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管子》，托名春秋初期齐卿管仲所作。战国末期，已有《管子》一书。《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管子》，定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组。
邱少华、牛鸿恩对《管子》一书的作者和内容作了研究。他们指出：
刘向整理过的《管子》已经不是韩非，司马迁看到过的《管子》原本
的面目。郭沫若说：“《管子》不仅不是管仲作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着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
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青 铜时代·宋钘尹文遗着考》）任继愈具体指出，《管子》包括两类着作，“一类是管仲学派的着作，这是《管子》的原本，······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着作，这是直到刘向编书时才搀杂进去的。”因为稷下先生，包括各家各派，所以《管子》中有阴阳家、道家、法家、儒家以及兵家、农家的着作（参《中国哲学发展史》三五五页）。有些学者认为，书中《轻重》十九篇（今存十六篇）和《侈靡》篇不作于战国时期而是西汉的作品。
任继愈认为，管仲学派是战国时期齐人继承和发展管仲的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介乎儒家学派和法家学派二者之间，对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的态度，主张把宗法制和中央集权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礼治和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强调以法律来加强王权，又重视用宗法道德来巩固封建统治（《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册第293页、294页）。
《管子》的军事思想涉及面广，内容相当丰富。班固把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家。用班固的分类来分析《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这四家的军事思想几乎无一不备。
《管子》旧有唐人尹知章注，今传本书房玄龄注，是不对的。清代张佩纶的《管子学》，近人尹桐阳《管子新释》，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 《管子集校》，都可以参阅。译文有赵守正《管子注译》上册。本文正文依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管子》。
一、《管子》的战争观
《管子》的作者很重视战争的作用。《管子》把霸业的成就，国家的安危，君主的尊卑同战争联系起来思考。《管子·兵法》：“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淮南子·诠言》：“一也者，事物之本也。”《管子·重令》：“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重令》篇还指出：“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管子·参患》：“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则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管子》由于重视战争的作用，于是就猛烈地抨击了“寝兵”说和“兼爱”说。《管子·立政》：“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立政九败解》：“人君唯毋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然则内之不知国之治乱，外之不知诸侯强弱。如是，则城郭毁坏，莫之筑补；甲弊兵雕，莫之修缮。如是，则守圉之备毁矣，辽远之地谋，边竟之士修，百姓无圉敌之心。故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谋，“晦”的借字（郭沫若说），当尽，丧解。竟，今“境”字。修，当是“偷”字之误。偷，懒惰（依邱少华、牛鸿恩说）。还指出：“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若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敺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管子》虽然重视战争的作用，但是它却强调要慎重地对待战争，不可轻易地使用武力。《管子·幼官》：“数战则士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危。”《管子·兵法》中也有相同的论述：“数战则士罢（‘罢’通‘疲’），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管子·八观》中提出，不要常年从事战争，老百姓不要长期从事战争。《八观》指出，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十分之三的人就不能从事生产，那么庄稼就要少收三分之一。庄稼少收三分之一，如果原来没有储备，那么道路上就有弃捐的尸体了。十分之一的人服兵役，如果三年不解除，又没有多余的粮食，那么百姓就有出卖儿女的了。······百姓没有储备的余粮，国家禁止做的，就未必禁得住；民众中有饿死在野外的，让他们去作战就未必能获胜；道路上有弃捐的尸体，让他们守卫就未必能巩固。所以，命令未必执行，禁止未必禁得住，作战未必获胜，守卫未必巩固，那么国家的危亡 随后也就要到来了。所以，《管子·重令》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管子·兵法》提出了“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的主张。《孙子·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一战而霸。”看来，《管子》的这一思想，同《孙子》和《左传》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管子》强调战争的正义性。《管子·中匡》：“善之伐不善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之。”《管子·幼官》：“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之）君也”。《管子·枢言》：“有义胜无义”。《管子·法法》：“勇而不义伤兵，······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管子·大匡》强调，国君要“兢于德”，而“不兢于兵”，即在道德方面争高下，而不在军事方面争高低。
《管子》认为，粮食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的物质基础。《管子·八观》：“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八观》篇把农业作为守战之本，指出：“其耕之不深，芸（通‘耘’）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农业对军事的极端重要性，《管子·权修》篇说得更直接：“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治国》：“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
《管子》还论述了政治对战争的影响。《管子·七法》指出：奸人伤害国君的威望，奸吏伤害官府的法令，奸民伤害风俗，盗贼伤害民众。有了这四伤，将会导致国贫、兵弱、战不胜、守不固的严重后果。肾明的国君最重视的是政令、社稷、法律和威信，国君能够“论道行理”，“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战士就能“轻死安难”，忘我牺牲。《管子·五辅》谈了“得人”——得民心的问题。作者认为，国君的成功或失败，成就丰功伟业或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其关键在于能否“得人”。“得人”的最好办法是使人民获得物质利益；而实行清明的政治则是利民的具体途径。通过发展生产、实行法制、进用贤才，就能使人民衣食丰足，并且形成“上中正”、“贵武勇”、“好耕农”的良好社会风气和“上下和同而有礼义”的良好政治局面。这样，国君就能“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反之，国君就会“战不胜而守不固”，或者“兵挫而地削”，或者“身死而国亡”。《管子·八观》还说明了一个道理，国君应当严格实行法治，赏有功罚有罪，如果“良田不在战士”，而无功者受禄，就将“战不胜”、“地四削”以至亡、灭。《管子·大匡》指出：“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这说明，只有搞好内政，取信于民，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
二、《管子》的治军观
《管子》的治军思想是丰富的。如编制体制、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奖罚手段、将帅选择等方面，《管子》都一一论及到了，有的论述相当深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寄兵于政与寓兵于农。
《管子·小匡》是《管子》中一篇重要的军事论文，中心是论述“作内政而寓军令”，也说是寄兵于政的思想。寄兵于政，具体作法是：“参（三）其国而伍其鄙”。
“参其国”，就是把齐国的都城分成三部分，建立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齐桓公统率五个乡，高子率领五个乡，国子率领五个乡。国都三分就成了三个军。《管子》规定五家为一轨，[每家出一人]，所以五人编为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编为一辆兵车，由里司率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编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编为一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为一帅，所以一万人编为一军，由五乡的统帅来率领。这样，各级行政单位依次是轨、里、连、乡、帅，而相应的军事组织则是伍、小戎、卒、旅、军。两套组织，一套官员。平时，百姓各从其业，而在春、秋两季，则在官员率领下外出打猎，根据各人的表现进行赏罚，这样百姓就通晓军事了。《管子·小匡》篇指出：“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狝，治兵。是故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结合这种自然的居民组织来建立军事组织，好处是充分保证了夺取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管子·小匡》指出：“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伍其鄙”，就是把国都以外的地方分为五部分，建立轨、邑、卒、乡、属一套组织。《国语·齐语》记载，在乡和属之间，还有“县”。《管子·小匡》载：“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对曰：‘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大夫；五属五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卒”，原作“率”，邱少华、牛鸿恩据《管子·小匡》和《国语·齐语》改，依邱、牛说。“大夫”，原作“帅”；“五属五大夫”中的“五大夫”，原作“一大夫”，邱少华、牛鸿恩据《管子·小匡》和《国语·齐语》改，依邱、牛说。
《管子·禁藏》阐述了寓于兵农的思想，这和《管子·小匡》所说的“寓兵于政”的思想是一致的。《管子·禁藏》指出：把户籍的什伍制度做为阵列，把奖赏和惩罚做为文、武两种手段，修理的农具当作军事器械，农事耕作当作进攻作战，推拉铫耨当作剑戟，披上的蓑衣当作铠甲汗衣，编织的斗笠当作盾牌。所以，农具具备了，作战的武器装备也就具备了；农事耕作熟习了，进攻作战也就精通了。《管子·形势解》也说：“民者，所以守战也。故虽不守战，其治养民也，未尝解惰也。”解，通“懈”。
第二，以法治军。
以法治军，是先秦法家在治军问题上的共同主张。《管子》也不例外。《管子·重令》指出：“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功民。”《管子·禁藏》则认为，人们“见利莫能勿就，见善莫能勿避”。基于这样的认识，《管子》主张用重禄重赏的办法激励将士勇敢战斗的斗志。《管子·八观》篇把赏罚在治军时的作用做了过分宣染，指出：“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
《管子·轻重甲》论述了“重禄重赏”的作用。管子说：“冬冬地敲鼓，战士们就愤怒地投入战斗；枪枪地敲金，战士们就肃然而止。将帅拿着鼓棰敲鼓，战士们跟着前进，运送死者，扶持伤者，竞相进攻而不肯停止，口中喊杀声不断，双手伤痕累累，并不是报杀父之仇，这是优厚的俸禄和赏赐使他们这样。所以，卿大夫居于朝廷，如果不随之给予官爵俸禄，臣下是不肯尽忠的；发兵作战，如果不随之给予奖赏，战士是不肯死于阵列之中的。这样看来，这是大臣系心于俸禄，战士系心于奖赏。”
《管子·轻重乙》论述了管仲用“素赏”的办法激励齐国军民勇于牺牲的事情。素赏，就是战前悬不同的赏格，命将士破敌、擒将，事后给予奖赏。这与一般的战后论功行赏的做法是不同的。
管仲到宫里禀告齐桓公：“全年的税款是四万二千镒，请在一天之内素赏给武士。”桓公说：“好”。桓公下命令把旗鼓集中到泰舟的原野来会见武士。桓公于是走到坛上站定，宁戚、鲍叔牙、隰朋、宾胥无都肩挨肩地站着。管子拿着鼓棰拜揖武士，说道：“谁能攻陷敌阵、击破敌军，赏赐他百镒黄金。”管子问了三次都没有人回答。有一个人拿着剑走到管子前面，问道：“多少人的军队？”管子说：“一千人的军队。”“一千人的军队，我能攻破。”管子答应赏赐他百镒黄金。管子又说：“与敌人兵器交接、弓弩拉开，谁能擒获敌人的卒长，赐给百镒黄金。”有人问道；“多少人的卒长？”管子说：“一千人的卒长。”“一千人的卒长，我能擒获。”管子同样答应赐给他百镒黄金。管子又说：“谁能按照旌旗所指的方向，而能获得敌人主将的首级，赏赐他千镒黄金。”表示“能获得”的有十来人，管子于是答应赏赐给每人千镒黄金。其余表示能斩敌人首级的，答应赏赐每人十镒黄金。一天素赏，四万二千镒黄金全部用完了。
素赏以后，桓公叹息自己记不住这么多人。管子回答说：“您不要担心，姑且使他们在外立名声于他们的乡里，在内有益于他们的父母，在家有德于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样，武士就一定争立功名报答您的德泽，没有败逃的想法了。我们兴兵攻伐，打败敌人的军队，兼并敌人的土地，就不止价值四万二千镒黄金的财利。”桓公说：“好吧。”桓公告诫大将说：“统率百人的军官来见，一定为他安排朝见的礼仪。统率千人的军官来见，一定要拜送他，走下两级台阶。他们之中有父母的，一定送给父母四石酒，四鼎肉。他们之中没有父母的，一定送给他妻子儿女三石酒，三鼎肉。”实行这样的教令半年，父亲训诲他的儿子，哥哥训诲他的弟弟，妻子劝谏他的丈夫，都说：“这样优厚地受到礼待，却不为国家牺牲在阵地上，能够返回乡里吗？”
桓公后来发兵攻莱，轻易取得了胜利。所以没有割地封赏功臣，没有实际拿出钱财赏赐，就攻破了莱军，兼并了它的土地，擒获了它的君主。这就是素赏的作用。
管子用轻重之术保证粮食有足够储备，用储备的盈余的粮食赏赐战士。所谓轻重之术，是指控制物价的理论和措施。
齐桓公打算赏赐战死者的后代，说道：“我们国家，是地处冲要的国家，是客商会聚食宿的都城，又是虎狼栖息的多山的地方。现在每次发生战争，都死伤很多，而对战死者的后代，原来依仗战士的妻子，我都拿不出东西给他们，这事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