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臭皮囊
北宋时期的州长助理是个可以把人清闲死的工作。不过，清闲和权力是两回事。北宋时期判官的法定权力其实和州长差不多。州长和判官在政治事务上不和的事屡有发生，而州长居然无可奈何。一位喜欢吃螃蟹的京官外调，有人问他喜欢去哪里当州长。他说，有螃蟹的地方和没有判官的地方。足见判官权力之重。
州长也很清闲，每天也只是喝茶赏花品酒论诗。扬州作为淮南治所，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是北宋时期的重要城市之一。王安石到扬州后，就深为扬州的人杰地灵而感动。不过，他很快发现，在扬州所能感动的也只是人杰地灵。扬州州长流动性很大，王安石呆了还不到一年，扬州州长就换了好几个。王安石是个想做事的官员，可当无事可做时，他必须要找事做。当其他同僚陪州长喝酒、听歌、吟诗时，王安石在埋头苦读，同时笔耕不辍。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奇书，比如《鬼谷子》，比如《金瓶梅》。还有一本已经失传的《淮南杂说》，他的作者就是王安石，完成的地点就在扬州。
《淮南杂说》原名《王氏杂说》，后来这书名据说是韩琦帮忙取的，这是一本仿照《孟子》结构和叙述的书，但都是王安石的思想。王安石比孟子还要胆大。孟子只说，君王如果昏聩，臣子就有借口推翻他。王安石却说，君王即使不昏聩，但没有能力拯救万民，有能力的臣子就可以干掉君王，自己来替君王拯救万民。
这本书在后来王安石变法期间，成为政敌攻击王安石最好的借口。
在扬州百无聊赖（还好有书可以写）时，王安石第二年请假回老家临川结婚。王安石这时已经二十三岁，在十四五岁就当爹的宋朝，王安石是典型的晚婚人员。家里给他安排的老婆是表妹吴氏，长得还可以，能诗善词，温柔贤惠，二人初次见面时，吴氏根本就没有看上王安石。王安石长得特别黑，扔在煤球中，很少有人能分辨出他的脸和煤球。王安石的脸很有几何味道，方正而且极大，最要命的是左右耳根有黑痣三颗，也是极大。
据说王安石后来进入中央后，有人嫌他这副尊容不够威严和有气度，就建议他用“澡豆”洗脸，这样就会让他看起来会比煤球稍白一点。“澡豆”是古代我国贵族经常使用的一种护肤用品，成分是豆沫和多种药材。
原料并不难找，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家制作起来非常容易，可是王安石却根本听不进去，他并不以貌丑为耻，反以貌丑为荣。他的逻辑是说人的相貌是天生的，这些改善面部皮肤的高档护肤品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与其天天拿这个洗脸，还不如拿点时间来做学问。
男人丑一点无所谓，奶油小生大都难以成事。令吴氏最不能接受的是王安石的个人卫生。王安石似乎是提倡个人卫生的反面教材，蓬头垢面，可以连续几天不洗脸不漱口，至于他的衣服，如果没有人提醒，他甚至想不到来换洗。
就连他胡子上也经常有虱子出来观光旅游，据说王安石当上宰执后，有一次和同事禹玉一起去见皇帝，或许也想看一下龙颜，王安石身上的虱子就从他衣领跑到了他胡子上。禹玉一伸手将虱子给捉了，随口说道：“这虫子不错嘛，曾经在宰相的胡须上游荡过。”
王安石也觉察到了，有点尴尬，不过他反应快，连忙自嘲说：“它不但光荣而且是幸福的，连皇上都亲眼看到了它。”这就是王安石，连见皇上面时都不注意形象，更不用说对着老婆了。相较于王安石，吴氏却是天生洁癖，每天会抽出一部分时间来洗啊洗的。这样两种生活习惯的人在一起，肯定要闹矛盾。
吴氏虽然看不上王安石，但也不能公然反对这门婚事，所以二人就入了洞房。据说，第二天，吴氏就捏着鼻子把王安石推进了澡堂子。
蜜月期后，王安石夫妇回到扬州，夫妻生活还算融洽，王安石一门心思写他的《淮南杂说》，吴氏则专心致志的思考如何让王安石知道个人卫生是何物，但很遗憾，王安石不知道。
在扬州的第三年，中央下放了一位高官到扬州担任州长。他就是名动天下的韩琦。
韩琦仪表堂堂，器宇轩昂。他的老爹是北宋名相韩安国，韩琦没有靠老爹，而是通过考试进入政府。据说考中那天见皇帝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出现五色祥云，众人认为是吉祥之兆。韩琦喜欢提意见，做谏官时，一次弹劾五位宰相，名动天下。有事无事就给皇帝写信，说这样不好，那样不行。宋仁宗认为这人一片忠心，所以让他到西边去搞定西夏。
西夏的历史很单纯。唐朝初年，帝国西方一支党项武装的首领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受封平西公。唐朝末年，因参与平定反政府武装黄巢军团有功，受封夏国公。五代时期，夏国公成为割据势力，北宋建立，归附宋王朝。仁宗时代，因为宋在对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新一代夏国公元昊，就有了自立门户的心，并且屡屡得逞。北宋政府使尽浑身解数，都对其无可奈何。
王安石在江宁守孝时，韩琦被派到陕西，担任陕西路（陕西西安市）军政副长官（安抚副使）。和他一起来延州的还有那位绘画《百官图》的范仲淹。
1041年春，韩琦派敢想敢为的将领任福主动出击西夏，想不到在好水川，任福的军队被西夏野战军全歼。韩琦失魂落魄，回延州的路上，被无数百姓拦住马头要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早已成了孤魂野鬼，韩琦给不了。据说韩琦痛哭不已，从此后，韩琦只对内作宣传，再也不作军事行动了。
韩琦的对内宣传是学习的范仲淹。范仲淹一年前刚到陕西，只知道学乌龟拼命防守，他却向中央宣传说，西夏人现在老实很多了。因为范仲淹在此，用西夏人的话讲就是，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开封方面居然真就相信了荒诞不经的吹牛。
韩琦发现自己的名气明显落后于范仲淹，于是，和范仲淹联合制造谎言。就在王安石到扬州上任的那一年，又有顺口溜来了：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俺），西“贼”闻之惊破胆。
——宣传是一种手段，问题是，宣传过后必要有实力跟上。韩琦和范仲淹对内宣传是高手。但是，这种宣传只能堵住自己人的胆怯之情外露，却不能堵住敌人的拳头。
很快，陕西各地相继失守，但西夏李元昊也不想打了。因为北宋答应给他钱，他一算计，觉得和平要比通过军事抢劫合算的多。于是，韩琦与范仲淹同时被调回京城。一年后，宋仁宗让范仲淹和韩琦拿出国富兵强的计划，范仲淹几乎憋的便秘，才提出十条措施，这就是庆历新政。但很快失败。韩琦被贬为扬州州长。
对于王安石，韩琦早有耳闻。但相见之下，韩琦仍然感到意外。王安石太有才华，思想太另类太偏激了。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该生在平静如水、诗情画意的大宋朝。
韩琦的到来也使王安石感到兴奋，他当时还不知道韩琦最擅长对内宣传，他以为韩琦必然是个实干家。但他很失望，韩琦每天的工作和前几任州长没有任何区别。尤其让王安石感到难受的是，韩琦这个人脾气不好，而且主观武断。据说他在陕西时，有个人前来见他，希望为他效劳。韩琦只看了一眼，就打发走了。他的幕僚问原因。韩琦说，你看到他额头的红包没有，肯定是四处磕头要官搞出来的，这种小人，我坚决不会要。
王安石可是见识了韩琦的主观武断。
有一次，他起来的很晚，蓬头垢面的来报到。正要回去补觉时，韩琦叫住了他。
韩琦说：“我来了很久，也知道你们这些人每天晚上都在做什么。但你还年轻，趁着年轻应该多读书，而不是去风花雪月。那种东西也就那么回事。”
王安石知道韩琦说什么，韩琦以为他每天都在嫖妓，或者是跟老婆缠绵床榻。王安石从来都是个不喜欢解释的人，韩琦说完，他微微点了点头，依然如故。
多年之后，王安石到中央主持变法，有人提到韩琦时，王安石说，韩琦阁下只是脸蛋好一些。也就是说，韩琦空有一副臭皮囊。
如果这是真的，显然，韩琦误解王安石这件事不足以让王安石说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扬州，王安石经常向韩琦提出处理问题的方法，但韩琦一个都没有采用。用韩琦的话讲，王安石的很多方法都不符合实际，空中楼阁一样。韩琦真想对王安石说，你这些处理问题的方法，我和老范早就在中央示范过了，结果呢，我来扬州了。
王安石也想对韩琦说，你们搞的那些简直是小儿科，连挠痒痒都算不上。庆历新政，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你们太胆小了。
几个胆小鬼搞的改革
宋仁宗是个特别善于做皇帝的人，性格柔顺，善听人言。很多国家政事都被他扔给臣子们来完成，他从不参与讨论和制定计划，而只是裁决。北宋帝国到了他的年代，颓势显而易见。辽国刚老实不久，就有西夏闹事，为了让西夏安静下来，又出了不少钱。
官员的日益增多，使中央政府捉襟见肘。宋仁宗不明白，国家为什么总是处于贫困线以下，而军队为什么总打败仗。他希望能有人帮他扭转这种局势。1043年，他把名声大震京城的范仲淹和韩琦调回开封，任为总参谋部副主任（枢密副使）。他对两位热烈的渴求，希望二人搞一次改革。
范仲淹是个极为伶俐的人，他深知，改革者就是绑着炸药向前冲，只要有人扔过来一点火星，改革者必然是粉身碎骨。想要跑到终点，就必须清除站在路上准备向他身上扔火星的人。
第一个必须要清除的人是他在陕西的老上司夏竦。夏竦博学多才，能写一笔漂亮的文章，特别是在填词方面，当时无出其右者。真宗时代，夏竦就官运亨通，仁宗上台后，对他也是特别照顾。西夏闹事时，夏竦主动请命，到陕西担任防御西夏总司令（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不过，和北宋所有臣子一样，夏竦对战争也是一窍不通，所以，北宋总是吃败仗。
夏竦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忽悠人，跟现在酒过三巡便烧黄纸、拜把子不一样，他不用喝酒就可以马上跟你拍肩膀称兄道弟，当你感激得热泪盈眶时，他转身就把你卖了。当时很多人都瞧不起他，但又不敢得罪他，因为宋仁宗喜欢他。他在宋仁宗面前表现得像个灭绝多年的君子一样，任凭别人说他什么坏话，宋仁宗就是不信。
范仲淹知道搞掉夏竦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不能主动出面。于是，就指示好朋友、谏官欧阳修等人上书宋仁宗，说夏竦在西夏的工作成绩实在不能恭维，如果再让他做参谋部主任（枢密使），恐怕人心不服。宋仁宗可能也明白，这是范仲淹提出改革的一个条件，所以坚决的罢免了夏竦。范仲淹一击就中，转身就瞄向了宰相吕夷简。
吕夷简绝不是一般人，他老子是宋太宗时期的名相吕蒙正。吕蒙正病逝前，宋太宗问老吕，你的几个儿子怎么样。老吕说，吕夷简那是绝对的可以，其他都是猪。吕夷简有政治魄力和过人的智慧，在外交上成绩斐然。几年前，范仲淹抨击他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吕夷简快速行动，轻易的就把范仲淹贬出了中央。
对于这样的对手，范仲淹凭借那点小聪明根本不够资格。不过，这一次，范仲淹成功了。因为宋仁宗要用他改革，吃人家的嘴短，宋仁宗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吕夷简在几个言官的攻坚下，辞去了宰相的职务。实际上，吕夷简当时有病在身，即使让他作宰相，他也没有心情。
一切障碍都被清除，可宋仁宗还是没有等到范仲淹主动上门来为他排忧解难。终于宋仁宗等不及了，有一天，把老范请到办公室，交给他几张纸和一只笔，说：“给他妈我写！”范仲淹咬着笔头，绞尽脑汁，终于在一张纸上凑足了十项改革内容，叫做《答手诏条陈十事》。主要是：严明进退奖惩，抑制侥幸得官，精选科举人才，选拔各级长官，平均分配公田，加强农桑耕种，完善军事防备，推广恩德信义，重申法律命令，减轻赋税徭役。
从这十项改革条目来看，就明白当时的北宋已经病入膏肓。该进的官员不能进，该退的官员偏不退，像死尸一样阻挡着新鲜血液。很多人靠谄媚而得到官职，其实没有一点真本事，不但不能给国家创造价值，反而本身就在毁灭价值。要命的是，一些世袭制，有的大官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是镇长县长了。百姓没有田种，只好给大地主打工，但吃不饱。军队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打仗。
宋仁宗看了这份改革报告，认为可以。任命范仲淹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开张了。
“庆历新政”这艘大船正向惊涛骇浪驶去，船长是宋仁宗，和很多想要改革但又意志不坚定的皇帝一样，他很恍惚，总舵手是范仲淹，副手是精明而认真、有着过份负责精神的参谋总部副主任（枢密副使）富弼，还有朝气蓬勃的韩琦。再加上宣传部门的领导人文坛大佬欧阳修，一心向上的右谏议委员（右正言）余靖、目光如炬的谏议都察院负责人（知谏院）蔡襄和菩萨心肠，罗汉手腕的谏议委员王素。
上述这些人就是庆历新政时期的参与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各有千秋、不同凡响，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才气横溢，但是没有一个够得上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大佬。
庆历新政的第一重要步骤就是淘汰不合格的官员，范仲淹派出一批心腹，将所有政府官员的名字都写在册上。范仲淹根据心腹们的评语来用笔打勾或者是×。富弼每次看到范仲淹那工作的热情，心上直发冷。他说：“被勾销的人，如果一家人痛哭怎么办？”范仲淹头都不抬，说：“一家人痛哭，比一路人痛哭如何？”
问题是，范仲淹派出去的那些人是否凭良心说话。范仲淹只凭几句评语，就干掉一个苦读十年，好不容易混到吃皇粮的官员，这实在有些不近人情。
反对的声音很快就响了起来，几乎是震耳欲聋。先是宰相章得象策动一些谏官弹劾范仲淹，说他想擅权，拉拢不法分子，想对国家不利。反对官员指出，如果按照范仲淹这种做法，国家百分之九十的公务员都要被裁撤，到时候政府连看大门的都没有了。还有反对者说，范仲淹干掉的官员中有某某人是范仲淹的仇人，范仲淹很显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报私仇。
宋仁宗感觉到有生以来最大的压力，他开始怀疑范仲淹。范仲淹和韩琦对皇帝的这一态度大感意外，蔡襄却早已预料到了。早在改革未开始前，蔡襄就提醒宋仁宗说：“今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位病人，现在您找到了最好的医生，可以负责的说，医生绝对能治好旧病。关键的问题是，您要对好医生信任不疑，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宋仁宗当时坚毅的点了点头。
范仲淹提到往事，宋仁宗下定决心，支持范仲淹的新政。但是，很快，大风暴来了。
制造大风暴的人是夏竦，他从参谋总部主任的位置上被强退下来后，一直等待机会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国立贵族大学讲师（国子监直讲）石介始终想升官发财，迫不及待地想要攀援庆历新政这艘大船。当初，夏竦被搞下台，范仲淹等人上台，他就适时的落井下石，给朝廷写信说：“众贤上进，如春草破土；大奸退去，如泥巴脱落。”夏竦恨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