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世界的东方照耀着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个强盛的帝国——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互相吸引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频繁交往，促使中西交通进一步开通，东来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国人日益增多，中国出现了数以万计的“蕃客”、“蕃商”、“胡贾”。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终于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为中华大家庭增添了新的成员。
帝国崛起：
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开疆拓土，励精图治，使唐朝呈现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随着国家的统一，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商品经济也适应交换的需要而进一步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岛出现了强盛的阿拉伯帝国。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社会被称为“蒙昧时期”，属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公元610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凭借着伊斯兰教的力量，通过23年不懈地努力，终于统一了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半岛。继先知穆罕默德后，四大正统哈里发（632—661）继续开疆拓土，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帝国不断向外扩张，征服西亚、北非，终于建立起版图辽阔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大食”。伍麦叶王朝（661—750）因崇尚黑色所以被称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750—1258）崇尚白色所以被称为“白衣大食”。
大食是从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游牧部落历来仰赖商品交换而得到发展，与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商为末、力抑工商的传统政策不同，大食帝国认为经商是崇高的事业，这样，在红海、地中海、印度洋之间的古老商道上，都活跃着阿拉伯商人的身影，他们把阿拉伯半岛的皮革、香料，非洲的黄金、象牙、珠宝，叙利亚的纺织品，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各种各样的华物运到西方和东方。
丝绸之路上的蕃商：
丝绸之路举世闻名，唐时的丝绸之路包括两条线路：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从食经中亚的怛逻斯、碎叶、勃达岭、龟兹、河西走廊，至唐朝都城长安。海上丝绸之路，亦称“香料之路”，从广州出发，经太平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至波斯湾，由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口上溯至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八格达。
唐永徽二年（651），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位）派遣外交使节到唐朝首都长安，见唐高宗。从此以后，阿拉伯帝国的使节多次遣唐，至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间，阿拉伯遣使入唐达39次之多。
公元7世纪60年代，白衣大食（即阿拉伯）征服了呼罗珊（今伊朗）和中亚细亚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大食帝国与唐帝国之间的陆路交通被打开，两个帝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当时许多大食贡使和商人，经由阿富汗、天山南北，由甘肃、青海直抵唐都长安。
唐代时对包括阿拉伯和波斯在内的外商统称为“蕃商”，亦称为“胡商”或“商胡”。当时通过这条丝绸之路来华的商贾数目相当可观，他们主要依靠骆驼驮运货物。唐朝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中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描绘的就是商贾长途跋涉的图景，勾勒出一幅唐代东西陆路交通的画卷。后因唐与吐蕃、契丹、党项等族连年交战，这条路被阻断。
继之而起的是海上交通的繁荣兴旺。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海上通道已有了固定的航线。阿拉伯、波斯等国商人多由海路，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是当时的国际通商口岸和主要的商业城市，设有市舶司，具有管理海外贸易、税收和外事的性质。当时因商务需要，有大批阿拉伯、波斯人留居于此。
住唐：
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等国的穆斯林商人，许多人留居中国不归，谓之“住唐”。因为与通商、通使有关，因而他们的居住地比较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或唐宋之都城。唐时来华的穆斯林多住广州、扬州、海南岛等沿海城市和长安，定居者数以千万计。及至宋代，穆斯林人数大增，居住地也进一步扩大。
由于大食是当时的远洋贸易国家，航程很长，根据唐人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统计，从广州至大食约需百日左右，加上中途停泊的时间，所需时间更久。阿拉伯、波斯诸国商人来华贸易，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载货运至中国沿海港口。交易之后，往往不能立刻泛舟而去，因为要等候贸易信风扬帆远航。唐宋时已有“诸蕃国之久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的说法。每年五六月，蕃舶借南风北上进入中国沿海港口，至十一月、十二月，则又就北风出港赴南洋。这样第年六月蕃商入华只能暂住至冬季才能离开，一旦错过了冬季信风，就要等至第二年冬季。因此，蕃商来华后暂时居住是不可避免的，故而司空见惯。有些商人为了省去旅途的劳顿与风险，以图交易和经营的方便，索性在中国留居不归。再加上唐宋政府对他们的优待和保护政策，以及中华文明的吸引力，使他们乐而忘返，“愿为唐臣”，“久者或四十余年”不欲归，有的甚至还购置房田，娶妻生子。蕃客娶汉族女子为妻的通婚现象在唐时已十分普遍，以致于唐太宗曾下敕令禁止蕃商携中国妻妾回国。对蕃商入华后娶妻、置田产、营房宅的做法，唐朝政府也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禁止蕃商与华人婚嫁为亲，不得与华人杂居，甚至不允许他们拥有田宅。但是，由于蕃商手中雄厚的财力，这种禁令也是形同虚设，屡禁不止。
蕃客在华定居逾数十年，有的凭借着雄厚的财力，购置田宅，建家室，繁衍子嗣，世代相袭，这些蕃客的后裔在宋代被称之为“土生蕃客”、“三世蕃客”、“五世蕃客”。这些土生蕃客仍承袭家业，以经商贸易为主。宋代对土生蕃客的政策与来华蕃客的政策是一样的，相受同样的待遇。他们可往他州进行贸易活动，但须经过市舶司的允许，经过勘验核实，发给他们通关的凭证方可进行贸易。
蕃坊：
侨居于长安、广州、扬州、泉州各通商口岸的穆斯林商人日益增加，他们在各城市中聚居一处，称为“蕃坊”。进入两宋后，一方面由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蕃商、蕃客比唐代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原先居住在中国的蕃客繁衍后代越来越多，以致出现了“土生蕃客”和“五世蕃客”，因此，蕃商聚居区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
唐宋时期的蕃坊体制、职能基本相似，即开展宗教活动、规范同类习俗、解决同类民事纠纷、维护同类利益等。
蕃坊中有“蕃坊长”，其职责是管理番坊事务，设立的管理机构叫“蕃长司”。担任番坊长的人大都是当地管理伊斯兰教务的筛海（教长）和管理民事的“嘎锥”（宗教法官），他们根据《古兰经》、圣训行事，依其本国俗法处理民事诉讼等事宜，成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领导者和穆斯林间争议的裁决者。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招徕海外商船来华通商贸易的责任。中国政府通过蕃长招引海外商旅来华贸易，以增加朝廷市舶收入，运进宫廷及市场所需要的各国货物。蕃坊中还设有礼拜寺，供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现存于广州、泉州、西安、太原等地的清真古寺即始建于唐代，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蕃坊中对蕃客子弟施行的教育多在清真寺内进行，多教授学生朗读《古兰经》，学习书法、语法、历史、算学和诗词等。
蕃客墓：
蕃客即在华长期定居，自然就有生老病死之事。于是在蕃客取聚居的城市周围就有为客死他乡的外侨民修建的墓地，以掩埋尸骨，告慰亲人。在今广东省广州市桂花岗，有一座伊斯兰教的清真先贤古墓，传说此墓是为早期来华传教的大贤阿布·宛葛素逝世后修建的。此后又有许多穆斯林蕃客归真后葬于此，从而形成了一个穆斯林蕃客的公墓。另外，泉州东门外圣慕村的灵山，也有一座伊斯兰教圣墓，其周围也有数以百计的古墓，是为元代以前在泉州定居的阿拉伯人的公共墓地。此外，扬州、海南亦有多处阿拉伯人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