，起着充实、推动主要情节的作用。
主人公的父死母嫁、整个朝廷的荒淫无耻，爱情的挫折、友谊的背叛，造成思想的矛盾、忧郁，经过启发、斗争、终于冲破忧郁而倾向于行动。这么丰富而生动的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一个思想，那就是时代要求变革，人民要求改变现实，推翻封建专制的血腥统洽，但实际上还不可能实现，还需要审慎的思维，准备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制造舆论和积蓄力量。
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个性化这一特点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恩格斯指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人物的个性化。在他以前的古代、中世纪的戏剧，人物多是类型的。
古希腊悲剧的人物上台是戴面具的，因为那时每剧的演员只有2、3个，一个演员兼演几个角色，每换一次面具就是另一角色的上场。面具数目有限，只能看到类型而不见个性。中世纪的“圣迹剧”和“神秘剧”的人物也是类型的，神总是威严的或慈善的，圣徒总是纯洁的，稍后的“道德剧”中的人物只是“善”、“恶”、“罪”、“义”等抽象概念的拟人化，更没有个性。
到了莎士比亚的舞台便大不同了，很多个性化的人物。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对立的，性格也适成对比，一个是内向性的，一个是外向性的。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也成对比，一个佯狂，一个真疯。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三个贵族青年都有为父复仇的心事，而做法各个不同，性格也各异：哈姆雷特慎重考虑问题，雷欧提斯轻率鲁莽，还有一个则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哈姆雷特性格的特点是忧郁，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起初本来是无忧无虑、抱负非凡的时代新青年，遭到惨变之后便陷入忧郁，最后从忧郁中解脱出来，成了决断决行的豪爽性格。
因此，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个性。奥菲利娅是个天真柔顺的女子，受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的影响，有些开通的思想，喜爱读书，喜爱民间文艺，也明白一些国家大事。但她和莎士比亚其他悲喜剧中的新女性都不一样：既不象《奥瑟罗》中苦丝德蒙娜那样痴情，甘受冤枉，至死无悔；也不象《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那样绝口不说半句阿谀的话；也不象《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那样有谋略，参与法庭的斗争；更不象《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那样野心、残忍。
总之，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很多，都有其不同的个性，其中有不少在世界文学中传为不朽的典型，如福斯太夫、夏洛克、太门、朗思、恺撒、哈姆雷特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喜欢或称道的典型形象。
语言的丰富有力，是莎剧动人的力量所在。歌德曾说：“莎士比亚是用生动的语言感动人的。”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也在于戏剧语言的改革。他一改从前正宗戏剧的清规戒律，用韵散杂糅的文体，特别是运用大量的无韵诗，可以自由表达各种个性化的人物，及其在各个时间、场所的变化。在《哈姆雷特》中语言是多样化的，既有双行一韵，一行五音步的庄重的旧体剧诗，也有自由活泼的无韵诗，也有轻快的民间歌谣、俚谚，也有滑稽的散文对话，多种多样，丰富生动。
莎士比亚所用的词汇有1.5万之多，是世界作家、诗人中罕有的。马克思最喜欢他的作品，细心阅读，并能背诵，还分类研究其中特殊的语句和语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