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游记》，晚清谴责小说，刘鹗所着。刘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蝶隐，又号洪都白炼生，清末文学家、古文字学家。1857年生于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一封建官僚家庭。刘鹗自幼聪慧，但无意科举，厌恶八股。钻研过天算、医学、水利等。曾因治河有功，官至知府，后弃官经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刘鹗从占领北京的侵略者手中购买了原属于中国人的，被侵略者抢走的国库中的粮食，以赈济北京难民，而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罪发配新疆，于1909年客死迪化（今乌鲁木齐），时年52岁。
刘鹗的留世作品有《铁云诗存》、《弧角三术》、《治河七说》、《勾股天元草》、《三省黄河图说》、《要药分剂补正》、《历代黄河变迁考》等。同时，他在甲骨文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曾与王懿荣共同编刻第一部甲骨文汇编《铁云藏龟》，奠定了我国古文学基础。
《老残游记》与同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以暴露官场黑幕而闻名于世。其最大的特点是对当时所谓的“清官”，进行了揭露和嘲讽。作者有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可恨人多不知。”故而作者着意刻画了一系列丑恶可憎的“清官”面孔，旨在告诉人们行将崩溃的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已无可救药。另外，书中还展示了作者的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因而在我国的近代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20世纪初，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从1840年开始，近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再也难以支撑将倾之大厦。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威逼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财富，西方列强相互之间加剧了在华利益的争夺，促使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急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此时的清政府为了满足侵略者的欲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开始对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残酷的敲诈和剥削。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使人们彻底失去了对它所抱的希望。《老残游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老残游记》全书以一个手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的见闻和活动为线索，重点刻画了玉贤（毓贤）、刚弼（刚愎）两个官吏酷行暴政的形象，揭露当时官场的黑幕，反映晚清社会的弊端。小说的故事情节经历了由暴露赃官到批评清官的过程，其中掺杂了作者新颖、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因此鲁迅先生说：“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也。”
《老残游记》描写了当时“清官”玉贤、刚弼的主观臆断，草菅人命。玉贤，自称清正廉明，暗地里贪婪成性，甚于赃官。当地老百姓说：“俺们这个玉大人，真是了不得，赛过活阎王，碰着了就是个死！”言语中流露出对“父母官”的畏惧和痛恨。刚弼，故作善性，却残忍毒辣，是“下流的酷吏”。老残看不惯他，大闹公堂，斥问刚弼：“天理何存？良心安在？”
对于如玉贤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官”们，作者积压在胸怀的愤怒通过笔端发泄了出来，他说：“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抚，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这是小说的主题，彻底暴露了即将毁灭的封建王朝统治。
《老残游记》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者十分注重叙事写景，鲁迅先生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从而形成了它的独特风格。
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清末最具代表性的谴责小说，李宝嘉所着。李宝嘉，1867年6月1日出生在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的一个书香之家，名宝凯，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曾多以讴歌变俗人、春居士、戏主人等笔名撰文。留世作品有《官场现形记》60回。《活地狱》42回、《中国现在记》12回、《海天红多雪记》20回、《文明小史》60回，以及《庚子国变弹词》等。
李宝嘉的父亲是山东的一个官吏，在其3岁时病故。李宝嘉寄居伯父李翼清家中，在伯父的教诲下长大成人，因此他在思想上深受其伯父的影响。
李宝嘉17岁的时候，以第一名考中秀才，但不久彻底背弃了仕途道路，来到上海办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李宝嘉对中国许多社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为他创作《官场现形记》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李宝嘉注重吸取西洋文化中的营养，眼界开阔、高远。他创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还曾任《指南报》的编辑，向世人介绍了一些西洋的文化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受到读者的欢迎，故而当时的上海在他的影响下，掀起了一股小报风潮。孙玉声在他的《李伯元》一书中曾称之为“小报界鼻祖”。李宝嘉一生呕心沥血，家境贫困，最后积劳成疾，于1906年辞别人世，时年仅40岁。
《官场现形记》巧妙地采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对昏庸腐败的统治者以及愚昧奢淫的封建官吏进行了极大的嘲讽，在一定意义上展示出一个没落的封建王朝走向灭亡是其必然趋势。
《官场现形记》写于1901~1905年。这时正是我国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内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外有资本主义的侵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洋人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这时的统治集团内部，从上到下，由文至武，自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他们既愚昧、贪婪又腐朽荒淫。对外卑躬屈膝，狼狈为奸，对内则欺诈百姓，横征暴敛。正是因为他们的堕落，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转化的进程。当初，善良的中国人民对清政府还抱有一线幻想，希望它振作起来，奋勇抵御外来的侵略，但是在饱受了一次次欺诈掠夺之后，人民仅有的一线幻想终于破灭。人民群众开始武装起来，直接向侵略者发起了抗争。然而清政府则与侵略者相互勾结，对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官场现形记》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官场现形记》集中地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暴露了清政府各级官员贪婪成性，腐化奢侈，愚昧无知，欺压百姓以及对强盗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丑恶嘴脸。
《官场现形记》以典型特征以及夸张描述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一流的艺术形象，每一个人物都揭示了每一段故事的主题。如小说中的胡华若受上司之命前往严州剿捕匪盗，他并没有那么做，而是洗劫了当地一个村庄，并且编造了一个数额六七十万银两的开销而班师回朝。对于这一人物的描绘，反映了当时朝廷命官借朝廷之名洗劫百姓，以及朝廷命官骗取朝廷银两，形成了朝廷出钱，供应官军抢掠朝廷子民普遍的客观现实，暴露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欺上瞒下，官逼民反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赵温则是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市侩小人。他口口声声说什么：“知府在省里我在县里，我管不着他，他亦管不着我”，实际上，他为能够见到黄知府费尽了心机。这一人物的刻画既提示了统治集团吏治的腐败，也提示了官场中的虚伪。还有一个文制台，他对内淫暴，对洋人则恭顺倍加，一个典型的奴才走狗姿态。
《官场现形记》所刻画的人物群体中的每个艺术形象，都从不同角度暴露了统治者的昏聩、腐朽，并以其自身的行为，对统治者进行了嘲讽和谴责。
《官场现形记》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让人们在笑声中获得了启迪，让内心的郁闷之气得到了发泄。鲁迅先生这样解释该书问世后所取得的轰动效应：“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骤享大名。”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晚清谴责小说，吴趼人所着。全书共108回，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吴趼人，生于1866年，名沃尧，字小光，又字趼人、茧人，广东南海人。因久居广东佛山，取笔名：我佛山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年轻时到上海谋生，后又游历日本。1904年在湖北美国人开办的《楚报》任主编。不久辞职到上海，曾参加禁约运动。此后不久死于上海。
吴趼人创作了小说20余种，如《恨海》、《痛史》、《劫余灰》、《两晋演义》、《九命奇冤》等，以及短篇9种，是当时文学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提倡历史小说“借古鉴今”，主张“寓教育于闲谈”。《廿年目睹怪现状》是其最着名的代表作，与当时的《孽海花》、《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并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1884年中法之战到1904年前后20年间，清王朝崩溃前夕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把20年的所见所闻贯穿起来。全书通过对官场许许多多“怪现状”的描写，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堕落。小说还写了肮脏、龌龊的商场、洋场，无情地嘲讽了那些假才子、假名士不学无术、冒充风雅的丑态。
清朝末年，中国经过一系列内忧外患之后，国势衰落，官吏昏庸、政治腐败。清政府靠加税卖官来增加财政收入，官场上混乱不堪，官吏们奉行的为官诀窍是“多磕头少说话”，大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对内大量的搜刮民财，对外屈膝投降，讨好侵略者。
1859年，英法两国公使各带一支船队进入大渡口，大渡口军民奋起抵抗，打退了英法海军。1860年，英法两国海军再次出兵占领了天津，进逼北京，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无力抵御外来的侵略，咸丰皇帝弃宫而逃。英法两国军队一路杀入京城，并洗劫烧毁了宏伟的圆明园。随后俄国又侵占了我国的大片领土，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不战而败，法军则不战而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面对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帝国主义列强加剧了在华利益的争夺，此时的中国犹如一块肥美的猪肉任人宰割。《廿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它有力地谴责了官场的黑暗，政府的腐败，批判了社会道德的沦丧，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指出了清政府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戊戌变法之后的1903年，吴趼人应梁启超之约，为《新小说》杂志撰写长篇小说，前后共发表了4部，其中之一为《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但写到第45回时，《新小说》停刊，至1909年底该书才出齐108回。《廿年目睹之怪现状》从官场、洋场两个角度取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泛，当时造成的影响达到“家喻户晓”、“妇孺能道之”的效果。
相较之《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其特色。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在小说中曾借书中人物卜士仁之口对当时官场做了精辟的概括，“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能做得出。”九死一生也对官场大发感慨：“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要学的就是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能寻得着钱。”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官场的丑恶。
小说还对当时官员们应付侵略者的奴颜婢膝，和卖国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谴责。一位总理大臣在给江西巡抚的信中竟然如此说道：“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送给了日本，何况区区一座枯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它吧，况且拿了回来，又不是你的财产，何苦呢！”一个“何苦”，就将美丽的庐山拱手送给了侵略者。
《廿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带有作者自传性质的作品所揭示的主题，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最起码的良知和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