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被世人戏称为章疯子，他最大的毛病是说不上两句话就动手打人。有一次他正在吃饭，一边吃一边和黄兴讨论问题，却不料他突然发了飙，操起饭碗砰的一声砸在黄兴的脑门上，砸得黄兴满脸是血，黄兴却只能尴尬赔笑——总不能他发疯你也发疯吧？挨了疯子的打，只能吃哑吧亏，换了谁也只能是自认晦气。
章炳麟的疯人疯事太多，此人初到日本，警察厅前来调查户口，让他填写一张表格，章炳麟给人家如此填写：
出身：私生子。
职业：圣人。
年龄：万寿无疆。
……连填个表格都这么胡闹，说他神经正常，这事谁能相信？
章炳麟之所以发疯，是因为他比较恼火，概因此人胸中所学，超过此前此后的任何人，他是重量级的国学大师，但就在这位国学大师的脑子里，知识与学问堆如小山，毫无秩序的摆放在一起，偏偏就是没有能够发酵酿生出伟大的思想来。只有学问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独家思想，就只好调书袋，最终成为愚腐不堪的老冬烘，书呆子。不惟是章炳麟，这种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会让人发疯的。
孙文以其大杂烩思想能够领导群伦，那是别人脑子里连杂烩都没有，所以若是不论学问，不比谁看的古书多，单只看谁的思想更有价值的话，那么孙文至少要比章炳麟高出半个格来。
领袖的思想只比部属高出半个格，这实在是件危险的事体，要知道，就在这半个格之上，还有一位真正的思想导师邹容，若非是这少年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庾死狱中，只怕这孙文很难形成气候。
更危险的是，一旦再出现与邹容同一层极的人物，孙文的权威就会遭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能够有资格与邹容相提并论的思想大家，还真的来了。
而且一次就来了两个：刘师培与何震！
这两个人又是个什么来历呢？凭什么就说他们是思想大家？
刘师培和何震，是一对恩恩爱爱的小夫妻，两人一边恩爱，一边琢磨革命思想，当时刘师培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做“激烈派第一人”，意思是说，天底下我最革命，谁也比不了我。这一对恩爱夫妻大闹上海滩，宣传种族革命，惊得地方官欲哭无泪，苦苦哀求他们快换个地方去革命……于是刘师培夫妇就跑了来东京，还和章炳麟住到了一起，共同探讨革命之路。
三个人的主要议题是：留小脚梳辨子的辜鸿铭其人。
这位辜鸿铭在两湖总督张之洞门下做幕僚，此人学贯中西，懂七八国洋话，他每次出国，都故意拖着大辨子，单挑洋人最多的地方，拿张洋人的报纸倒过来看，当众洋人看得得惊奇，笑到前仰后合之时，辜鸿铭却将报纸一收，拿洋话呱唧呱唧把报纸上的新闻背诵一遍，顿时惊倒无数洋人。
辜鸿铭对西学研究得太深，知晓其弊，结果不幸掉头栽进了国粹主义的泥潭之中，他游走列洋，公开讲演，劝说西洋诸国效法中国，废除一夫一妻制，建立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辜鸿铭宣扬一夫多妻，目的是为了激怒西洋女性，存心惹事。果然，就有许多西洋女人跑去和他公开辩论，认为一夫多妻的社会制度，不如一妻多夫，男人的持久力明显不如女性，因此一妻多夫更科学。
于是辜鸿铭笑曰：你看这茶壶和茶碗了没有？这茶壶就是男人，这茶碗就是女人，从来都是一个茶壶配几个茶碗，谁见过一个茶碗配几个茶壶的？
如此妙喻，令得坚持一妻多夫的西洋女人目瞪口呆，再也无话可说。
总之，辜鸿铭此人有意以惊世骇欲的奇论宣传中国传统国粹，攻击西学之弊，单只是和洋女人理论，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于是辜鸿铭决定找个洋大腕，好好的大干一场。
他挑选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下手，于1906年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给托尔斯泰寄去了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书：
一篇是《尊王篇》，另一篇是《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单看这两个标题，不象是两本书，倒象是两篇文章。
大文豪托尔斯泰收到这两部书之后，隔不久就写了封复信，题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分明发表在德文版《新自由报》、法文版《欧罗巴邮报》及日方版《大阪每日新闻》上。
信中说：
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为目标，以为改革支那，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者。众议纷嚣，如稠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
托尔斯泰这封信，翻译得不是太明白，如果再翻译一次的话，那就只有一句话——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清国的和平演变，清国“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要求中国人继续停留在农耕时代，别跟洋人学着向现代文明迈进，这封信不啻一记闷棍，打得同盟会诸人目瞪口呆，尽皆陷入了思想迷妄之中。
（10）砸烂华盛顿的狗头
要知道，中国共和革命的思想源头，就是取法于欧美的民主制度，希望通过共和革命将中国民众从皇权桎梏下解脱出来，如章炳麟就坚定不移的确信：
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而出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耶！
很明显的是，至少在章炳麟的眼里，如拿破仑、华盛顿这样的洋圣人，远要比尧、舜这样的国产圣人高明得多。
西方民主的影响，不仅涉及到了知识分子，甚至连朝廷选拨官吏，都能看到这些西方伟人的影响——有官员出题考考生，题目竟然是就《项羽拿破仑论》，结果因为多数考生不解拿破仑为何物，写出了：项羽力能拨山，何惧一破轮呼的千古奇文。
总之，共和革命，希望的就是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现在托尔斯泰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上资本主义的当，中国不适合民主，不适合进入现代文明，就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刀耕火种最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还有必要搞什么共和革命吗？
可是共和革命是非要搞不可的，已经弄到了这份上，不将革命继续到底，难道还回去让清廷把自己逮到监狱中去吗？
要革命，又不能搞资本主义，那这个革命到底怎么个搞法呢？
绝望之际，刘师培登高一呼，给中国带来了无政府主义：
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
完了，这句话一说，从此刘师培被钉在了无政府主义的铁柱子上，一万年也难以脱解。
但实际上，刘师培的思想远不止此，此人已经冲刺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这话我们等会儿再说，单说刘师培开出无政府主义的药方，破解了中国共和革命的悬疑，令得革命党无不欢呼雀跃。
最先被刘师培的思想所影响的，当然就是章炳麟了——这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麻烦了。
自己没有思想，就只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走，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思想与知识不是一个概念，知识是可以从外界汲取的，而思想思想，就是你自己的思考，你自己的想法，但凡形成思维惯性的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于是章炳麟冲动起来，再一次的发飙：
籍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则敲其头矣！
看看这个章炳麟，人家华盛顿拿破仑着你惹你了？你居然要钻进人家的坟墓里，拿“金椎”砸人家的脑袋？
章炳麟素有疯子之称，他突然之间从一个极端冲刺到了另一个极端，是正常之事，在情理之中。
但当隐匿江湖日久的美貌才女松陵女子潘小璜斜刺里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刘师培的思想已经对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松陵女子潘小璜——这次他是以柳亚子的男人身份出现，写诗曰：华、拿竖子何须说……柳亚子这人自幼口吃，说话结巴，又有严重的女性化倾向，每与人争论，往往是粉泪盈盈，令人无计可施。可就是连他，都不把华盛顿和拿破仑放在眼里了。
不放在眼里就算了，总之是西方民主不可效法，华盛顿和拿破仑的狗头统统要砸烂，那么中国共和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呢？
——向共产主义冲刺！
年轻时代的刘师培为中国开出了这剂决定性的药方。
（11）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说，刘师培是共和革命时代的思想大家，这不是毫无依据的。
实际上，刘师培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还是在1907并年，他就在他所主持的刊物上译介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并高度评价说：
自马尔克斯以为古今各社会均援产业制度而迁，凡一切历史之事实，均因经营组织而殊，惟阶级斗争，则古今一轨。自此谊发明，然后言社会主义者始得所根据，因格尔斯以马氏发现此等历史，与达尔文发现生物学，其功不殊，诚不诬也。
可见，刘师培是在十月革命炮响之前，抢先把马克思主义送入中国的，但还没等大家把这些思想消化掉，他的思想已经跑步进入到了共产主义时代。
最让我们惊讶的是，刘师培所营建的共产主义思想，后期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得到了“实践”。比如说，刘师培设想的共产主义时代是每个人完完全全的平等，住同样的屋子，穿同样的鞋子，吃同样的饭菜……可是，每个人的智力不同，勤勉程度不同，对社会的贡献不同，那该怎么办呢？
刘师培说：……你活该！
他建议，在共产主义社会里，20岁前的人统统送入老幼栖息所，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得憋住，不能干活，只能吃闲饭。等到了21岁，管你是刘翔姚明还是郭晶晶，都必须要去修马路，修一年的马路之后，大家统统去森林里伐木，然后再有四年的时间当建筑工人，去工地上搬砖头，别嫌累，好好干，搬过四年的砖头之后，再当三年的铁匠，这时候你已经三十岁了，OK，然后你要干五年的纺织工人，36岁那年你终于可以不干体力活了，你现在有两年的自由时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刘翔可以去跑步——这都36了，他还跑得动吗？跑动跑不动是你的事，人家刘师培才不管，跑两年步后，你还要再干三年的厨师工作，万一你炒的菜特别难吃，怎么办？那就活该吃饭的人倒霉，好在这厨师你最多也只能干三年，三年后你已经四十岁了，再去干五年物流，跑运输，到了46岁，你就是医生了……什么？你不懂医？你不懂那活该病人倒霉，这医生你想当得当，不想当也得当。当了五年医生，治死无数轻病患者之后，你已经五十岁了，就可以重返老幼栖息所，去吃最不称职的厨师炒出来的最难吃的饭菜，身体不舒服可以找一点医术也不懂的医生看……
按刘师培设计的这个工作流程表，如果刘翔姚明想当运动员，李宇春想唱歌，韩寒郭敬明想写书，那又怎么办？
开什么玩笑？但凡表格上没有的活，就不要瞎琢磨，管你是李宇春还是郭敬明，统统去修马路……
如果你想上互联网玩游戏……不允许，你只能修马路。
听听刘师培这个伟大的设想，是不是非常的耳熟？
一点没错！“史无前例”的十年里，中国的科研人员统统被赶进牛棚“学工”“学农”，那时候知识分子都在心里偷偷的问候刘师培的老母。
思想大师刘师培不仅描画了共产主义的美丽图画，还制作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可行方案。
1908年，广东大水，人民尽为鱼鳖，刘师培悲天悯人之余，写了篇《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的文章。
文章中说：水灾一到，田亩及财产付诸一空，所有的人都一贫如洗，终于平等了，因此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好时机。当然不是灾民们自己和自己共产，而是要共地主老财的产：
我现在奉告饥民的话，就是教他杀官，抢富户。这两件事做到尽头，就可以做成共产无政府了。
接着，刘师培谆谆告诫实现了共产主义的人们，“大家一起盖茅蓬”，“要饭也要大家一起要”，“得了银钱，也要大家一起用，有了粮食，也要大家一起煮，一起吃。”
如此说起来，刘师培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第一人，而且也是暴力革命的始作俑者。
当孙文还没有琢磨在沙门岛建立社会主义特区的时候，刘师培的思想已经冲刺进入到了中国的文革时代，连暴力革命阶段都给跨越了。
你说这两人谁跑得更快？
（12）大禹是只大晰蜴
刘师培这个人，跑得实在是有点太快，大家真的追不上他。
后来此人培养了一个学生，叫刘文典。
这刘文典，是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他的十卷本《庄子补正》轰动全国，时称地球上只有两个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另一个就是刘文典了。
刘文典因此而被当时的“蒋委员长”誉为国宝，于是蒋委员长亲切去见国宝刘文典，却不料刘文典见面就称呼蒋委员长为“新军阀”，蒋委员长大怒，当场扇了刘文典两个耳光，刘文典岂是吃亏之人？毫不客气飞起一脚，踹在委员长的小腹上，痛得蒋介石满地打滚，汗如雨下。
蒋委员长生气了，下令道：把刘文典这厮给我关起来，然后让他滚出安徽，去清华大学教书去！
打个破委员长还要被关？
听说了这事之后，周豫才同学——他现在已经是著名的鲁迅先生了——火冒三丈，撰文遣责道：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来。
鲁迅先生的笔硬是厉害，当面骂蒋介石是新军阀，被鲁迅先生轻描淡写的说成“不称主席”，两人打架的时候也不提了，蒋介石挑这些文化人当对手，活该他吃亏。
不说蒋介石吃亏的事了，我们的话题还是在刘文典身上。
抗战期间，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与大作家沈从文是同事，有一次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刘文典急忙挟起个破布包，从屋子里窜出来，向着荒山野岭狂奔，正奔之间，忽见沈从文也从屋里冲出，夺命狂逃。
当时刘文典极度诧异，停下脚来斥骂道：
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们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
可怜的大作家沈从文，只因为写几篇小说，在国学大师的心目中，连逃命的权力都没得有。
但刘文典的这番话，也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说写小说就不值钱，但与国学大师相比，无论如何总是要差上那么一点点的。
现在我们知道，刘文典要比差一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沈从文，高上个那么一点点。
而章疯子章炳麟呢，则要比刘文典又高出那么一点点。
比刘文典要高一点点的章炳麟，最是不忿孙文，却对刘师培夫妇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唯是章炳麟，当刘师培在东京讲演的时候，另有一位国学大师钱玄同，也跟在刘师培的屁股跑跑颠颠，端茶倒水。
钱玄同虽然国学底子深厚，但不幸的是，这厮胡乱考据，竟然考据出了中国古代圣人，治水的大禹是条虫子，你说这岂不是胡闹，大禹是条虫子，那比大禹更早的黄帝，岂不成了阿米巴变形虫？
人家韩国人考古，越考越古，已经把黄帝的对手蚩尤考据成了韩国人的祖先，可他钱玄同竟然把大禹考成了晰蜴级别的大爬虫，这岂不是存心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吗！
鲁迅先生看不下去了，于是执笔开写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恶搞古代神话，在小说中，鲁迅先生让钱玄同这厮手持笏板，爬到正在补天的女娲娘娘的肚皮上，大喊大叫：……不穿衣服，伤风败俗，大禹是条虫子，是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