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日本作家(2)

石川啄木，1886年生于岩手县。在中学学习期间，曾受到诗人与谢野宽的影响，为与谢野宽主编的诗刊《明星》撰稿，从而开始了他诗歌的创作生涯。这时期，曾卖报支援足尾铜矿中毒事件的受害工人。后受到与谢野宽的赏识，成为他领导的“新诗社”同人。190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憧憬》，并根据自己当小学教员期间积累的生活经验，发表了在教学方法上创新的教师的小说《云是天才》。1907年迁往北海道，在画馆、小樽、钏路等地任地方报纸记者，体验到下层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在此期间，他受到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影响，于1908年到东京投奔好友金田一京助，从事小说创作。他还作歌，表示自己如置身俄国，愿为起义而牺牲，并且要在日本发动一次大叛乱。在作歌的技巧上，受到挚友上歧善鹰的作品的启发，将至今均作一行书写的短歌改为同内容密切结合的三行书写形式。

1909年发表著名论文《可以吃的诗》，反对诗歌脱离现实，主张诗人要脚踏实地密切注视和吟咏现实生活，写出人民群众需要的作品。歌集《一把沙子》（1910）用通俗易懂而节奏铿锵的语言，咏叹青春的感伤和生活的贫困，为发展抒情性浓烈的诗风奠定了基础。如“东海小岛畔，汀洲卧白沙；泣涌感伤泪，辄同蟹戏狎”等歌，在日本读者中广为流传。1910年，发表论文《时代闭塞的现状》，指出自然主义文学已穷途末路，要打开时代闭塞的现状的唯一办法，就是正视国家权力，并对“明天”的社会有组织地进行考察。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具有深刻历史性剖析和展望的文献。

1912年歌集《悲哀的玩具》出版，收入作者1910~1911年间的作品。从1910年6月~1911年1月之间，日本发生逮捕并杀害社会主义革命家幸德秋水等的所谓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冬天的时代”，晚年的啄木贫病交加，他的歌情调沉郁，并带有虚无主义倾向，被称为“灰色的生活和思想的纪录”。但他也描写农民的贫困，对新生活的渴望充满信心。《笛子和口哨》（1911~1912）是啄木最后一部诗集，是诗歌的代表作。在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诗集中的组诗《无止境的议论之后》，表现了渴望革命但又难以实现的焦灼。

啄木所作日记包括1902年10月~1912年2月20日（4月13日逝世），亦即从17岁到27岁10年间的日记，记述了落后的日本和啄木的潦倒生活及其思想发展过程，成为研究啄木和明治时代文学的重要文献。

啄木的重要作品，许多在作者死后由上歧善鹰编辑出版。1962年已有中文译本。

日夏耿之介

日夏耿之介，1890年生于长野县。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在大学时和西条八十等创办同人杂志《圣杯》（后改为《假面具》），开始写诗。第一部诗集《转变颂》于1917年出版，以第二部诗集《黑衣圣母》（1921）成名。1921~1945年在早稻田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写了《古风之月》（1922）、《咒文》（1933）等诗。他的诗技巧独特，想象奇异，用象征手法和汉语式句法来吟咏神秘幻想主题，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他认为洗练、艺术性是文学的本质。自称其诗为“哥特式浪漫诗体”，倾向于艺术至上主义。曾任《奢霸都》、《万神殿》、《游牧记》等杂志总编。译有《王尔德诗集》（1920）、《英国神秘诗抄》（1922）等。评著有获读卖文学奖的《明治大正诗史》（1929）、《晚近三代文学品题》（1941）和《明治浪漫文学史》（1951）。

日夏耿之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日本因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突出成就而荣获艺术院奖。

广津和郎

广津和郎，1891年生于东京。1913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发表短篇习作《夜》和《疲惫的死》，并翻译契诃夫的小说，受到二叶亭四迷和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于1914年任东京每日新闻社记者，后为《洪水以后》等杂志撰写文艺评论，发表《愤怒的托尔斯泰》（1917），在文坛引起轰动。他的成名之作《神经病时代》（1917）是短篇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对残酷丑恶的现实感到愤懑不平，但又无力反抗，彷徨苦闷，这是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类似的作品还有《两个不幸的人》（1918）、《怀抱着死去的孩子》（1919）等。

此外，还有抒写个人婚姻不幸的作品《师崎之行》（1918）、《壁虎》（1919）、《在波浪上》（1919）等。20、3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时期，创作了《昭和初年的知识分子作家》（1930）和《暴风雨更猛烈些吧》（1934），被看作“同路人文学”。战争年代，发表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小巷春秋》（1940）和评论《德田秋声论》（1944），表示对***的反抗。战后不久写了讽刺日本政府对占领军奴颜婢膝的短篇小说《幽灵列车》（1945），此后陆续发表《美佐和她的女友》（1949）、《港湾小镇》、《到泉水去的道路》（1954）、《微风吹过街头》（1960）以及评论《加缪的<局外人>》、《那个时代》（1950）、《岁月的踪迹》（1963）和政论《松川审判》（1958）等。战后最能体现他人道主义精神的是《松川审判》和《到泉水去的道路》。《松川审判》是写“松川事件”完全是冤狱，为争得社会的同情而写的作品；《到泉水去的道路》战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苦闷走向斗争而写的作品，它有中文译本。

藤森成吉

藤森成吉，1892年生于长野县一药商家庭。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对文学产生兴趣。

1913年发表长篇小说《波浪》（1914），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矛盾心理，自费出版，受到知名作家的好评。

1915年以在《新潮》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雀》成名。

191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18年发表《在研究室里》、《旧先生》、《妹妹的结婚》等小说。随着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思想日益左倾。

1921年参加社会主义同盟，1924年发表的报告文学《狼》就是根据他在工厂、农场与工农群众一起劳动的这段生活经历而创作的。

1926年转向戏剧创作，写作《茂左卫门遭磔刑》，描写不堪领主盘剥的农民决心发动武装暴动，一个叫茂左卫门的农民情愿替农民上诉，避免暴动引起过大的牺牲，结果却和美女一起被领主处以磔刑。这件事使农民觉醒起来。《牺牲》是以不满现实的作家有岛武郎的自杀事件为题材创作的小说，被禁止出版。

1927年发表剧本《是什么使她变成了这样》，描写一个被百般折磨的年轻女性的反抗。

藤森成吉创作过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渡边华山》、《悲哀的爱》等。1928年被选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第一任委员长。1949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60年发表长篇小说《悲歌》和剧本《独白的女人》。

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1892年出生于东京。

芥川龙之介出生后不久，因为母亲生病，不得不送给舅父芥川道章家寄养，后成为芥川家养子，更姓芥川。舅父是没落武士出身，虽有薄产，但还需依靠供职的薪金过活。养父尚喜南画与俳句，居住地区又是江户时代文人墨客萃聚之处，芥川自幼在这样一个文化艺术氛围浓郁的环境中生活，因此熟通琴棋书画。

他自幼聪明、好学善思，但体弱多病，神经异常敏锐，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文学兴趣。1913年中学毕业，以优等生被优先录取在东京高等学校学习。

大学时代，他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尤其是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对他影响更深，如斯特林堡、法朗士、波德莱尔、王尔德、爱伦·坡等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也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艺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萩原朔太郎》）。这初步形成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思想倾向上，他有早期法朗士的怀疑主义思想和波德莱尔的悲观厌世情绪；在艺术观念上，他有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美学观。他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参加了“新思潮”文学组织，并是其中得力的一员。后来经文友的介绍加入了夏目漱石的“星期四聚会”，成为夏目的门生。在夏目指导下进行创作，取得了文坛上的名声。

大学毕业以后，在海军军官学校任教。这时期出版了小说集多种，成为当时知名的作家。1919年3月辞去教职，加入“每日新闻”社，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3月曾被新闻社委派到中国考察，先后旅行了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北京、沈阳等地，因身体健康不佳和中国动乱，不得不提前回国。在中国，他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结交了不少中国名士，也目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这些内容都写进了《中国游记》里。

芥川龙之介晚年过着“多事、多难、多忧”的日子。他身体病弱，精神恍惚，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引起思想的恐慌愈来愈严重，加之家族经济的负担加重，使他悲愁难消、痛苦难解，终于在1927年7月24日凌晨服毒自杀。他的死是社会问题。他在遗书中说他“对未来怀着莫名其妙的不安”（《致友人书》），正是因为这种不安的感觉导致出自戕的行为。这体现了一个敏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动荡不安和矛盾加剧的社会面前的恐惧感和绝望感。

芥川龙之介一生创作了中短篇小说一百多篇，还写下不少童话、小品、随笔、札记、评论、戏剧等等，他为日本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苦心孤诣，所以篇篇作品构思奇巧、寓意新颖、俊逸精当，构成一个绚丽多姿的艺术世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之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巨擘”；又由于他的作品奇特、别致、诡谲，所以他又被称为旷世的“鬼才”。他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一些文学评论家把他那个时代称之为“短篇小说全盛时期”。

芥川龙之介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以他辞去教职而专事文学事业的1919年为界，前后两期在创作倾向、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不同。

第一个时期是以历史小说为主，他发挥了自己学识丰富的特长，广采历史轶事、传闻，写出了众多的特色鲜明的历史小说。他的两篇成名作品《罗生门》（1915）和《鼻子》（1916）都取材于日本古代故事文学集《今昔物语》，利用历史的场景，写出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事。《罗生门》写在古代平安朝末期，灾难横生，京都荒凉，一个被解雇的仆人走投无路，来到罗生门楼避雨，见门楼上尸骨如山，一个瘦弱老婆在拔死人的头发。他本想申斥老妇的不义行为，转念在生死攸关之时无道德观念可言，旋即持刀胁迫老妇，剥其衣裳而去。《鼻子》描写一位寺院方丈，鼻子长半尺，受人讥笑，使他甚为苦闷。他多方求助偏方，使鼻子短如常人状，但又招来更多的人讪笑，这更使方丈不安，以致日夜苦恼，忽然一夜鼻子长如以往，才使方丈安心。这两篇作品，洗练精悍，立意奇巧，而且语言幽默、诙谐，得到夏目漱石很高的赞赏。前篇借用仆人的转念，深刻地揭示人们在生死关头，只为个人打算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后者以方丈鼻子受尽别人的嘲弄，披露了人们专以别人不幸而快慰的阴暗心理。尽管作品让人忍俊不禁，但其背后却潜藏着作者的不安和痛苦的心情，他把人情的冷漠看成是人类堕落的深渊。

《戏作三昧》（1917）描写的是封建末期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晚年的一天生活，通过马琴潜心于完成终生大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活动，吐露出芥川创作的甘苦，表达了他在艺术上刻意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精神。他笔下的马琴是“想表现我内心活动而假托的马琴”（《致边渡库辅书》）。

《地狱图》（1918）也是取材于艺术家生活的历史小说。它描写封建领主大公名下的一位名画师良秀的不幸遭遇和追求艺术完美的精神。良秀与《戏作三昧》的马琴一样，也是一位艺术大师，他自恃艺术高明，不屈从封建势力的压迫，作画嘲弄僧侣和佛陀，就连封建领主大公他也不放在眼里。他和秀丽端庄、温驯善良的女儿相依为命，但女儿不幸自幼成为领主府邸的使女。良秀除作画之外，唯一的愿望是把女儿领出府门团聚。他愿为领主画一幅地狱图的屏风以换得女儿的自由。他为了在创作上有实感，养了鹰、蛇之物，还把弟子捆绑起来让鹰、蛇来咬，使弟子恐慌万状，以便诱发出他的创作灵感。他想目击火烧华贵牛车和车子中嫔妃的凄惨景象，以便作画。阴险的领主答应画师的要求。领主骄奢淫逸，贪图画师女儿的美色，几次下手均未得逞。他借画师的要求，报复画师父女，把画师女儿捆在牛车里，架火燃烧。良秀见之，无限惊愕，但当看到女儿在烈火弥漫当中痛苦万状之时，又触发了他的艺术天性。他随即作画，在完成精美的屏风之后的第二天夜里，就悬梁自尽了。

作品情节紧凑、气氛紧张。它没有幽默、诙谐的语调，代之以肃穆、严厉的批判。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把批判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大公是扼杀人性和艺术的暴君，他所统辖的府邸就是人间地狱。作品生动有力地勾画了一幅封建社会的地狱图。画师良秀不惜一切，甚至不顾女儿的生命来追求艺术的精美，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至上主义倾向。作品最后以领主的惊慌和屏风地狱图成为传世之宝来结束，指出了社会最有价值的是精美的艺术品，艺术家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的完美。芥川说过：“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某傻子的一生》）。他这种唯美主义倾向，对后来的日本作家颇有影响。自然这种倾向是唯心的，但在当时却是对污浊现实社会的一种反抗，而且为了艺术完美而刻意求精，努力于技巧的提炼和纯熟，也是值得称道的。

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出色的，它题材多样，形式小巧玲珑，而且立意新颖，代表了日本近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尤其借助历史的装束，演出现代生活的悲剧，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这在盛行自然主义描写的时代以及盛行“白柳派”溢于言表的情感的抒发的文坛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