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空前绝后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
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告诉翰林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效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欲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而统之以韵，以便考索……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编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到了第二年十一月，书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还觉得不满足，又命姚广孝、解缙等开馆于文渊阁，召集中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老儒充当纂修，命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生员缮写，并叫光禄寺供给酒馔。当时参加的人数，据说在3000人左右。
永乐六年冬，书成，取名《永乐大典》。在这部书之前，我国历史上已编纂了不少类书。然而，卷帙最多的不过1000多卷。三国六朝时，魏缨袭等编纂《皇览》680卷，梁有刘孝标的《类苑》120卷，北齐有祖艇等的《修文殿御览》360卷；唐代有魏徵等的《文思博要》1200卷，许敬宗《瑶山五彩》500卷，欧阳询《艺文类聚》100卷，虞世南的《北堂书钞》160卷，张昌宗等《三教珠英》1300卷；宋代有李防《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册府元龟》1000卷，晏殊的《类要》77卷。
就现存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看来，他们都是分类抄辑的群书。《永乐大典》依韵目的次序编纂起来，一字不改进行抄录，也是空前未有的体裁。《永乐大典》的这种体例，原来是依据元朝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宋钱讽的《回溪史韵》的体裁而编的。他们把每个字依照“韵目”的次序编纂，但篇幅却都很小。《回溪史韵》已散失，仅见残本；《韵府群玉》则只有20卷。《永乐大典》却将其扩大了1000多倍。
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裁，无数宋元人的诗文和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以及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被大量保存、收录在内。当时所依据的主要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有许多书是超出《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阔大，见解十分“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许多最可宝贵的民间文学作品。吉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徵梦斩径河龙》被收录在“梦”字内；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全部被收录在“辽”字内。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国人将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更深的刻全面的认识。
不幸的是，这部大类书的命运是悲惨的，它的命运就如同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了种种磨难和摧残。虽有正、副两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永乐大典》自编成之日起，一直深藏内府，一般人无缘得见。明成祖朱棣虽然动员和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了《永乐大典》，但在明代各帝王中，查阅过《大典》的却寥寥可数。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两人最酷爱读书，常阅《大典》。明孝宗曾经把《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过《大医院》，明世宗案头常置数册，按韵索览。
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大典》重录后，有关其下落的记载很少，以致以讹传讹，弄得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
明神宗万历中，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曾建议刊刻《永乐大典》，但他没有说用哪个本子来刊刻。太史令李维帧说过“其书冗滥可厌，殊不足观”的话。他对《永乐大典》的看法当然是错的，但从他的话来看，好像见过似的，从他们二人的言行可以看出，明万历时期《永乐大典》尚是完整无缺的。
至明末，有些人就认为《永乐大典》已经不存在了。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有言：“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谈迁以为正本、副本早在万历末年已经不存在了。明末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持有与谈迁一样的看法，认为“全部皆佚”。
明末宦官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着称，书中记载；“旧《永乐大典》两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在明清之际，宫廷内外的人由于不知道《永乐大典》正本抄本所在，因而便猜疑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是嘉靖抄本，并已有残缺。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雍正间又把《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改贮在翰林院。李级、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藏在乾清宫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直到清末缨基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消亡了。但实际上，全祖望、缨荃孙对正本的下落都只是猜测之辞。
乾隆九年至五十四年间，在编制《天禄琳琅书目》时，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如果宫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怎么会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中呢？
后来修《四库全书》时，屡叹《永乐大典》副本不全，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永乐大典》是万卷以上的巨帙，如果正本藏在宫里，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并没有找到。清高宗曾有诗：“《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对《永乐大典》不全亦无可奈何。可见《永乐大典》正本“鼎革时亦有佚失”，副本在明清之交也有散失。但正本何时亡佚，史籍并未有明确记述，学界估计毁于明清鼎革之际。《永乐大典》正本的亡佚，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
《永乐大典》副本的悲惨命运，正是近代中国面貌的缩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在这部书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痕。
《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到清康熙这110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雍正年间又改藏在翰林院的敬一亭。开三礼书局的时候，李级、全祖望都利用过副本，并发现有残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要从《永乐大典》中收辑佚书，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1000多册，共计2432卷。《四库全书》总编撰官纪昀对《永乐大典》已非全帙而深为叹息。这两千多卷何时亡佚，没有一丝线索。
据传，康熙间修书时，总编撰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估计残缺部分尚留存在他们家中。清高宗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同时估计到《大典》是“前朝旧书”，很可能流通在书贾坊林间，于是又派专人“留心体访”。尽管如此，仍没有找到一本，或寻访出下落。副本2000余卷的亡佚，也可能在明清之际，这是《永乐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丢失。
清乾隆时，乾隆帝非常重对《永乐大典》的保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过一次《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偷去。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任纂修等携带外出。”命令立即“查询明确，据实覆奏”。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
由于官府搜缉很紧，《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把这6册悄悄放回御河桥边。虽然《大典》失而复得，但黄寿龄受到罚俸3年的处分。从此，四库馆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携书外出，《大典》遗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视《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而后，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时都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保管制度已经相当松散。尤其是道光后，《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
更为可恨的是，一些官员乘机偷窃。按说，《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极为巧妙。据缨基孙记载：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晚上离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而去，丝毫不起疑心。日积月累，像文廷武之流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
《永乐大典》亡佚日多，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至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800册了，亡佚之快，简直惊人。
《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是帝国主义两次对中国的侵略。咸丰年间，英法帝国主义谋求扩大侵华特权未果，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为灰烬。翰林院中的许多珍贵典籍，侵略军也肆意焚烧拿取，任意糟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这次劫乱中被焚毁，《永乐大典》也焚毁不少。当时相传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后来黄公度出使英法时，王颂蔚临别赠诗说：“《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
帝国分子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掠夺《永乐大典》仅是其中的一桩而已。事隔四十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永乐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组成八国侵华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遂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被焚，其余也散落在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军事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
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英国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写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
另一个叫朴笛内姆威尔的，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得更为详尽。他写道，翰林院里的藏书“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这些典籍“有与黄金等价者”，在猛烈的枪声中，有人用火具抛入翰林院，“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文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称拣选抢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抢之而奔”。
朴笛南姆威尔、翟理斯等人，当然也是属于在火光中恣意“拣选”、抢之而奔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哄抢完毕后，还装模作样地到总理衙门报信，真正是贼喊捉贼。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事后，在废墟堆中，还有不少人捡到《永乐大典》，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军的马槽下就捡到《大典》数十册。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流散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成为他们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1920年，时恭绰先生就曾在伦敦买回“戏”字韵中的一册。
帝国主义分子不但越火打劫，还千方百计地从中国私人手中攫夺，东洋文库便是一例。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利逊文库，为英人莫利逊创办，他在庚子事变中掠得《永乐大典》六册。莫利逊死后，东洋文库从他的妻子手里接收了六册《大典》，同时委托北京等地书肆，如有出卖《永乐大典》者，希望首先告诉他们，因此又购得多册。1943年春，东洋文库得悉吴兴嘉业堂所藏的49册要出售，便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强行购买，因此，这一大批《大典》为满铁图书馆占有了。
还有一些官吏和书商为贪图暴利，也随便将《大典》售于外人。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叫董康的官吏曾携带17册《大典》东渡日本贩卖。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国还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一册《永乐大典》。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之下、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远离了祖国，流散到异国他邦（美国有45册，英国38册，日本55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为之痛心。
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之间相互送还对方的文物。1951年6月，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11册送还给我国文化部。这是《永乐大典》自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灾难后，第一次从国外被送还。1954年6月，前苏联列宁图书馆又把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送还我国外交部，这两批永乐大典，都先后移交至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54年，前苏联科学院又把《永乐大典》“梦”字韵一册送还给我国访苏代表团。
1955年12月，在原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期间，将1900年从北京翰林院里散失出国流落至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3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并由文化部移交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这些资料珍品的失而复得真可谓我国文化界之万幸，这些图书内容，收录了价值极高已久已失传的书籍，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均有填充空白之价值。
时至今日，冷战结束，国家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若要向那些盗掠我国文物的国家索要失窃之物是相当困难的。虽然我国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及私人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但长路漫漫，坎坷重重。我们只能祝愿这些散失在外的珍贵人类遗产会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利用，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得以充分展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