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任职地方多办实事
王安石，生于1021年，卒于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临川）人。
父亲王益，做过几任州县官吏，奔波于南北各地，官至都官员外郎。景佑4年（1037年），王安右随父亲到江宁。两年后王安石19岁时父亲去世了，从此王安石就在江宁定居下来，江宁成为他的第二故乡。由于父亲的去世，家境逐渐拮据起来，他和母亲过着很贫寒的生活。
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喜好读书，且记忆力很强，书一经他过目便终身不忘。他做文章落笔如飞，初看似乎漫不经心，写完后，读过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精彩绝妙。他精读了大量儒家经典，也阅览了诸子百家，还涉猎《素问》、《本草》等医学书，并且看过一些小说，真是博览群书。尤其可贵的是，王安石求学并不光停留在书本上，还向富有经验的农夫学习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不是一味地死读书，而是在求知中勤于思考，孜孜不倦地“推理以求”。这种探求精神使他常能用批判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因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
庆历2年（1042年）春，22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从此步入仕途，最初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给扬州地方长官韩琦当幕僚。任职3年后，按宋制可以准许呈献文章请求投考馆阁的职位，这一般士大夫求得更高官职的途径，但王安石不走这条路，他愿继续在地方任职，于是在庆历7年（1047年）出任鄞县知县。
血气方刚的王安石，一心一意想为当地老百姓做些好事。他看到鄞县地区，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水利连年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倘若遇到不雨之年，便出现严重旱情，这真是最大的浪费与最大的灾患。所以，王安石在到鄞县的第一年，便决定利用冬闲季节，动员百姓大兴水利。他亲自奔波在工地上督促检查，由于这件事深得民心，百姓都愿意效力。在两三年里建造堤堰，修整陂塘，为当地水利建设作出不少成绩。
在鄞县，王安石还看到另一种使他揪心的情况：在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用粮十分困难，常常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王安石决定以轻微利息把粮贷给贫苦农民，约定秋收后归还新粮，以保障他们生活，同时也让他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兴办学校、整顿户籍管理，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鄞县的所作所为，为他以后的变法运动积累了初步经验。
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期满，皇佑3年（1051年）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此时王安石不但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而且以学问和文章知名于世，欧阳修推举他在朝廷任职，但他仍要求去当地方官。嘉佑2年（1057年）被派到常州任知州。
嘉佑3年（1058年）春，王安石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弄狱，到任后，王安石发现现行的榷茶法存在着严重弊端：官卖的茶叶，质劣且贵。因而他上疏仁宗，请求罢榷茶法，改为商人运销、官府抽税的办法，这样可使民间得到好茶和贱茶。此法经实施，收效非常好。
同年10月，仁宗召王安石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无法再推辞，只得去上任。
慷慨奋行锐意革新
经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生活，使王安石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约在嘉佑4年（1059年）夏，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表达了自己慷慨奋行、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
《言事书》对北宋王朝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及形成的原因有精辟的分析，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而“法先王之意”，并非是提倡复古，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使变革不至于被破坏。
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王安石在《言事书》中特别强调的。王安石认为宋王朝吏制败坏，做官的人中没有多少有作为的人才，而缺少才能、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如牛毛。他提出培养和造就人才，须从“教之、养之、任之”3个方面下手，而且要“有其道”。在《言事书》中，吏治与人才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
理财的问题在王安石的《言事书》中也提到，虽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场是很鲜明的：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然而，王安石这篇重要的万言上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王安石改革的想法并没能得到实施，但《言事书》无疑是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纲领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理论基础。
嘉佑6年（106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两年后仁宗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此时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到江宁守丧。
英宗即位后，庸庸无为，在位4年就因病去世。治平4年（1067年）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4月，王安石受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宋神宗与仁宗和英宗不同，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年轻君主，即位后，有一股改革弊政的强烈愿望，他想效法唐太宗，使宋朝也成为太平盛世，他也想寻求一个像魏征那样的宰相，辅佐他成功立业，因此，登基以后他不断向大臣征询改革意见。
王安石回开封后，神宗即召入宫，开头就问，治理国家首先要做什么。王安石回答说：“首先应该选择治理的方法。”宋神宗最后说，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希望我们能共同完成这个事业。
又有一日讲席完毕，神宗留下王安石再一次议论政事。神宗认为，唐太宗须得魏征，刘备须得诸葛亮，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两个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王安石认为，天下有学识的人才不算不多，而帝王常忧患无人辅佐自己治理天下，是由于“择术未明，惟诚未至”，因而虽有贤明的人，也因“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
不久，神宗又问王安石，自宋朝开国以来，百年无大变，天下太平是什么原因。王安石为全面回答这一问题，退朝后，写了奏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奏神宗。在《札子》中，王安石认为天下并非太平无事，剖析了特别是仁宗统治时期在用人、理财、治军各个方面的弊端。
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势使要求改革的人士越来越多，呼声也越来越高。神宗于熙宁2年（1069年）2月，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建立“设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亲自负责。王安石又推荐吕惠卿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负责条例司日常事务。一场变法革新的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大刀阔斧推行新法
熙宁3年（1070年）12月，以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副相晋升为宰相，这是变法运动趋向高潮的标志。
王安石的变法，在当时称为新法，新法内容包括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王安石派出提举官40多人，把新法颁行于天下。
新法的核心内容是理财。在具体内容上，各法是这样的：
均输法。把发运的职能改为均输，朝廷借予钱币、米粮作为本钱，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须从价格昂贵的地方移到价格便宜的地方去购买，用路途近的地方而取代远的地方，预先了解京城仓库里所应当置买的东西。价钱便宜的就先购买好，然后贮存起来。此法熙宁2年（1069年）7月开始实行于淮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荆湖南、北路，王安石选派薛向担任发运使，全权负责举力均输，总结东南六路的财赋和茶盐等各项收入。均输法的实施，有效地调整了供求关系，改进了对京师贡物的供应，减少了纳税户的一些不合理负担，政府的财政因而有所增加。
青苗法。把籴买常平仓粮的本钱作为青苗钱，散给每家每户，命令他们出二分利息，春天散出，秋天收回。青苗法于熙宁2年（1069年）9月开始实行。这对调节粮价、救济饥民有一定作用。青苗法推行后，南方农民认为很是便利。一般农民也愿意到州县去借青苗钱。青苗法虽然收10%利息，二次借贷收40%利息，但还是比私人100%的高利低得多，因而对高利贷起了一定限制作用。不过由于青苗钱贷款不敷分配，高利贷在农村还是很活跃，青苗法的实施虽给国家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然而，其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官吏在散敛青苗钱时敲诈勒索，有时折价计钱，使一些农民蒙受到损失。
农田水利法。发布于熙宁2年（1069年）11月。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发展农田水利，开垦相当多荒田，整治大量陂塘，疏通许多河道、沟渠，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其成就有目共睹。
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即根据老百姓家中财产的数量，分别叫他们出钱雇人服役，下到单丁、女户，这些本来就不必服役的家庭，也一律叫他们出钱，这叫助役钱。免役法的推行，使各等户都出钱，豪富之家财产多，出役钱也最多。同时也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得以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
市易法。此法熙宁5年（1072年）开始实施。这是继均输法之后，对大商人的进一步限制。并首先在开封设立市易务，作为执行市易法的专门机构，还从内藏库拨出100发缉作为市易本钱。以后在杭州、成都、广州等许多城市也设立了市易务。市易法的推行，使中小商贩和外来客商避免了豪富巨贾的压榨，使一部分商业利益从大商人手中转到政府手中，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税收。
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四至各千步，相当于41顷66亩160步的面积为一方，每年9月，县令、县佐分地统计大量，查验田地的肥沃与贫瘠，确定它们的土色和质地，分为5等，根据土地等级，均定地税数额。此法于熙宁5年（1072年）8月颁布施行。先在京东路实行，以后推广河北、陕西、河东等五路，且只限于五路的平原地区。方田均税法的推行，给隐田漏税的豪强地主以沉重打击，对地少地薄而税重的贫苦农民相对减轻了一些负担。
整顿治安，加强军备，也是新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下面诸方面：
保甲法。把乡村各农户登记入册，两名男丁中取一名、十家为一保，保里都发给弓弩，教他们作战的阵法。此法熙宁3年（1070年）12月首先在开封府地区实行，以后推广到京东、京西、河北、陕西诸路，最后推广到全国。实行保甲法，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网，就是使保甲兵成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这是军队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因而王安石要求对保甲兵加强训练，并取得较好效果。到熙宁9年（1076年）止，全国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保甲兵已达56万多人，加强了宋朝军队的实力。
保马法。凡是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养一匹，以牧马监现有的马匹给他们饲养，或者官府给予马价，让他们自行选购良马，每年检查一次马的肥瘦，有马匹死亡或生病的给予补偿。此法熙宁5年（1072年）5月先在开封府试行，熙宁6年8月颁布实行。保马法的推行，由于饲养较好，减少了马的死亡，同时也减少了政府的开支。
王安石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甚至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财力的再调整，“损有余以补不足”，力求“民不加赋而国足用”。正因为限制了大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新法遭到守旧势力的猛烈反扑和围攻。
王安石曾经讲过3句有名的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认为自然界的灾害，不用害怕；祖宗的立法，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可以改变；社会上的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错误的言论就不应当接受。这3句话反映了王安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革新的精神。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变法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王安石所采取的措施，只是为了缓和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挽救宋王朝的危机。他只能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在统治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王安石对大官僚贵族限制是有限度的，革新派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从一些反对新法的人们的奏章和文书中，还可看到有些新法为某些贪官污吏所利用，反而起了扰民的作用。
西望国门无力回天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受到猛烈的攻击，新法刚一出台，就马上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吕海评论王安石有十大过失，出判大名府的韩琦把劝谏停止实行青苗法的奏疏送到朝廷……
他们的反对使宋神宗开始动摇，并且疑虑重重。再加上曾公亮等人也出来指责青苗法，王安石虽然力辩，也不能解除神宗疑虑。于是王安石称病在家，并上章奏请罢职。这时，翰林学士司马光也称青苗法使“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王安石再度上章奏辩，后来神宗头脑才清醒过来，承认自己为“众论所惑”，并遣使督王安石行事，王安石才又继续执政，进一步推行新法。
然而斗争远未停止，反对派又在免役法、市易法等问题上掀起反变法的浪潮。熙宁4年（1072年），监察御史刘挚、御史中丞刘绘多次上疏神宗反对免役法，声称免役法“有十害”；熙宁5年（1072年），华州山崩，枢密使文彦博说这是市易司差官自卖果实所造成的后果。面对着进攻，王安石一一予以还击。熙宁6年（1073年）7月，反对派对市易务实行的“免行钱”又发动攻击。“免行钱”是将商行为开封官府供给的百货改为按商行收利多少交纳“免行钱”，这是参照免役法而实行的新法规。这个法规使那些肆意勒索的官吏和从中渔利的皇族、后族以至宦官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因而他们和反对变法派的官僚结合在一起，发起猛烈进攻。此时神宗也疑虑起来，王安石毫不犹豫地揭露了后宫所以反对免行钱的原因。因此更招来后宫的强烈反对，她们纷纷要求废除新法，赶走王安石。参知政事冯京见风使舵也随声附和。宫廷中形成了一股反变法的逆流。熙宁6年至8年，又连续发生两年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神宗脸上布满了乌云，在朝上叹息不已，这也成为反对派攻击变法的口实。这时，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在冯京的指使下，要求神宗废除一切新法。
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发生内讧，有些人转而反对市易法。王安石已处在反对派的包围之中，很难继续执政，因而要求辞去宰相，熙宁7年（1074年）4月，神宗罢王安石宰相，诏令出知江宁府。
接任王安石为相的是韩绛，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这二人也是变法派的人物。然而吕惠卿虽然有才干，在变法中也出过不少力，却怀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在王安石罢相后，他虽为参知政事，但也一心要往上爬，于是作了些伤害王安石的事，同时他与韩绛也不合作。在此情况下，韩绛请求神宗恢复王安石相位。熙宁8年（1075年）2月，神宗第二次任用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的复相，使吕惠卿大为惊讶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