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国“现代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最早，由于中国面临“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所以“现代性”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建立独立的、主权的民族国家，这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现在，这些早期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考虑“现代性”问题时，关注点就应有所变化，应该突破原有的狭义的理解，思考在当前这个世界上，中国人究竟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中国人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系列价值论的问题。
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本来我们是作为中国人求生存求发展，然而最后求得了生存和发展，达到了“小康”，但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了。那我们当初不如直接去作美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算了，又何苦去追求一个“现代中国”呢？
因此可以说，“现代性”问题背后最大的紧张和焦虑并不是经济和技术发展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对自己生活现象的解释都落实不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而只能从别人那里获得解释的框架，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能力从价值层面上维持和组织好我们的生活世界，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的话，回不到传统，甚至这个十年和那个十年都接不上，也就不足为奇。对于中国当代知识界来说，承认这种内在紧张是来自理性世界和价值世界之间的冲突，是考虑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
“现代性”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现在一些人处理“现代性”问题的方法却往往相反，总认为现代化的标准是_种标准化的图景；他们总是在问离这个图景还有多远，而不是反思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事实上，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正是在过去的一二百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和日常生活中，在学术、思想、文化的积累中，在伦理世界的形成中，都有哪些正面的积极的经验。
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文学史研究领域。现在的一些研究仍把当代、现代与近代几个阶段相割裂，把“五四”、1949年和“文革”都作为历史断裂的标志，而且每次断裂都是以否定以前为代价来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其实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回到我们对西方学术的评价上说，西方文化的强势建立在它对自身历史的连贯性的论述，虽然它的历史本来可能是断裂的。而中国历史本来可能有很大的连续性，但我们的论述却只能是以几十年甚至十几年为一个单位，中国似乎很难承认过去每个阶段的历史都具有其自身的“现代性”，有一种肯定自我和创造性的东西。
回顾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这个过程中出现过很大的错误、弯路甚至倒退，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总体看来，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批判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何况对中国目前存在的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不合理的丑恶的现象，知识分子理应有批判的立场。但是，如何在批判和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肯定自己历史的更大意义上的正当性，这是西方学术的一个长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不承认自身历史的合法性，以一种抽象的关于“人”、“自由”、“个体性”以及世俗生活“常态”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去取代历史的严格的分析，其结果就会导致中国对自身生活和“现代性”经验的理解流于片断化或局部化。
记：您刚才多次提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文化热”，而且您有几篇文章也都谈到这个问题。显然您是以一种文化研究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您曾亲历过的文化现象。请您具体谈谈对这个现象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此外，90年代中国学界在学术思路和方法等方面都与80年代有很大不同，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张：我觉得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总的趋向是好的，即通过对西方学术总体性问题的探讨，去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虽然看上去似乎是在讨论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存在”，什么是“意义”等等，但在这些讨论的背后你能感觉到当时的中国人在想什么。大家关注西方人怎样考虑“现代性”问题，实际上这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如何对待传统等问题都具有很大的切关性。像这样的中西文化的比较不是虚的，而是基于一种类似——在类似的历史关头处理类似的历史的挑战和境遇。当下的中国学界反倒有一种唯名论的思路，即西方人谈什么我们就去谈什么，西方人怎么做学问我们就怎么做学问，但并不去思考西方人为什么谈论这个问题，又在什么样的思想和历史脉络里谈这些问题。比如1989年前后西方受东欧政局变化的影响突然谈起了“公共空间”，国内很多学者立刻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一时间，成都的茶馆、浙江的和尚庙、广场、大学宿舍等等都成为“公共空间”。这样的做法也许可以谈得很热闹，但事实上却割裂了理论和学术的内在脉络。
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也有一些长处。如学术再生产体制的建立、学术规范化、学术史的回顾，以及对具体问题的把握和对实证材料的发掘等方面都做得较好。但这种相对成熟的专业化的新的学术分工体制如何与中国当代学术文化思想的内在脉络联系起来，如何通过对思想脉络的把握进入到社会历史等重大问题，这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对80年代的问题避之唯恐不及，认为那都是虚的，现在做的才是实的，反而会令现在的学术缺乏内在的问题性和历史性，缺乏学理问题与社会整体的相关性。脱离了中国学术内在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性问题，专业化学术就失去了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性和合法性。
记：让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接轨，这是很多中国学者的期望。以您所处的位置，一定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反省。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和经验。
张：“学术接轨”这个提法不明确。是说中国学术的生产方式按照一种国际化的标准来生产呢？还是说中外学者讨论和思考的问题处于同一个层面上呢？是说我们要去说别人说的话，甚至按别人说的话去做，还是要像别人那样带着明确的文化政治的自我意识去思考自己的问题呢？
所谓中国学术的国际标准，在自然科学领域问题不大，但涉及到人文科学，我担心中国学者会出于接轨心切去寻找一种捷径，即与海外中国学研究接轨。海外中国学的确是西方学术整体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它是西方学术分工系统里的一个很小的局部，带有西方“东方学”和美国“地域研究”的特殊局限。如果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只能与海外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同行对话，我想这不是好现象。80年代的思想遗产之一是通过反思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问题，直接进入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通过梳理现代世界历史的内在脉络，来领会中国现代性历史经验的内在的正当性。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不在于请进多少汉学家或派出多少学者去海外东亚系或“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而在于中国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变成西方学者讨论当代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参照。中国学术应该有这个抱负，不但别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而且我们的问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如果中国学者能把对自己境况的反思推进到这个程度，就必然会对西方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产生一系列反响。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一个良性指标是看能否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对西方理论产生冲击，并对“普遍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正。中国学术如果没有一种超出中国范围之外的相关性，对世界范围内的学者的思考有所启发，就谈不上有什么国际性。
记：目前，国内学者也很关注“文化研究”，但大多数人似乎还在寻找适合的操作方法和具体的切入点。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国外“文化研究”的现状，并谈谈您对国内文化研究的看法。
张：相对于狭义的文学研究而言，文化研究的确是一种补充。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这实际上体现了学院内部研究思路的一种转向，是对学院体制过于狭窄和精英化的一种反拨。
国内自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以来，也有很多学者开始进行文化研究。现在也出现了细读文化现象和社会文本的思路。但美国目前的文化研究有一种倾向，就是越来越小圈子化，同时研究者的题目越做越小，而对具体论题背后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假设却越来越缺乏反思和批判能力。这样的文化研究以理论始，以反理论终，最后走到自己的反面。如果回避了真正的大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也许会很快沦为新的学院时尚和学院政治。中国文化研究会不会变成这种情况不得而知，但既然文化研究已对一些比较活跃的年轻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和冲击，那么这些研究者就应有意识地避免出现这类问题，避免那种挑个题目来操演理论辞藻和话语做派的做法。
中国文化研究的真正活力来源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这应该促使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去思考如何把局部的日常生活领域的问题与历史的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总体优势，就是每个局部问题其实都与那些根本性的大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研究也应发挥这个优势，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语境下，把文化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社会批评、文化批判、思想批判的取向联系结合，那样的中国文化研究就会有自己的特色，就可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相反，如果仅仅是通过文化研究这种新的学术规范为各自的学术专业化找到一个位置，各自“占山为王”进行新一轮的文化生产，一头扎进那种似乎很理论化但实际上未曾经过理论思考的局部现象，那么这样的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很有限了。问题的关键不是看你的研究多么像一个文化研究，多么符合美国学院式的规范，而是要看你通过这个研究理出了文化现象背后一条怎样的线索，抓住了哪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切入了现实的整体。
（原载《中华读书报》刊2002年7月17日）
