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湖南人壮了胆，也让湖南人有了妄自尊大的自信，因为他说过“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话。他是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清末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无数国人的视线。他的一生传奇无数，民国后，他还是保皇派的头领，并且有坚持到死的架势。却在人生的暮年，悄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正是转入地下的共产党被当政的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惨烈年代！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即使在解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谜一样的杨度，谜一样的那个时代。
说项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请在河南老家的袁世凯出面收拾残局，于是与袁私交甚厚的杨度被委以重任。袁是出山了，但清朝却从此不复存在。
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洋枪洋炮轰然炸开，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古老的华夏大地伸出罪恶的黑手，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就在对内一如既往地实行黑暗专制而对外却一味屈膝求和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湖北军政府在武汉成立，武汉三镇宣布独立。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震动。清政府急命北洋军出兵镇压，不料军中一干将领都只认旧主袁世凯，悍然不听朝廷调遣。清政府无奈，只好决定请袁世凯出山。
当时，袁世凯正在河南彰德闲居养病，逍遥度日。不过，要请他出山，却并非易事。众所周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向慈禧太后出卖了光绪皇帝，直接导致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光绪帝也遭到慈禧太后的软禁。光绪因此恨透了袁世凯，据说他经常在纸上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撕得粉碎。1908年，慈禧和光绪相继病故后，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为帝，溥仪的生父载沣代为摄政。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慈禧一死，载沣就想借机除掉袁世凯，为哥哥报仇。不过，由于朝中上下反对诛杀袁世凯的人太多，最后只好作罢，而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目将他免去官职罢归乡里。
朝廷对袁世凯的猜忌，袁世凯又岂能不记在心里？国家无事时，对他要杀要剐，事到临头再来抱佛脚，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以袁世凯的为人，碰上这样的大好时机，又岂能不趁火打劫，多捞点好处？
10月1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希望他出山镇压武昌起义。而袁世凯则摆出“足疾未愈”的借口，谢绝出山，一方面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两年前自己被罢官的事情进行报复，另一方面，他知道朝廷要想平息这次起义缺了他就如面墙而立、寸步难行，正好讨价还价谋取更大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回复朝廷的奏折中虽然谢绝出山，却十分聪明地并不把话说死，而是留出了商量斡旋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症下药，决定请人前去游说袁世凯，慎重权衡之下，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生于1875年，当时任内阁统计局局长的湖南人杨度。
杨度比袁世凯小十六岁，两人相交甚深，袁世凯甚至让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和杨度结为金兰兄弟。杨度能以四品京官的身份进入清廷，就是得益于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名奏保。1909年，袁世凯罢官离京之时，一干亲朋故旧或畏惧朝廷不敢出头，或势利相交一见他落难便报以冷眼，绝少有人前来火车站给袁世凯送行。而杨度在明知道朝廷必定派有专人监视的情况下，毅然赶来与孤单无助的袁世凯依依话别，以报答袁世凯对他的知遇之恩。杨度后来果然因为这件事遭受谗言，险些丢掉头上的乌纱帽，但他这份不以危难见弃的深情厚谊，也使袁世凯大受感动，铭记于心。
且说杨度得了朝廷的指令，风风火火地直奔河南彰德袁府而去。袁世凯欣然迎接，设宴款待一番之后，将杨度肃入内室，倾心长谈。杨度明白地告诉袁世凯自己是受庆亲王奕劻之托前来说项，同时却又推心置腹地表示了自己对朝政的不满，认为朝廷应该改革旧有的封建制度，尽快实行君主立宪制，组织责任内阁。
当袁世凯问杨度，觉得谁能够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总揽朝政之时，杨度凑到袁世凯跟前，低声说：“内阁总理大臣一职，当然非袁大人莫属！最近我读外国人的报纸，上面就有不少文章对您大加赞赏，说当今中国真正有实力又有能力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您袁慰亭（袁世凯字慰亭）。”
这番话把袁世凯说得心花怒放。袁世凯的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庆亲王（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除了会给自己捞钱，还有什么本事？还让他占住内阁总理大臣的位子，中国迟早要完！”
杨度见袁世凯心有所动，赶紧趁热打铁：“如今朝廷正是多事之秋，全国各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正需要有人力挽狂澜，稳定大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这么说我应该立即出马收拾残局喽？”袁世凯两眼发亮。
“恰恰相反。您现在应该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此话怎讲？”袁世凯有点不明白了。
杨度解释道：“出山是一定要出的，不过不必急在一时。区区一个湖广总督，料想大人您也不会放在眼里。当年被罢官免职险遭不测的事情，大人想必没有忘记。朝廷这次重新起用大人，显然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非出于真心。他日大人平叛成功，难免不会重蹈覆辙，又被朝廷一脚踢开。为免朝廷故伎重演，您在出山前一定要向朝廷争取到组阁之权，改变当今朝政有宪政之名而无宪政之实的状况，既为自己留条后路，也为挽救国家危亡打下良好基础。”
“朝廷派你来做说客，你倒好，胳膊肘朝外拐啦！”杨度这一席话，句句都说到了袁世凯心坎里。见杨度这么为自己考虑，袁世凯哈哈笑了起来。
杨度正色道：“我这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原来杨度对清政府假意实行宪政实际上不过挂个宪政的幌子换汤不换药早有腹诽，他一心希望将早年从授业恩师、大学者王恺运那里学来的“帝王之学”（就是匡国致君经邦济世之学）付诸实践，并且认定袁世凯就是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有心要辅助他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杨度感到他期盼已久的大展宏图的机会就要来了，那天夜里他在袁世凯家中奢华的客房里辗转难眠，思绪纷繁，过去、现在、未来种种，都在眼前一一浮现。恩师王恺运的谆谆教导、殷殷寄望，少年时代即深植心中的豪情壮志，以及长久以来华夏大地上的满目疮痍和普通百姓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涯，都在他心中翻江倒海、久久激荡。那年的杨度，已经有36岁，而立之年都过了一半，却一直没有什么大作为。只有到了这时，他才感到终于找准了自己的方向。
袁杨两人的热切交谈在第二天又达成了新的共识。杨度认为武昌起义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专制，中国的百姓只有到了忍无可忍实在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才会揭竿而起与朝廷作对。革命党人虽然反对政府，心却是向着国家的，应该对参与者加以宽容，并解除党禁，允许自由成立各种派别的政治团体。
“这个建议很好！”袁世凯会心一笑，“革命党人要自由，我们就给他们自由。他们一高兴，就狠不起来了，局面就好收拾了。”的确，这么做既可以赢得革命党人和社会各界的好感，收买人心，又可以不动刀不动枪地平息事态，控制大局，称得上是一举两得。
杨度继续趁热打铁：“朝廷这次请大人出山，大人务必要好好把握机会。窃以为，大人最须在意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抓好整个军队的指挥权，第二，设法从朝廷那里要到充足的军费。乱世之中，以军队为万事之本，得军权者得天下，失军权者失天下。大人能有今日，全靠北洋新军这个坚强的后盾，这股力量一定要牢牢抓在手里，好好加以利用。至于军费的重要性，更是无庸赘言，古往今来的精兵良将，因为缺乏粮草和军饷吃了败仗的，不胜枚举。”
杨度给袁世凯提供的建议，一条条都说到了袁世凯心坎儿里。杨度在袁府逗留数日，两人相谈甚欢，第三天，他就致信庆亲王，说袁世凯似乎嫌湖广总督职位太小，不愿意出山，自己一定继续做他的工作云云，实际上是给袁世凯争取更大的利益。
庆亲王奕劻找到摄政王载沣，两人一合计，除请袁世凯出山外别无他法，于是又派袁世凯的老友、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前去探袁世凯的口风。袁世凯觉得“前戏”已经做得足够了，就直接提出了六条要求，满足了这六条要求，他才肯出山。这六条要求如下：
第一，明年召开国会；第二二，组织责任内阁；第三，宽容参与此次武昌事件的人；第四，解除党禁；第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第六，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一石激起千层浪。袁世凯的六条要求就像平地一声炸雷，使得朝廷上下为之一震。傻子都看得出来袁世凯是要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同时还在收买人心。若答应了，往后朝中上下还有谁制得住他？岂不是要任由他为所欲为？可是若不答应，武昌起义的声势如此浩大，清军前线已经是连吃败仗频频告急，与此同时湖南、江西、陕西等地的革命党人还在蠢蠢欲动，稍有不慎，大清朝就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权衡利弊，别无他法，清政府只好忍痛接受了袁世凯的六条要求，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令其进京组阁，同时兼管前线军事。
可以说，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的变幻，和杨度的这次河南之行大有关联，它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中国政局的走向。
有官瘾无官缘
杨度为袁世凯出山掌权立下大功，凭借其才学捞个高官当当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偏偏杨度命运不济，每一次许给他的官都与他擦肩而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就够人受的，但偏偏在杨度身上就发生了四次。
清政府冒险启用袁世凯，原本是希望他能挽救清廷于危亡之际，哪里料到，袁世凯大权在握之后，竟然里应外合，与南方革命党人施行和议，密谋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如我们所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在袁世凯的胁迫下，清帝宣布退位，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在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政府的议和活动中，杨度的调解和斡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杨度，袁世凯虽然凭借着宽容革命党人的态度赢得了一些革命党人的好感，但他要想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可不是件容易事。杨度早年留学日本时，曾任日本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也就是会长），交游广泛，颇有影响，他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是也老交情，正是靠了杨度把孙中山介绍给黄兴，两位志同道合但从未谋面的革命志士才得以相识，华兴会和兴中会才得以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不过，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南方革命党人虽然同意由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但却要求他离开北京，到南京来就职。对此，袁世凯当然很不愿意。北京是袁世凯的老巢，是他翻云覆雨指鹿为马为所欲为的所在，如果去南京就职，显然要处处受革命党人的掣肘。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谁都不肯让步的时候，北京城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一伙军人不顾军法，公然抢劫商店。当时的中国，正是时局动荡混乱不堪的多事之秋，这点小事原本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但足智多谋的杨度听说此事，却灵机一动，又给袁世凯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把袁世凯高兴得乐开了花。
于是，袁世凯假意答应前去南京就职。等到南京政府派来迎袁专使团迎接他南下，袁世凯在北京宴请专使团并请他们看戏，正在专使们心醉神迷谈笑风生之时，忽听一阵枪响，呼喊吆喝之声四起，远处隐隐还看见火光冲天而起。专使们一个个吓得心惊肉跳，落荒而逃。后来才从袁世凯处得知，原来是袁的亲信曹锟部下军人闹了兵变，聚众抢劫。不多时，从天津、保定等地也相继传来士兵哗变，反对袁总统南下的消息。
这正是杨度向袁世凯献出的计策：借助军队制造北方混乱，然后袁世凯再以北方政局未定，需要总统坐镇以保平安的理由要求在北京就任总统一职。这一下，南京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让步。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过，南京政府对袁世凯毕竟还是不太放心，袁世凯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南京临时参议院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从原来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由总统、总理、内阁成员（称国务员）和法院共同行使国家权力，治理国家。增设总理一职，本来是用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避免出现总统专制独裁的局面，但袁世凯却一意孤行，坚持总理由总统提名产生，南京政府无奈，只好再次让步。
袁世凯既已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接下来就该坐地分赃，利益均沾了。本来，在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过程中，杨度可以说是居功甚伟，以他的才干和名望，也完全足以在新成立的政府中谋得一个顶尖的职位，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时运不济，造化弄人，在那样一个新旧更迭百废待兴，遍地都是机会的时期，满怀报国热情与个人雄心的杨度，竟然与自己心仪的职位一次次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最初，袁世凯在考虑总理一职的人选时，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把目光落到了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在南北议和期间任北方全权代表的唐绍仪，另一个就是杨度。袁世凯自己委决不下，就向内务总管赵秉钧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征求意见。也合着杨度倒楣，赵秉钧倒还罢了，梁士诒可恰好是唐绍仪的同学兼老乡，而且还是通过唐绍仪的举荐才获得官职，袁世凯问到他头上，他胳膊肘还能往外拐？在梁士诒一番花言巧语天花乱坠之下，袁世凯最后把内阁总理的职位交给了唐绍仪，而把杨度安排去做教育总长。
不能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了，好歹还捞着一个教育总长，这也是万众瞩目的好差事啊，要知道，一个内阁总共也只设有十个总长而已。不幸的是，杨度这次又没撞上好人。在与杨度的角逐中，唐绍仪虽然侥幸胜出（当然有点胜之不武），心里却对杨度的才干颇为嫉妒，他看到在袁世凯开列的内阁名单中，十个部中有七个是由北方政府的人担任总长，只留工商、司法和农林三个不太关痛痒的闲部给南方政府，于是假意表示担忧，说南方政府必定会因此而大为不满，双方闹起来的话，恐怕不好收拾。唐绍仪暗示袁世凯，可以在分配给北方的七个部中让出一个。袁世凯权衡再三，觉得陆军、海军、外交、财政、内务和交通六部关乎国家命脉，决不能让，最后只好再次委屈杨度，把原本属于他的教育总长一职安排给了曾任南方政府迎袁专使团团长的蔡元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