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兵法》指出了“早知敌”的作用。“早知敌，则独行”。即是说，事先掌握了敌情，战时就能够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这里所说的“敌情”，是泛指敌人的整个情况，也就是《管子·幼官》中所说的“四机”。《幼官》篇说：“四机不明，不过九日而游兵惊军”。四机，是指敌情、敌将、敌政、敌士。《幼官》篇指出：“必明其情（据《七法》篇改），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备，则以治击乱，以成击败。”《管子·七法》指出：“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说，不明了敌人的政治情况，不能发兵进攻；不明了敌人的军情，不可以约定作战；不明了敌人的将帅，不先采取军事行动；不明了敌人的士卒，不先摆列阵势。《七法》篇还说：“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管子·地图》还强调将帅要熟知地形，要掌握山、川、陵、谷的方位，道里远近，城郭大小，然后才谈得上采取军事行动。
知己，管子强调要知形、知能、知意。《管子·地图》：“人之众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是说，兵员的多少，武士素质的高低，兵器质量的优劣，全都知道，这是知道外形。知道外形不如知道本领，知道本领不如知道思想。《地图》篇还认为，知己还应包括主明、相智、将能三条。《地图》篇指出：“主兵必参具者也。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统帅军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这就叫具备了三个条件。
从《管子·问》篇看，除了知形、知能、知意、君主明、宰相智、将帅能六条外，知己似乎还有广泛的内容。《问》篇是一份关于社会情况的调查提纲。其中，关于军事问题的调查内容包括：青壮年军事训练和服兵役的情况，服兵役的人家庭的经济情况，为国牺牲的人的妻儿的生活和国家对他们的供给情况，有多少人可以制造军备、修建城郭，在紧急情况下有多少士人可供使用、可以辅佐国君，兵器、旌旗、鼓饶、帷幕有多少及收藏保护的情况如何，公、私的车、马有多少，马、牛的肥瘠、死亡情况如何，城墙的厚薄、沟壑的深浅怎样，等等。
第五，灵活用兵，巧妙应敌。
管子有较高的战争指挥艺术。《管子·势》：“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成功的诀窍，就在于把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视为法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管子在论战争指挥艺术时，是强调用兵要灵活，应敌要巧妙。
“小征而大匡”（《管子·参患》），这是管子强调的一条重要的用兵原则。即是说，主要用安抚手段，辅以必要的小规模的军事行动。
《管子·中匡》：“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在“善之伐不善”这一原则下，管子具体地指出了“三伐”“三不伐”，即“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管子·霸言》）。就是说，攻打悖逆的国家不攻打政通人和的国家，攻打政治险恶的国家不攻打政治平易的国家，攻打超越本份的国家不攻打做得不够好的国家。
《管子·霸言》中提出了“先战而后攻，先攻而后取地”的用兵原则。“先战”，必定是“钧则战”；“后攻”，必定是敌人“守则攻”（《管子·侈靡》。“强进则锐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进攻敌人要善攻。管子指出：“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管子·霸言》）即是说，善于进攻的，总是估量我方人力占优势，然后攻打人力占劣势的对方；估量我方粮草占优势，然后攻打粮草占劣势的对方；估量我方装备占优势，然后攻打装备占劣势的对方。拿人力对攻，如果不能消灭敌人，那就不攻；凭粮草对攻，如果不能断绝敌人的粮草，那就不攻；凭装备对攻，如果不能除掉敌人的装备，那就不攻。
管子主张用兵要动和静相结合。《管子·势》指出：“重静者比于死，重作者比于鬼，重信者比于距，重诎者比于避。夫静与作，时以为主，时以为客，人贵得度。知静之备，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用兵着重静的时候，就像一个偶像那样安静；用兵着重动的时候，就如神出鬼没；着重前进、攻击的时候，就像鸡距那样伸出；着重后退、屈抑的时候，就像瘸子那样卑屈。静和动，静的时候则为主，动的时候则为客，可贵的是人们要掌握好分寸。在静的时候懂得作好防止进攻的准备，安居就可以得到好处。行动的时候知道怎么作，每一次行动就会有成效。
管子认为，军事行动应该诡秘。《管子·兵法》：“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通‘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管子·幼官》：“无象，胜之本。”行动不露痕迹，是获胜的根本。还指出：“器成不守经不知，教习不着发不意。经不知，故莫之能圉；发不意，故莫之能应。莫之能应，故全胜而无害；莫之能圉，故必胜而无敌。”
轻疾胜敌，这是管子的又一用兵原则。《管子·枢言》：“疾胜徐”。《管子·七法》篇说：“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管子·兵法》篇中还要求军队“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
避实击虚，这是管子的又一用兵策略。他说：“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管子·霸言》）“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管子关于避实击虚的两段论述，深刻，精辟，充满辩证法。
以少胜多，这也是管子瞩目的一条用兵原则。“人事荒乱，以十破百；器备不行，以半击倍。”（《管子·制分》）《管子·侈靡》：“百盖无筑，千聚无社，谓之陋，一举而取。”成百的房舍没有修筑，上千的村落没有土地祠，这叫做简陋，这样的国家可以一举攻占。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汉书·艺文志》着录为二十六篇，今本分二十六卷，计《十二纪》六十一篇，《八览》六十三篇，《六论》三十六篇，共一百六十篇。《吕氏春秋》是战国末秦相国吕不韦集合门客编篡的，是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以儒家的德义教化融会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物类相同则相感相召的学说为基础，广泛吸取了道、法、墨、兵、农诸家之长。《吕氏春秋》成书在公元前241年至公元前239年。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本为巨商，因扶立秦庄襄王有功，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秦王政（秦始皇）年幼继位，他继作相国，主持朝政，号称“仲父”。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后贬至蜀郡。公元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吕氏春秋》通行本有毕沅校刻本《吕氏春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本文以陈奇猷校释本为底本。
《吕氏春秋》中，谈到军事的篇目很多。这些篇目是：《先己》、《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顺民》、《审己》、《义赏》、《审应》、《上德》、《用民》、《适威》、《为欲》和《召类》。总之，《吕氏春秋》包括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也很有价值，可供总结研究的材料也很多。但是，本文只着眼于研究《吕氏春秋》的军事战略思想。
《吕氏春秋》的军事战略思想，按照今天战略的含义——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这个标准，对《吕氏春秋》用兵思想进行 全面考察和认识，就会看到《吕氏春秋》的军事战略思想大致包括“信胜”、“义胜”、“德胜”、“顺民胜”、“智谋胜”、“勇胜”、“慎胜”、“赏罚胜”、“人武器地势结合胜”、“义兵胜”十个方面，姑且称之为《吕氏春秋》“十胜”战略思想。
一、信胜
《吕氏春秋》中所说的信，指的是信用。它把政治上的“信”与军事上的“诈”相对而言。《吕氏春秋》明确提出了“以信为管”（《用民》）、“信，国之宝也”（《为欲》）的战争指导原则。
《吕氏春秋·用民》说，夙沙的人民，自己起来攻击他们的君主，并投奔了神农氏；密须的人民，自己起来捆绑他们的国君，而归顺了文王。商汤和武王不只是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又能使用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够使用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虽然小，战士虽然少，功业和名声依然可以建立。古时候有不少由一个平民起而平定天下的，都是因为能够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要想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力量，就不能不深刻了解使用的根本原则。夏、商、周三代兴起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以信为管”，即用信义做为根本原则。这段话告诉我们，政治上讲信用是战争胜利的先导，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吕氏春秋·为欲》以晋文公“攻原得卫”为例，说明“信，国之宝也”的道理，从而阐明了“信”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的道理。《为欲》篇指出：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卒约定以七天为限，七天过去了原没有攻下来。晋文公下令军队撤退。谋士对文公说：原眼看就要攻下来了。军队官佐也请求再坚持一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军队终于撤退了。第二年，晋军又攻打原国，文公与将士们约定，一定要攻下来，然后才班师回国。原国人听到了晋文公的话，就赶紧投降。温国人听到这件事，认为文公讲信用到了极点，就归顺了他。《吕氏春秋·义赏》篇讲到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把咎犯的“用诈”说成“一时之务”，把雍季反对诈伪之道的言论说成“百世之利”，这和《吕氏春秋·为欲》篇强调诚信的战争指导原则是一致的。其实，政治上讲信用与战争中用诈术，对己讲信用对敌施诈术，是并行不悖的两件事，《吕氏春秋》把这两者混淆起来，是错误的。
二、义胜
《吕氏春秋》中的“义”，包括“仁义”、“正义”、“正道”等内涵。因此，义胜的内涵，也会随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区别。
《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的具备，成了用兵的根本所在之一了。《决胜》篇接着说：有了义，敌人就会孤立无援。敌人孤立无援就会上下空虚、人民涣散；敌人孤立无援就连父兄也会怨恨，连贤人也会抨击朝政，乱子就会从内部产生。这就是说，具备了义，就具备了取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之一。
《吕氏春秋·论威》篇甚至认为，义，是种种行为、事物的纲领，君与臣、上与下、亲与疏的种种区别，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国家的治与乱、安与危、胜与败的根源，也在于此。或胜或败的缘由，不须从外界条件推求，一定要反过来考察自身。
《吕氏春秋·召类》：“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这里，把行义作为用兵的两个目的中的一个。
《吕氏春秋·荡兵》指出：如果战争确实是正义的，为的是诛杀残暴的君主而拯救苦难的人民，那么，人民的喜悦，就好比孝子见到了慈爱的父母，就好像饥饿的人民见到了美好的食物；人民呼喊着前来投奔，就好像强有力的弩弓射向深谷（那样迅速），就好像汪洋大水决了堤坝（那样不可阻挡）。
三、德胜
德，德行。《吕氏春秋·先己》指出：要想治国治人，就必须首先修治己身，“欲胜人者必先自胜”。作者以夏启与有扈之战为例，论证了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道理。《先己》篇说：五帝先发扬大道，然后注重德行，所以德行没有比他们更隆盛的；三王先施行教化，然后运用杀伐，所以成就王业没有比他们更完美的；五伯先讲礼让，然后才用兵，所以兵威没有比他们更强大的。现在的情况却不同，巧谋和诈术竞相出现 ，轮番使用，攻伐争夺无休无止，被灭的国家和受辱的君主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所做的事情只在细微末节方面。夏启和有扈战于甘泽，没有取得胜利；各军将领要求再战。夏启说：“不可以。我的土地不狭小，我的人民也不少，作战却不能取胜，这是我的德行不厚和教化不良啊。”于是，夏启坐卧只铺一层席，吃饭只要一样菜，不设置琴瑟钟鼓，不听音乐，子女不加修饰装扮；亲爱亲人，敬奉老人，尊崇贤者，信用能士。这样做了一年之后，有扈氏就感化归服了。
《吕氏春秋》的 作者十分崇尚德教，德教似乎可以万能。《吕氏春秋·上德》：“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以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 ，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藏）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谓之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着，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吕氏春秋·爱士》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这两篇都在强调德教的意义和作用。
《吕氏春秋》在强调德教万能之后，似乎又感到德教万能有缺陷，便提出了“先德后武”说，以弥补德教万能之不足。《吕氏春秋·上德》篇又说：“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后，有以见（现）先德后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藏）武通于周矣。”
四、顺民胜
《吕氏春秋》继承了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典籍中成王业必先得民心的思想。“顺民，使民心顺应。必须首先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可以建功立业，才可以进行战争”（《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64页）。
《吕氏春秋·顺民》指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无论大国小邑，人民都有所希求，统治者必须满足。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求并不多、不高，也容易满足。成汤得民，是为民求雨；文王得民，是请求纣王废除酷刑；越王勾践得民，一是与臣民共劳作，二是与臣民共甘苦。所以，“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
如何使用人民于作战之中呢？《吕氏春秋·用民》说：“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有纪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用民》篇还说：“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