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音乐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但是，因为建国时间太短，仅短短的二十多年，就被汉所灭，还来不及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所以，一谈到秦代，就几乎没有文化可言。其实，秦代文化中，也有一些非常闪光的亮点，比如李斯的小篆，在中国书法史上可以称为空前绝后之作。再比如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在中国雕塑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伟大作品。在音乐上，最值得一提的是民歌和弦鼗的诞生。
1.秦代的音乐和民歌
秦在周初仅仅是一个附庸小国，后来逐渐强大起来。秦是一个彪悍的民族，尤善作战，而文化却远远落后于山东六国。
在《诗经》十五国风中，有《秦风》，说明秦民族也是一个热爱音乐、喜欢歌唱的民族。《秦风》中的《蒹葭》是那样的优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
就连不太熟悉《诗经》的人，大概也都听过这些优美的诗句。而《无衣》，又是那样的悲壮，那样同仇敌忾：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秦统一全国以后，虽然也曾经有焚书坑儒的暴行，但是，并不是不重视文化的建设。最早的乐府，就是秦代建立的。
遗憾的是，秦乐府没有收集和整理民歌。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秦代民歌大概只有一首，就是郦道元《水经注》引南北朝杨泉《物理论》中的那首秦代民歌：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
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秦代修筑万里长城，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也是巨大的。上面这首民歌，虽然真伪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它反映的修筑长城的民工们的痛苦却是真实的。
2.有柄弹拨乐器之祖——弦鼗
先秦的弦乐器，无论是抚弹的琴、瑟、筝，还是击弦的筑，全部都是横放在案上演奏的。而后代广泛使用的抱于怀中演奏的弦乐器，还没有出现。
这里要先介绍一下“鼗”了。
鼗是鼓的一种，就是今天的拨浪鼓。鼓旁有绳系两耳，鼓上有柄，演奏时左右转动柄，两耳击鼓发声。
据说秦始皇征调百姓去修筑万里长城，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闲暇的时候，民工们就把自己的苦闷悲痛和对家人的思念编成歌来唱，这些民歌，也是秦代文学中最有光彩的部分。没有伴奏的乐器，他们就把鼗鼓调过来，在鼓面上安上弦，把鼓柄作为音板来弹奏，就成了我国音乐史上最早的抱在怀中演奏的弹拨乐器——弦鼗。后来为了区别于从西域传入的曲颈琵琶，又把弦鼗叫做“汉琵琶”。晋傅玄《琵琶赋·序》说：“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而鼓之。”
在弦鼗的基础上，后来才出现了三弦、秦琴、阮、月琴一类抱于怀中演奏的弹拨乐器。
两汉乐府
1.汉乐府的大规模采诗活动
中国历代皆有乐府一类的音乐机构，掌管歌乐舞蹈的收集、整理、制作及演出。其中，尤以汉乐府的成就及影响最大。
汉乐府的最大成就是采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民间乐歌的采集整理活动，使大批优秀的民间歌谣得以保存和流传。《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也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汉乐府自武帝以后，恢复了周代的采诗，即收集民歌的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观风俗，知厚薄”，因为这些民间歌谣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和爱憎，这是统治者不敢不正视的。当然，凡是斗争性和反抗性太强或内容低级庸俗、格调不高的，也会遭到乐府的删削。所谓“夜诵”，就是怕这些内容流传出去。另一方面，是统治者对陈腐的“雅乐”已经失去了兴趣，需要用民间的“新声”来充实其享乐的内容。所以乐府更重要的任务是为诗赋配乐，他们仍然把眼光投向民间，在民歌中去吸取养料。仅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乐府民歌就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等。这还仅仅是西汉的民歌，东汉时期的还不算在内。
东汉时期，采风还是经常在进行的。《后汉书·循吏传叙》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经“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后汉书·李鸽传》亦云“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几乎全部是东汉的作品。可以推想，被收集到的两汉民间乐歌是相当多的，它们对汉代音乐的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汉乐府的规模和表演盛况
汉代乐府的规模很大，据《汉书·礼乐志》的记载，乐府人员有八百二十九人之多，就是汉成帝裁减乐府人员四百四十一人，也仍有三百八十八人之多。它的演出场面也相当可观。司马相如《上林赋》这样描写道：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乐，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
辞赋的描写未免夸张，但也可见乐府演出盛况的一斑。
3.汉乐府所用声调
汉代乐府所用的声调，大约主要有四种。
（一）雅声 中国古代音乐，自来就有雅、郑（即俗乐）之分。孔子就曾经说他“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从现存资料看，雅乐是用于统治者的祭祀燕享等活动的，它的形式呆板，演出繁琐，但被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奉为“正统”。而他们所排斥、反对的郑、卫之音，即所谓俗乐，却因为生自民间，长在民间，又不需要摆大架子唬人，所以其艺术性远远超过雅乐而受到人们的喜爱。《礼记·乐记》说魏文侯对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孟子·梁惠王》也载梁惠王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即雅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到汉代，雅乐虽然存在，却已经有名无实了。《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所以李延年等人的“协律之事”，未尝没有修订雅乐的意思。《汉书·礼乐志》又载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固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由此也可以看到雅乐的消歇。
（二）楚声 周代雅乐，至秦、汉时已亡佚殆尽。《宋书·乐志》说“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所以汉代修正雅乐，不得不别求新声。而所采最多的，是楚声。或许是由于战国时楚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或许是因为秦末起义军多以楚为号召，当然也许是楚声本身的优美，使它在秦汉之际受到普遍的喜爱。汉代的统治者刘邦等多是楚人，更使楚声在汉代有很高的地位。据《史记·高祖纪》记载，汉高祖十二年，他打败黥布，路过家乡沛县，在沛宫置酒，招待家乡的父老乡亲，酒酣耳热之际，他亲自击筑，唱了一首《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是标准的楚声。《汉书·张良传》记载，高祖想废吕后子，立宠姬戚夫人子为太子，受到大臣们的反对，戚夫人涕泣，高祖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
到汉武帝刘彻所作的《秋风辞》，仍然是标准的楚辞体。
《汉书·礼乐志》说：“《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更名为《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另外，《郊祀歌》及“相和歌”中有“楚调”，也是楚声。
（三）俗声 汉代虽因统治者多楚人，而楚声特别受重视，但一统天下之后，于其他地区俗乐声调，也兼收并蓄。乐府采诗，即有赵、代、秦、楚之声。据《汉书·礼乐志》载，西汉乐府有八百二十九人，其鼓员、倡员、歌员、琴工员、治竽员等，就有邯郸、江南、淮南、巴渝及郑、陈、商、楚、秦、齐、蔡等之别。成帝时，虽然采用丞相孔光等的建议，罢去属所谓“郑声”的各地俗乐演奏（唱）员四百四十一人，“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汉书·礼乐志》）。
（四）夷声 少数民族音乐（包括外族音乐）很早就传入中原，并被广泛使用。《周礼·春官》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礼记·明堂位》说：“‘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蛮夷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班固《白虎通义·德论上·礼乐》引《乐元语》说：“兴四夷之乐，明德广及之也。故南夷之乐曰兜，西夷之乐曰禁，北夷之乐曰昧，东夷之乐曰离。合观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右。”尽管称谓稍有不同，但都可看出四夷之乐很早就传入了中原。
汉代与少数民族及外族的接触就更为频繁——或战争，或通商。文化上的交流也大大加强。外夷音乐的大量输入（包括乐曲、乐器等），给汉代音乐注入了新鲜血液，形成所谓“新声”。
4.鼓吹曲与横吹曲
鼓吹是汉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演奏形式，是中原传统音乐与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结合的产物。鼓吹，顾名思义，就是以鼓为主的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一起演奏，《宋书·乐志》说：“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它的兴起大约在汉初。《汉书·叙传上》记载：
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即吕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
这是最早见到“鼓吹”的记载。但是，这里所说的“鼓吹”与汉乐中的鼓吹和鼓吹曲还不是一回事。汉代的鼓吹也不同于先秦时期击鼓鼙、吹竽笙的音乐，它最大的特点是所使用的吹管乐器有许多都是汉代才传入的西域少数民族的乐器，像胡笳、双角等。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刘《定军礼》说：“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指出乐用胡笳，“非八音也”，使用了不是中原地区传统民族乐器的少数民族乐器。
鼓吹乐归鼓吹署管辖，由专门的鼓吹乐人演奏，主要用于朝会、道路、军中马上，也用于天子宴乐群臣、给赐有功诸侯。广义的鼓吹，包括横吹，甚至包括短箫铙歌在内。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说：“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
鼓吹和横吹，产生的时代不同，鼓吹产生于汉初，而横吹产生于汉武帝时。《后汉书·班超传·注》引《古今乐录》说：“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鼓吹起于北狄，而横吹源自西域；鼓吹所用的少数民族乐器是胡笳，而横吹所用是胡角，即《晋书·乐志》所说的“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鼓吹的曲词基本上源自民间，而横吹的曲词基本是文人根据胡曲的仿作，最早的一批横吹曲，就是前面提到的李延年等因胡曲而更造的“新声二十八解”。
横吹是军中马上所奏，而鼓吹乐一般用于殿庭，即使用于道路演奏也是乘车时。但是，鼓吹乐中又有骑吹，也是马上所奏，它和横吹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横吹曲，顾名思义，应该有横吹的乐器。中国传统的横吹乐器是篪，《尔雅·释乐》说：“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但它和笛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有底”，即尾部是封闭的。横吹的笛在汉代已经出现，前面说的“横吹，胡乐也”的意思，是说“横吹”这种乐器，是胡乐。近年，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两支竹笛，可见在汉代确实已经有了横吹的笛。张骞通西域后，又把西域横笛的乐曲和演奏方法带回来。横吹曲的主要乐器应该就是这种笛，所以它也因此得名“横吹”。
汉代的鼓吹曲词没有留传下来，横吹曲词也没有留传下来。但据后人的一些记载，我们得以知道横吹曲词的部分题目。《乐府解题》载：
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后又有《关山月》《洛阳道》《长安道》《梅花落》《紫骝马》《骢马》《雨雪》《刘生》八曲，合十八曲。
这十八曲是否就在李延年等所造的“新声二十八解”之中不得而知，甚至是否都是汉代的横吹曲都不得而知，仅能供我们作一些参考。
5.短箫铙歌
短箫铙歌是汉代军中所用的恺（凯）乐。它本来是一种独立的音乐，据《隋书·音乐志》的记载，汉明帝时定的“四品乐”（即著名的“汉乐四品”）是：（一） 大予乐；（二） 雅颂乐；（三）黄门鼓吹；（四）短箫铙歌。但是，由于官署组织、使用场合等的不断变化，使鼓吹、横吹、短箫铙歌等合而分，分而合，所以，有人又把短箫铙歌归入鼓吹。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鼓吹曲词”解题一开始就说 “鼓吹曲，一曰短箫铙歌”。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应该说，广义地讲，鼓吹是一个大的类别，鼓吹、横吹和短箫铙歌都可以归入其中。崔豹《古今注》说：“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给赐有功诸侯。”黄门鼓吹，是东汉时的官署。《后汉书·祭遵传》李贤注说：“黄门，署名。《前书》曰：是时名倡皆集黄门。”它执掌天子宴群臣之乐，在东汉时，短箫铙歌曾一度隶属于黄门鼓吹，也就是崔豹所说的“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但是黄门鼓吹用于天子宴群臣，而短箫铙歌用于军中，所用毕竟不同，所以到东汉末年，人们仍然将其加以区别而分列于“汉乐四品”之中。
短箫铙歌的曲调是亡佚了，但是它的词却保留了下来。《古今乐录》记载：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一曰《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拥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
这十八首铙歌的歌词部分全部保留了下来，其中《战城南》《有所思》《上邪》《雉子斑》等都是汉乐府中的名篇。
6.汉乐府的精华——相和歌
两汉乐府的精华，是被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列入“相和歌辞”一类的民间乐歌。民间乐歌在汉代并不叫“相和歌”，而全部归入“清商乐”。把它们称做“相和歌”的，是六朝时候的人。《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又说：“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是也。”这些流传于民间的“街陌谣讴”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作品，所以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很高的艺术性。明胡应麟《诗薮》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