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这时候顾炎武的好友归庄、路泽溥、路泽农兄弟等人为营救他而奔忙开了。归庄求助的是钱谦益，钱谦益表示事情并不难办，不过要顾炎武写个门生帖子来才行。归庄知道顾炎武是肯定不愿意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钱谦益原来在福王政权中当过礼部尚书，南京失守后却又向清军投降，所以顾炎武很鄙视他，向这样的人递交门生帖子顾炎武师决计不会干的，哪怕会丢掉自己的身家性命。但归庄顾不了那么多了，只得自己代写了一个门生帖子送了过去。不过很快顾炎武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立即叫人去把它要回来，否则就要在大街上张贴公告说这帖子不是他自己写的。钱谦益听说之后也只得苦笑着说：“顾宁人太倔强了，何必如此认真呢？”钱谦益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幸亏路氏兄弟认识松江府的一个官员，靠这个人出力，把案子由昆山县移交到松江府去处理，才得化险为夷。
1656年春天，顾炎武由松江出狱，回到昆山，不久就准备奔赴南京，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叶方恒见顾炎武出狱，哪肯善罢干休，于是派了刺客尾随顾炎武至南京太平门外下手。这次顾炎武的头部被打成重伤，要不是朋友闻讯赶来及时搭救，顾炎武恐怕已经没命了。心狠手辣的叶方恒在指派爪牙追杀顾炎武的同时，又指使十几名家奴到顾炎武家翻箱倒柜，洗劫一空。
太平门遇刺之后，顾炎武深深感到，江南已非久留之地：叶方恒是清朝新贵，有财有势，一旦再借故寻衅，自己还是毫无还手之力，与其在江南坐以待毙，还不如远走避险。也就是这一年，顾炎武的生母何氏也去世了，这样顾炎武离开江南就更没有了牵挂。
清顺治十四年（1657）春天，已经四十五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全部变卖，踏上了北上的旅途。
为何要北上
顾炎武为什么在垂老之年还决心远离家乡，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呢？仇家的陷害使其不能安居于江南，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并没有这么简单。
这个时候，江南的抗清斗争已经转入低潮，南明的唐王、鲁王政权相继垮台，继之而起的桂王政权又已经远离江南，退到了西南的广西、云南、贵州一带。而清军南下之初，北方抗清的农民起义却是如雨后春笋，像顾炎武最早驻足的章丘、登莱一带就是农民军在胶东的根据地。顾炎武到这里来，是想更广泛地结识各地的志士和学者，增进自己的学问，继续对国家和民族作出贡献。
清顺治十四年（1657）至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主要活动在山东、河北一带。
山东，是最早遭到清人铁骑践踏过的地方，那段灾难的历史当地人民记忆犹新；河北是明朝的京畿地区，东北的营平和山海关一带则是揭开明清易代历史序幕的血腥斗争的战场。这里有民族英雄袁崇焕等英勇抗清的事迹，也留下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可耻罪行。
顾炎武初到北方，面临的是“屠杀圈占之后，人民稀少，物力衰竭，俗与时移，不见文字礼仪之教”（《亭林文集》卷二《营平二州史事序》）的惨状，他在这里寻访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亭林文集》卷二《广宋遗民录序》）。因此，他除了广结抗清人士之外，还结识了许多前朝遗老，他们大多是与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而闭门著书的学者隐逸。如他初入山东，在莱州盛情接待他的赵士完，济南的徐东痴，在邹平与他同游万斛园的故明工部尚书张延登之子张元明等；在河北昌平，顾炎武又遇到浙江余姚的吕章成，吕曾是鲁王的幕下，鲁王失败之后才隐居于北方。顾、吕二人互相引为知己，顾炎武还为吕章成的《吕氏千字文》作序。
顾炎武不是一个旅行家，而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学者。他正是要通过自己到“四海”的实际考察，去探求历史兴亡变迁的原因，因此，凡是与历史、尤其是跟眼前的社会大变动有关的地方，他都要亲自考察。从1658年到1660年，顾炎武先后几度到河北昌平拜谒明十三陵，并对昌平一代地理形势作了调查研究，写成《昌平山水记》，此外还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一带的历史和地理形势。他所编的《营平二州史事》也正是从历史上寻求对后代有益的教训。
清康熙元年（1662年），这一年顾炎武五十岁。“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前面道路虽然漫长，但他对人生仍然抱着坚定的信念，就在这年冬天，他开始了山西之行。
顾炎武去山西，也并非偶然。在清朝严酷的统治下，顾炎武等抗清人士要想在江南立足那已是万万办不到的，而全国的抗清形势也是不容乐观，倒不如暂时在比较荒僻的地区居住下来将来待机再起。
顾炎武在山西的第一站是太原，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奇士，一位侠肝义胆的传奇人物，即著名的大学者和思想家傅山。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比顾炎武大六岁。崇祯九年他三十岁时，就成功领导过一次声闻全国的学生运动。当时的山西提学袁继咸被阉党诬陷下狱，傅山就约集了全省的生员一百余人赴京请愿，最终迫使朝廷将袁继咸无罪释放。明亡后，他自号“朱衣道人”，从事地下抗清活动。清顺治十一年（1654），因参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在晋豫边界起义，以“叛逆钦犯”被捕入狱，但他极懂得斗争策略，坚决不承认参与策划起义之事，并以绝食抗议，当局无法定罪，又经友人设计营救，乃得出狱。顾炎武闻有此等奇人，欣然前往拜访，二人从此订交，后来顾炎武就在傅山的松庄之上住了下来，二人相诉心曲，志同道合。
离开太原之后顾炎武来到代州，在这里顾炎武又结识了一位忘年交的好友——李因笃。李因笃，字子德，号天生，比顾炎武小18岁，父亲参加过复社，此时他正在代州做家庭教师。清军入关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但他坚守民族气节，绝不去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顾炎武十分敬重他的人品的学问，便和他做了朋友。顾炎武和他商讨在五台山区兴修水利农田的事，得到了他的赞助。经过他们共同筹划，约集了二十多人，就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以东的地区搞起了垦荒工作。
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出山西，继续踏上西去的路途。这年秋天，顾炎武西渡黄河，入潼关，登华山，开始了他的首次关中之行。
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西岳庙的小堡内，顾炎武访问了当地学者、后来成为其终身好友的王弘撰。王弘撰，字文修，一字无异，号太华山史，在关中士大夫中有相当的名望。他擅长诗文，同时对考古和史学、特别是对明朝的史实都颇有研究。为了给抗清事业做准备，他曾在长江一代进行过联络“友人”的工作。在和顾炎武成为朋友后，又陪着顾炎武漫游了塞北、昌平等地。在学术上，王弘撰深受顾炎武的影响，而顾炎武也十分尊敬他，说“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接着，顾炎武又到长安附近的周至县拜访了关中大学者李甬。李甬，字中孚，学者称之为二曲先生。他住在周至县郊的一个窑洞里，不愿会见任何来访者，清政府几次请他去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但当顾炎武前来看他时，他破例予以热情的接待，他们二人在窑洞中交谈了国家大事和彼此的学术见解。虽然两者的学术思想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重视有关兵、法、农等“经世致用”之学。
后来顾炎武把李二曲、王宏撰和李因笃三人并称为他的“关中三友”。
康熙三年（1664）初，顾炎武结束在山西、陕西的考察，经由北京绕道河南，回到了山东。在山东章丘县大桑家庄，他购置了一份田产，寄居下来。但这种相对平静生活仍然没能持续多久。
文字狱中的忠诚
康熙六年（1667）和康熙七年（1668）两年间，顾炎武平静的生活又被清廷的两起文字狱案打乱了。
其实，在这两次文字狱之前，一场“明史案”已经让顾炎武经历了丧友之痛。明史案发生于康熙二年，顾炎武的江南好友吴炎、潘力田斗惨死在这场文字狱之中，当时正在山西的顾炎武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首《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和一篇题为《书吴潘二子事》的文章以寄托自己对遇害者的哀思和对清王朝的愤恨。
这次顾炎武自己遭遇的两起文字狱案是“吴中陈济生《启祯两朝诗选》之狱”和“山左黄培诗狱”。
康熙六年发生的是“《启祯两朝》之狱”，不过这次是有惊无险。陈济生是顾炎武的姐夫，两个人都参加过吴江的惊隐诗社，并且交往十分密切。在清顺治十年（1653）年，陈济生就开始着手编选明天启、崇祯两朝的遗诗，顾炎武和好友归庄一直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此后顾炎武北上交游，仍在协助陈济生编撰此书。该书书名是《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又称《忠节录》或《启祯集》。这本书当中有许多跟顾炎武相关的内容，包括顾炎武的嗣祖顾绍芾、本祖顾绍芳等人的诗和传。
该书在出版后，江南的一些奸诈之人见书中内容有多有触时忌，就不断向给这本书作序的人索要钱财，否则就要向朝廷告发。就在康熙六年（1667）年二月，江南的沈天甫、吕中、夏麟奇等人又来敲诈钱财白银二千两，敲诈未成，他们便向清廷告发了这本书，说这本书的内容是表彰明朝的忠臣节士，且讥刺清朝。当时清廷的刑部很快就奉旨要查办书中有名之人共七百名，一时间是人心惶惶，但后来康熙帝发觉此案不仅涉及江南，而且波及到全国文人，如果真的较起真来将会大大激化本来已经很尖锐和满汉民族矛盾，因此，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精明的康熙皇帝让这起案件出现了喜剧式的结局。
最后清廷在给案件定性的时候，《启祯集》成了向清廷告密的那群汉奸的伪造，所以被杀头的自然也不是那些不忘故国的明朝遗民，而是那些本来想向朝廷邀功请赏的告密者。所以，顾炎武可以说是逃过了这次劫难。但《启祯集》带给他的麻烦却并没有结束。
康熙七年（1668）“黄培诗案”之中顾炎武没能像上次那样幸运。
黄培是莱州一个有影响的人，明朝末年曾在朝廷中做过官，明亡以后一直在家中隐居不出。这时他原来的一个家奴姜元衡向官府告发，说他家中藏有攻击清王朝的诗文，即所谓的“十四人逆诗”。于是官府就当作一件大案要案，大做文章起来。恰好此时顾炎武与山东章丘的地主谢长吉为了一笔房产债务发生纠纷，于是谢长吉咎唆使姜元衡诬告顾炎武，说黄培家中收藏的一部叫做《忠节录》的诗集是由顾炎武编成的，并说黄培同顾炎武秘密勾结，共同反清。这样，清廷关注的焦点就从原来的“十四人逆诗案”转到眼下的这本牵连上百人的《忠节录》上来，而顾炎武也就被卷进了黄培诗案。此时正在北京慈仁寺的顾炎武闻讯后感到十分吃惊，为了避免牵连更多的文人，顾炎武立即动身南下山东来“投案”。好在顾炎武知道《忠节录》中虽有宁人字样，却无顾字，又不在黄御史的一篇传内，根本不能证明这就是昆山的顾宁人，于是在案件审理的时候顾炎武采取“不承认主义”和“以攻为守”的斗争策略，反过来要让姜元衡等人落一个“诬告”的罪名。尽管这样，官府仍然揪住不放，将顾炎武在狱中折磨了七个多月。在狱中的顾炎武每天只能靠几个烧饼度日。后来还是经过他的朋友李因笃、朱彝尊等人的帮助，总算于当年十月获释出狱。
顾炎武在经过此番迫害之后，更加憎恨制造文字冤狱的清王朝。他在为感激友人营救他出狱而写的一首诗中把清王朝残酷压迫人民的政策比作“秦坑”。在吃了这番苦头之后，顾炎武也决定抛售在山东的田产，打消了原来久留山东的念头。
直到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五岁的顾炎武才真正离开了山东。此时距顺治十四年（1657）他初到山东，已经二十年了。
最后的岁月，最后的期待
离开了山东，顾炎武选择了西去，他渡过黄河，从山西到陕西华阴访问王宏撰，并且准备在这里定居。这时的他已经是六十五岁了。
第二年即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拉拢汉族士人，特别是一些素负重望的遗老，准备纂修《明史》，开博学鸿词科，令朝臣和各省督抚推荐人选。康熙皇帝的老师、大学士熊赐履想请顾炎武协助他修《明史》，顾炎武回答说：“愿以一死谢公。”顾炎武的同乡、内阁大学士叶方蔼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也遭到顾炎武的严词拒绝，他十分愤怒地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其外甥徐乾学知道，如果强逼，其舅必死，因此也向各方面陈说顾炎武不可屈之志，当局这才作罢。而从此以后，顾炎武再也没进过北京城。
其实顾炎武拒修《明史》有四五次之多，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十年（1671）。那个时候顾炎武已经是一名享有盛名的学者了，由于他对明史研究有着极深的造诣，当时主持明史馆的熊赐履宴请顾炎武和他的外甥徐乾学，酒过三巡，熊赐履道出了想请顾炎武出山纂修《明史》的企图，顾炎武听了之后，放下酒樽，低沉而有力地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在场之人听了无不大吃一惊。
当然也有人会问顾炎武为什么几次三番拒绝朝廷的“盛情邀请”，是不是为了捞取一个好名声？对此他曾经这样说：
此谓钓名者也！今夫妇人之失所天也，从一而终，之死靡嬺，其心岂欲见知于人？若曰，盍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节，则吾未之闻矣。
从上面可以看出，顾炎武拒修《明史》，是恪守嗣母的关于不仕二朝、不做二臣的遗训，同时也反映出顾炎武宁愿做一个韦布之士，也不愿意趋炎附势，曲笔作违心之论。
毕竟岁月不饶人，到了西北之后顾炎武的体力明显开始衰退了，各种疾病也随之缠身。这个时候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都先后在朝中做了高官，几次写信给他，准备给他买田置宅，接他回家乡养老，但是都被顾炎武谢绝了，他执意要再西北安身。
顾炎武之所以要安身在西北，并不是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可以逃避现实、养尊处优，不然他大可以回乡去颐养天年，恰恰相反，他虽然不愿意当清朝的官，但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却始终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在他看来，西北地区正便于他继续探求经国济民之道。
康熙二十年（1681），六十九岁的顾炎武已是步履维艰，只能拄着拐杖行走，但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东奔西走，从华阴到汾州，再到曲沃，寻师访友，探究学术，“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真正是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这年八月份，顾炎武在山西曲沃病倒了，“一身长飘落，四海竟沦胥”，这是他在病中发出的哀叹，也是其民族情结的最后一次释放。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八，他在上马时失足坠地，初九凌晨，这位终生为民族复兴奋斗不息的伟大爱国志士便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一岁。
顾炎武的一生，他的《精卫》一诗可以说是最好的写照：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他毕生都在为抗清复明而斗争、奔走、呼号，但历史的发展却有其本身的特定规律，明朝的衰亡，除了农民起义、清军入关之外，还有其自身衰败的深刻原因，顾炎武是一直“精卫”鸟，所以他不会想到这些，他的理想最终也只能在势孤力单的感觉中破灭。
但其坚忍不拔的爱国精神却足以光照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