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青岛大学之后，闻一多便一头钻进古书堆，不问世事了。闻一多潜心于教学，他讲课满腔热情、爱憎分明，听他讲课，简直就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为了营造充满诗意的课堂气氛，他常常将早上的课调到黄昏时候上；因为黄昏时分的意境，更容易让人置身于诗境之中，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上课时，闻一多往往抱着一大叠自己写的稿本，昂首阔步地走进教室。学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讲台上坐下，然后慢慢掏出一包烟，对着学生笑一笑，绅士般地问：“哪位吸？”学生发出一阵笑声。当然没人敢吸。他自己便点上一支，吸了后才开始讲课。他主讲的《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楚辞》等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他上《楚辞》的时候，第一节课打开一尺半高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抑扬顿挫的语调道：“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闻一多每次上课时，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来听，连走道里窗外都站满了人。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踏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一多楼”。
课堂下，他欢迎同学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当场回答的就及时回答；不能当场回答的，便常常笑着说：“你可把我考住了，这问题等我想一想，查一查资料再谈，行吗？”照例，他下一次上课时，一定会带来答案或有关的资料。闻一多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仅要求学生每人交一份读书报告。
初来青岛时，闻一多落脚的小房子距大海很近，推开屋门即可见明净的海滩。月白风清的夜晚，大海涨潮，轰鸣呜咽，往复不已。闻一多不禁悄然动容，那些如丝一样缠绵、如泉一样明澈、如花一样美丽、如火一样热烈、如瀑布一样激情悬泻、如孩童的哭泣一样打动人心的诗，便从他的笔端尽情地流淌着……
来青岛的第二年，闻一多住进了该校第八宿舍（即今“一多楼”），他教书、写作，研究诗经、唐诗，除了上课，门不出、楼不下，因此得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他的学问做得是那样好，得到了同行的公认。冯友兰说：“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惟一成功者。”但有多少人明白他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啊！作名士，过隐居生活，绝非这个浪漫主义诗人的个性和本愿。闻一多原本是那么地对世界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面对黑暗的现实，他会像狮子一般发出阵阵吼声，将他的一捧捧悲愤揉入诗句里，宣泄情感奔放的浪漫主义对传统的背叛激情。
躲进象牙塔的闻一多，终于还是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作为教授代表，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1932年，在学潮爆发之后，闻一多不愉快地离开了青岛，到北平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诗化教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闻一多单身前往已南迁长沙的清华大学任教。两个儿子立鹤、立雕，则和母亲随祖父母回到湖北浠水老家；而老家没有小学，兄弟俩的读书成了问题。闻一多写信给父亲闻固臣，请他教孙子读四书：“男意目前既不能学算术，则专心致力中文，亦是一策。惟欲求中文打下切实根底，则非读四书不可。……男意鹤雕亦当仿效。曾见坊间有白话注解本，可购来参考，以助彼等之了解。纵使书中义理不能真实领会，但能背诵经文，将来亦可终身受用不已。”时隔两天，他又专门给两个儿子写信询问学习情况，并再作叮咛：“上次写信给祖父，请教你们读四书，不知已实行否。在这未上学校的期间，务必把中文底子打好。我自己教中文，我希望我的儿子在中文上总要比一般强一点。”……
当年清华大学有个制度，教授每4年可以休假一年，专门从事研究工作。1939年轮到闻一多休假。于是，他得以有了系统化的“诗化教子”的机会。孔子说：“诗言志。”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曾发表过《七子之歌》、《爱国的心》、《醒呀！》、《我是国人》等爱国诗篇的闻一多，在“诗化教子”中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诗歌，而且通过对诗的评析，向孩子们进行了爱国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陶冶性情，培养情操。
在给孩子们讲诗的那些日子里，闻一多一般都是半靠在床头上，手握诗卷，逐字逐句逐段地讲解；有时是引经据典地详细解释某一单字或单词，有时是介绍历史背景，有时是趣味盎然地讲解某个典故，或剖析诗文的意义。他最重视历代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开新诗人，像对初唐四杰、张若虚、陈子昂、孟浩然等人的诗，都大讲特讲，津津乐道，赞扬他们为盛唐诗歌扫清道路、开新局面的不朽功绩，赞扬中国“人品重于诗品”的优良文学批评传统。他往往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对所要讲的诗进行评论；凭着对诗歌的特有理解力，在讲清诗的含义后，他还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呃，真好呀！你们看，还能比这句写得更好吗？”
他还给孩子们讲诗人们的活动，像讲熟识朋友的趣闻轶事；分析作品时，又像变成了诗人的化身，在叙述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讲到精彩动人之处，连他自己也融化到诗情诗景里去了，眉飞色舞，出神入化。于是，就使孩子们听了以后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受。诚如闻立雕在父亲百年诞辰时著文中所说：“这一年，听父亲讲诗讲文，收获极大，提高了古汉语的知识水平和欣赏能力；增长了对古代社会与历史的了解；陶冶了情操，特别是开始懂得人间既有真善美，也有黑暗与邪恶，启发和培育了我们对受苦受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与邪恶势力的憎恨。”
“晨鸡始唱，踞阜高吟”的闻一多，要求孩子们不仅关心国事，而且对个人的品行也必须有严格的要求。他在1924年6月24日从美国写回的家信中说：“我辈得良好机会受高等教育者当益有责任心。我辈对于家庭、社会、国家当多担一分责任。诸侄暑假归家时驷弟（按：即闻家驷）当教其读报纸，且将社会种种不平之情形，政治现状如何腐败，用浅近语言告之。在品行方面，家长尤当严责。如说谎、自私等恶习当严禁其滋长。”
也正是如此，1938年8月，孩子们在昆明实验小学读书时，闻一多特别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品行。一天，闻立雕在家里玩得忘乎所以，把做作业的事丢在了脑后。闻一多问他怎么不做作业。他怕挨批评，就顺口撒了一个谎，说老师没留作业。但父亲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是在撒谎，就非常果断而严厉地谴责他：“你骗人！”想不到他竟假充硬汉跟父亲顶嘴：“没骗人！”这一下真把父亲惹火了，就大声地痛斥儿子……
难能可贵的是，重视“诗化教子”的闻一多，在家教中还能勇于向孩子道歉。1943年以后，闻一多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孩子们也从少年长成了青年，家里民主空气亦愈来愈浓。1945年1月，闻一多全家搬进了昆明市翠湖之滨的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工宿舍。一天，小女儿在闻一多那间大房子里，不知为什么哭了起来。搅得他心烦，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就厉声斥责了几句，小女儿倒哭得更来劲了。这一吵闹，严重影响了他的思考与工作。情急之下，走过去连唬带吓地在小女儿屁股上打了两下。没想到，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小女儿竟嚎啕大哭起来。
闻立雕恰好在外屋看见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就挺身出来批评父亲不该打小妹，且上纲上线说：“你自己是搞民主运动的，天天讲民主，在家里怎么就动手打人呢？”闻一多始是一愣，静坐沉思少顷后，走到立雕面前，神情十分严肃、认真地说：“我错了，不该打小妹。我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管教我的，所以我也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你们。希望你们记住，将来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们自己的孩子。”这样的道歉，无疑使父亲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显得特别高大！
西南联大——唐风古韵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设了“诗经”、“楚辞”、“周易”、“尔雅”、“唐诗”等近10门课。其中，“诗经”和“唐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他讲课极为生动，分析诗歌的时代背景如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诗人生平如讲解自己熟识朋友的趣事逸闻，评价内容形式又如在谈论自己的创作体会。汪曾祺说：“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唐诗”是闻一多在联大最叫座的课。他对唐诗的独特感悟和理解，有别于其他学者。闻一多最赞赏五言绝句，他认为五言绝句是唐诗中的精品，20个字就是20个仙人，容不得一个滥竽充数。他讲唐诗，从不因循守旧、蹈袭前人，而是融入了自己对人生、对艺术、尤其是对美学的感悟。闻一多还将晚唐诗和西方后期印象派绘画融会贯通，特别提出了“点画派”的概念。在中国，闻一多是第一个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人。
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千古名句，写出了士兵作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讲到动情时，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抗战之初留下的胡子，心中流露出无限感慨。
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的时候，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也前来听课。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时，昆中北院大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闻一多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如此繁琐的考证，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钦佩不已。
据西南联大的学生李凌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自己手里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内容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次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并没有学分，但是大家仍乐此不疲。
唐诗中既有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尤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
闻一多特别欣赏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此文是闻一多为躲避日军空袭，从昆明疏散到郊区陈家营时所作）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这首诗有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意味。这让我们看到了闻一多作为民主斗士金刚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认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到终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
联大中文系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看重有没有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当的“枪手”）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说：“这文章写得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他那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一边讲一边抽烟，学生便也跟着抽，一副嫉恶如仇的样子。
很多人了解作为诗人和民主斗士的闻一多，不了解作为学者和画家的闻一多。今人无法穿越时空，一睹他讲唐诗的风采；但读他研究古诗成果的精选本《古诗神韵》，可以弥补这个遗憾。
《古诗神韵》分为4辑：诗经新解、楚辞杂记、唐诗杂论、诗律研究，篇篇可见闻一多的才情和性情。比如《说鱼》，曾发表在陶云逵主编的《边疆人文》上。闻一多在《说鱼？探源》中写道：“种族的繁衍如此被重视，而鱼是生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青年男女间，若称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
闻一多从民俗、民谣和古诗中考释鱼的隐语，指出在古诗和民歌中，鱼为配偶、情侣之意，打鱼、钓鱼隐指求偶，烹鱼、吃鱼喻合欢或结配。以我们熟悉的汉乐府民歌《江南》为例，“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之句，在闻一多看来，鱼喻男，莲喻女，鱼与莲戏，是一种恋爱的舞蹈，是原始生殖仪式的变形。唐代的女诗人还能解读此诗的风情。鱼玄机《寓言诗》曰：“芙蓉叶下鱼戏，螮蝀（注：指彩虹）天边雀声。人世悲欢一梦，如何得作双成？”采莲是一种文化仪式，一种求爱风俗。后人被教科书中所解释的采莲劳动场景给骗了，不读闻一多的《说鱼》，还被蒙在鼓里呢！
在《古诗神韵》中精彩的部分“诗经新解”，作者以人情、人性解读先民的情欲，将《诗经》中“淫”的一面聚焦呈现。闻一多将《诗经》中有关情欲的诗句分门别类摘录出来，归成“明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5类，从而撩开了它的面纱，还原了中国早期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他借用古文字学、古声韵学，研究诗经中的性欲，指出《野有蔓草》、《溱洧》是讲性交的。在《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之末，他说：“认清了《左传》是一部秽史、《诗经》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接下来可见闻一多的冷幽默：“原始时代本来就是那一回事。也不要提原始时代了，咱们这开化的20世纪还不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惊讶的，倒是《诗经》怎么没有更淫一点！”
【大师小传】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号友三，湖北浠水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美术家、民主爱国人士。
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活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留学。此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的怀抱。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